张国君：疫情之后的世界景象与对策

点击：  作者：张国君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0-04-06 15:13:32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前美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艾伦(John Allen)：“这次危机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国际权力结构重新洗牌。…国际体系将由此承受巨大的压力，并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稳定且广泛的冲突。”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这场疫情将为西方大战略辩论中的所有不同阵营注入动力。民族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对华鹰派，甚至自由国际主义者都将看到证明他们观点紧迫性的新证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新冠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印度原国家安全顾问、原驻中国大使希夫山卡·梅农（Shivshankar Menon）:“新冠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将改变当前的国内及国际政治生态。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仰赖于政府权力，以管控当下的公共卫生危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可能退回80年代以前。”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一、疫情过后世界或将呈现“四种景象”

 

第一，国际组织的功能减弱。传统国际组织被架空，区域合作组织正面临重新组合，世界或将陷入新标准和规则的争论之中。

 

美国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减弱，让美国的政客们十分不爽。为确保“美国优先”，美国政府必须主导国际组织，主导不成，便选择退群。同时，还要想方设法让其空转，以显示美国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一些国际组织陷入空转，更多的国家不得不另寻出路，加入适合自己的区域合作组织。比如在疫情暴发后，印度发起了一次由所有南亚领导人参加的视频会议，以制定一项共同应对危机的区域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区域合作组织若没有美国参与，又将遭到美国的干扰和破坏，以造成拟进组织的成员左右摇摆。

 

无论是国际组织功能衰弱，还是区域组织的构建，根本问题还是围绕本国利益的标准和规则之争。而这个“之争”一旦有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插足，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之中。

 

第二，国与国和国家内部关系愈加复杂。这种复杂，集中体现在制度之争、主导权之争、中美关系等方面。

 

第一世界大战后，刚刚诞生的苏俄社会主义险些被资本主义扑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形成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并由此引发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其间，中国开始融入西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对两种制度的争论越来越多。特别是通过此次抗疫行动，中国很好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疫情过后，关于两种制度的争论可能愈加激烈。

 

主导权之争，一直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次疫情，让美国深感其主导权的减弱。然而，为维护其主导地位，美国不仅不情愿分享权力，反而会将问题归罪于新兴国家。美国的目标就是就要主导和控制，主导和控制不成就肢解。

 

可以预料，疫情之后美国打压中国的力度或将持续加码。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微妙。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所说，“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以及欧洲一体化的衰退。”

 

第三，经济秩序或将重组。主要体现在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等方面。

 

从目前情况看，美国还处在科技创新的前端。虽然中国已是制造业大国，但仍处在科技创新的中后端，许多“卡脖子”技术亟待解决。3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号召“两党团结起来，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独立。”这种独立，意味着美国将彻底放弃由自己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

 

若美国真要建立独立的制造业，就会对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进行持续打压。这种打压，或将导致现有的科技供应链和产业链断裂。结果可能如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的预测，“本次新冠疫情对世界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冲击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极易遭到破坏。”

 

由于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制造和商品消费市场，在美国的打压和封锁下，必将不断加大原始自主创新力度，努力向产业链前端延伸，建立安全可控的科技供应链和产业链。这种新链条的建构，或将引发原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重组。这种重组，将直接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

 

金融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定价权”上。自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美国就牢牢掌控着“金融定价权”，全球股市都看华尔街的脸色行事——“跟跌不跟涨”。同时，美国还操控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宗商品买方市场”和“消费类商品卖方市场”，既没有买方市场定价权，也没有卖方市场定价权。因此，中国进口什么什么贵，出口什么什么便宜。这个问题，疫情之后或将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四，世界自由贸易秩序或将受到严重阻碍。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始终坚持国内法高于国际法，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不断挑起世界贸易争端，干扰正常世界贸易秩序，导致WTO上诉机构因法官不足而停摆，相关改革也陷入僵局。

 

美国政府的行为，无疑为各国政府干预世界自由贸易提供了样板。为维护本国利益，一些遭受贸易损失的国家不得不效仿美国。自这次疫情暴发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已经在以种种理由限制有关物资的出口和进口。例如，美国政府企图并购德国疫苗研发和生产商事件，中美、中欧之间的口罩风波，巴西、越南限制粮食出口行动等等。对此，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预测，“新冠疫情将会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

 

二、出现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

 

一是政治团体被利益集团或眼前利益所绑架。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其他层面，全球化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然而，由于某些政治团体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或出于眼前利益，导致了某些“逆全球化”现象。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每个国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重要的问题是，对这种利益的定义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这次COVID-19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如今，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不仅是事实，也是未来发展的潮流。这个潮流，恐怕谁也无法阻挡。

 

二是人类文明融合正遭遇巨大阻力。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人类文明融合的议题迟早会摆上议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依靠其人才、经济、军事、科技等优势，逐渐掌控了国际话语权，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无政府主义理论，正在由美国大力推行，比如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等，虽然并不被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政治学家的完全认同，但从美国政治家近期的所作所为看，这些理论正在影响和左右着美国及西方政治团体的现实决策。

 

三是对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认识仍不统一。传统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以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在频繁暴发的大灾大难面前，单纯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很难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虽然已经得到联合国及多国政要、学者的支持，但相关理论体系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加之，一种新思想和新理论的提出，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辩论和验证，国家间的相互猜疑在短期内仍很难消除。

 

三、应对之策

 

这次疫情表明，在当今世界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的大背景下，唯有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接下来，我们又会遇到由谁来联合、怎么联合的问题。

 

1.真正强大了才会有吸引力和号召力。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不仅取决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实力”，而且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软实力”。即“话语权”。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说，“中国现在还是缺少合适的、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话语。”这次疫情，中国向世界提供的积极援助，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别有用心”，甚至被误认为想“称霸”，单调的“国际主义”“团结互助”又很难让人信服。因此，中国在集中发展自己的同时，还要注重建设具有全球视野和先进思想的高端智库，准确了解和掌握世界各国特别是强国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并站在推动人类社会安全与发展的高度，系统构建人类社会治理和发展理论体系。

 

2.切实把科学技术摆到第一的位置加以重视。人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时代，要解决创新链和产业链中的“卡脖子”问题，都离不开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既然我们已经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应该把“科技人才”摆到第一的位置上加以重视。围绕发展第一生产力，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围绕科技人才的生长规律和基本需求，从科技人才生长的源头抓起，积极为科技人才提供肥沃的生长土壤和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3.把引进和利用外“智”摆在更优先的位置。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上成效显著，但在引进和利用外“智”上则少之又少。“百人计划”和“千人计划”，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在外“智”特别是国际权威智库利用上更是乏善可陈，以至于我国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很难及时被认可而进入别国的决策层。实践证明，引进和利用外“资”完全不同于引进和利用外“智”。前者主要是追求短期利润，而后者主要是追求持续价值。前者看重的是市场环境，后者看重的则是文化环境。长远看，引进和利用外“智”比引进和利用外“资”更加重要。

 

4.记住：“融入”环境是“改变”环境的根本路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算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无论是在人才培养和利用方面，还是在生产、生活和文化环境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同。未来我们要跟上潮流或勇立潮头，首先应学会融入和消化吸收，然后再集优发展。融入是集优的前提，集优是融入的目的。只有通过融入和集优，才能实现根本性的改变。

 

作者：张国君 孔明新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