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风教授1932年4月21日出生于江苏高邮，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宄会前任会长和现任名誉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吴易风教授曾获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吴玉章优秀科研成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宄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研宄成果奖一等奖等奖励，并获全国模范教师、资深翻译家、北京市人民教师等荣誉称号。

有教无类  坚持马列——我眼中的吴易风教授

2003年9月，我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2006年7月，我顺利毕业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快十一年的今天，我已经成长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的三年，奠定了我的经济学学术基础，也使我形成了将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作为我终生职业的想法。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的三年时间，我得到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教授的悉心指导。吴老师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享誉海内的著名经济学者。他品行高洁，知识渊博，能力出众，治学严谨，坚持真理，崇尚创新，诲人不倦，甘为人梯，淡泊名利。对我这样一位资质平平、跨专业报考的学生，毅然招收，因材施教，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扶我上路，身体力行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吴老师的知识、能力、人格魅力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坚守已经并将继续对我的一生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有教无类

我的考博经历有点曲折。我是2000年6月从湖北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毕业的，考博一般要提前一年准备，所以从1999年3月开始，我就开始准备考博。我1997年本来报考的是华中理工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后来调剂到湖北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出于对经济学专业的热爱，我仍然想考回来读经济学博士，然而我也深知，困难是相当大的，几乎大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我本科是在湖北农学院读的果树专业，就读的高校一般，专业也相隔十万八千里，有哪一位名校博导愿意招收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人呢？世人几乎都知道，搞学术研究，大部分人转型是不成功的。但我是一个喜欢做梦，而且痴心难改的人，最终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于是，我到图书馆去查阅博士招生简章。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报考名校的经济学博士，而且考试课程我要比较擅长，有比较优势。我几乎翻遍了中国所有名校的博士招生简章，经再三考虑，决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考四门课程：英语、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高等数学，当然考博考四门课程，在人大独此一专业，在全国高校也不多见。因为我是跨专业报考，所以还要加试一门政治经济学。英语所有专业必考，西方经济学我考研时看过很多遍，基础较好，再提高一下相对容易一些，经济思想史完全没有学过，学习难度较大。高等数学，我基础较好，一直是我的强项。政治经济学，我高二学过，大学也学过，考研时也复习过很长时间，不是很担心。那报考谁呢？这个问题还是纠结了我较长时间。我的想法是，必须报考一个老教授，因为老教授知识渊博，学风严谨，执行党的招生政策具有坚定性。这样符合条件的人就有两位，一位是高鸿业教授，一位是吴易风教授。由于当时我没有念过经济学专业，我无法确切地知道两位教授的具体情况。复习的书是高鸿业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和吴易风教授主编的《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而且在高鸿业教授主编的上述两本教材中，标有“学术顾问吴易风”字样，我初步判断两者的学术水平应是不相上下的。还有一个想法是，在博士招生简章上排名第一的人，一般都带有行政职务，报考的人相对较多，难以考取，特别是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更是难上加难。最终，我决定报考吴易风教授。为了看看吴老师对我这种就读高校一般、“半路出家”的人报考他的博士是什么态度，我给吴老师写了一封信，十分客观地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特长优势，也表达了我迫切的求学愿望，恳请他给我一次求学机会。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吴老师很快给我回信了，写了大半页纸，字写得非常工整。大意是欢迎我报考，复习时要注意哪些问题，要有两种思想准备等。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作为纪念。

人大2000年考博的时间是3月18、19、20日三天。我提前几天来到北大，找我的高中同学陈晋阳，他于1999年考取北大地球化学专业读博。我在他的带领下到北大西门附近的一个小招待所住下，复习，适应北京的气候。3月17日下午，我来到人大看考试安排与考场。在考博的三天时间里，考试比较顺利。唯一不顺的是，我穿着袄子，但人大考场有暖气，我竟然不知道。虽然感觉有点热，但又不敢脱袄子，害怕感冒了无法继续考试。所以，每场考试下来，我的衣服都湿透了。好心的监考老师以为我生病了，走到我身边来询问我的身体情况，提醒我将袄子脱了。由于上面的顾虑，我只敢将拉链拉下来。面试在3月20日下午进行，面试的地点在研三宿舍楼的教室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吴老师，瘦高个，精神矍铄，带一顶帽子，有一位师兄在做记录。吴老师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报考人大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看了哪些经济学专业的书，看了哪些数学书，掌握的程度等。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今年报考他博士的考生很多，大概有二十人，而录取的指标很少，希望我有两种思想准备。他还问我，返程火车票买好没有，我说买好了，今晚的火车返汉。他又问我，赶火车，时间来不来得及。我说，时间很充足。他放心了，将我送到教室门口，再去面试下一位考生。大约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研招办寄给我的考博分数通知单，四门课程总分270多分，英语59分，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都是70多分，数学只考了76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加试的政治经济学74分。我问了下其他同学，得知这个分数应该是过线了，但不算高分。虽然我知道我考取的可能性不大，但人性是有弱点的，总有一点侥幸心理，于是在焦虑中苦等录取结果。大约等了一个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忍不住又给吴老师写了一封信，主要询问录取结果。吴老师很快回信了，说由于当年录取指标太少，我未被录取，希望我安排好以后的工作与学习。看到吴老师的回信，知道自己名落孙山，真是沮丧。我冷静下来想，不录取我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的。如果一定要怪谁的话，就怪自己高考出现那么大的失误。当时也有些灰心，觉得这辈子注定与经济学无缘了，就将我的经济学书籍收起来打包，以免触目伤怀。反过来想，这辈子如果我因为畏难而不去人大考经济学博士，我会抱憾终身的。

2000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工作。这个地方的经济待遇较好，虽然工作有点忙碌。2001年3月，作为湖北省委加强农村基层建设工作队的一员，我被学校派遣到湖北省阳新县浮屠镇玉莬村驻村一年，2002年3月回校。回校后，看到跟我同一年进校的一些同事考上了博士，久违的心又蠢蠢欲动了。于是我到学校组织人事部去打听在职员工读博的相关政策。人事科的刘科长告诉我，像我们行政管理人员，学校不太支持读博，如果一定要考博，当然也行，但只能考行政管理或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博士。我对这两个专业真的没有什么兴趣，刘科长的话再次打消了我读博的念头。有一次，我与时任成人教育学院院长陈柏东教授聊天，偶尔说到读博的事情。他问我真的想读博士吗？我原原本本地将我考博的经历告诉了他，没想到他十分支持我，并鼓励我再次报考。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考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因为没有人支持而未能成功，是他一生的伤痛。在他的帮助下，学校终于同意我报考西方经济学博士。在他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重新找出经济学书籍，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一种复杂的感觉涌上心头，有欣慰，有感恩，更有期待。

在职考博士比应届生考博士更难，因为白天要工作，有时工作还很忙，只能晚上看书复习，做练习题。不管多难，我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人大2003年考博的时间定在3月22、23、24日三天，我还是提前几天到达了北京，还是住在了北大附近的一个小招待所里。这段时间正闹“非典”。3月21日下午，我去看了考场，一切如常。3月24日上午考数学，因为是周一，考场移到一号教学楼另一间教室。看考场时，我看的是该间教室的后门，当时并不知道应该从该教室的前门进考场，该教室的前门必须从另一个大门进，所以24日早上我大概七点二十就在考场的后门等，一直等到七点五十几分，门还没打开，我一下子就急了，难道考场改了地点，但我没看到任何通知啊，要是误了考试可不得了。我看到有几个考生往楼下跑，急忙跟着他们一起跑。等我们从该教室的前门进入考场，监考教师正在分发试卷。我坐下打开试卷时，心还在突突地跳。这次高等数学考试比2000年那一次难，第一题是一个广义递推积分，本来就紧张的心就更紧张了。我深吸了几口气，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进入正常答题状态。在规定的时间内，总算圆满地将数学试卷做完了。25日上午进行了面试，我再次见到了和蔼可亲的吴老师。大约一个月后，我通过声讯电话查到了自己的成绩，跟上次的考试成绩差不多，各科成绩也过了，但能不能录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等待的日子总是很难熬的。由于当时“非典”闹得非常厉害，全国都很紧张，出差都要登记隔离，所以无法打听到录取结果。大约再等了一个多月，还是忍不住跟吴老师打了电话。吴老师告诉我录取了，但是，要转到王健教授名下。因为王老师今年首次招生，公布招生简章时，王老师的名字并没有写上去，请我理解。王老师与他是一个博士生培养团队，王老师的学生与他的学生专业课一起上，培养要求一致。还告诉我，王老师是一位较年轻的老师，学术素养高，学术成果十分丰硕，是一位十分不错的老师，请我放心。我当即表示，没有异议，听从吴老师的安排。最后，我问吴老师，从现在到上学还有一段时间，我要看些什么书。吴老师建议我看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但要看英文版的。我愉快地答应了，到书店买了英文版，并坚持看完了。听说被录取了，心情十分激动，眼眶有些潮湿。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重镇，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多次在全国官方评估中名列第一，吴老师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标志性人物，能够被录取到他们的团队做博士研究生是我的荣幸，我由衷地感谢吴老师录取我。同时我也感到，吴老师作出录取我的决定肯定是十分艰难的，因为我本科、硕士阶段所学的专业与西方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跨度很大，转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不太成功的。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达到博士生毕业的各种要求。实际上，同时我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经过几年的培养，达不到博士生毕业要求，我自动申请退学，绝不连累任何人。子曰：“有教无类”。不因跨专业而不录，不因基础差而放弃。在吴老师身上，真正体现出了这种人类伟大的教育思想与情怀。

二、坚持马列

2003年9月，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生，那种喜悦之情是难以言表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因为我是跨专业考生，所以按照学校培养规定我要补修两门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阶段的核心课程，但我想既然到人大求学机会不易，在时间安排允许的情况下，我要补修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阶段的所有核心课程。

第一次到吴老师家上课，大概是开学后两周。那一天上午八点半，我与同届的博士生任荣华、彭五堂、尹德洪一起来到吴老师静园的家。到吴老师家时，吴老师已经在家中等候。静园的楼房虽然有些破旧，但吴老师家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书柜里、桌子上到处都是书，但摆放得整整齐齐。客厅里有一架钢琴，用一块布盖着。衣柜的顶部，有一尊吴老师的雕塑。吴老师为我们准备好了开水、一次性茶杯、茶叶、咖啡，叫我们随便取用。

上课前，吴老师首先对我们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即话锋一转说，但要准备吃大苦，做研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继续说道，本人学历不高，只是一个本科生，受的正规教育很少，很多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听了这话，我有点吃惊。这样一位“三通”经济学家，竟然受的正规教育很少，有点不可思议。后来，通过阅读有关吴老师的各种报道等，我才知道吴老师因为家境贫寒，没有读过正规小学和中学，只读过几年私塾、半年小学、两年多初级师范和四年大学本科，但是他凭借自己持之以恒的努力和超乎常人的毅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更令我吃惊的是，在与博士生第一次见面时，吴老师就将他的教育经历和盘托出，这需要怎样博大与宽广的胸怀呀！吴老师说，本届招收的四名学生，由他与王健老师共同教授专业课，他主要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王健老师主要教授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他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材就是三卷本《资本论》与三卷本《剩余价值理论》，要求我们通读精读这六本原著，并作读书笔记，他要检查。后来我了解到，这不仅是对我们这一届博士生的要求，也是对他的任何一届博士生的要求。吴老师说，在经济思想史上，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之日起，就存在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继续，而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革命的过程中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的崭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在发展。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在现代，仍然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是西方经济学。因此，决不能认为现代或当代经济学就只是西方经济学，决不能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来专指西方经济学。吴老师讲这番话其用意是极为深刻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过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势头日趋迅猛，以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日渐式微。在今天，在中国的经济类学术期刊上想发表一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所幸的是，中央已经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希望能够带来可喜的局面。吴老师说，社会经济生活充满着矛盾，处于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研究经济科学。但与此相反，很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尽管他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最合理的经济关系。然而，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的阶级性总是客观存在的。吴老师希望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要站稳人民的立场，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当前，有些大牌的“经济学家”，企图建立一套“超阶级”的、普适性的一般经济学，注定会徒劳无功。一些忙于“走穴”的“经济学家”，为了“蝇头小利”甘愿为某些利益集团“站台”，表明他们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我们的第一次课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师兄弟四人依据自己前期收集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理解，谈个人的看法。吴老师安静地听着，有些我们说得不清楚的地方，他会插话问我们。我结合熊映梧老师的《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一文，谈了自己的观点。由于我是第一次在专业课上论述自己的观点，不免显得有些紧张，吴老师慈祥地看着我，鼓励我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吴老师在总结发言中讲出了自己的观点，从马克思的规定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当然，这不是最终的结论，你们仍然可以继续探讨。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吴老师补充道。吴老师还说，经济学科学研究，一定要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占有的第一手资料越丰富、越详尽、越新颖，做出高质量成果的可能性越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的厚度，往往与学术成果的高度成正比。

在吴老师家中上课，两周一次，如遇特殊情况如出差等可以顺延，没有落下一次课。每次上课前，吴老师都要我们交《资本论》的读书笔记，他都要详细地批阅，写下批语。这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偶尔得到吴老师的一两句表扬，内心还是有些暗自得意的，虽然我已经读了快二十年书。在与吴老师的课堂讨论中，他对我们头脑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会给予说理式的批驳。对我们在讨论中迸发出的一些有意义的思想火花，他会鼓励我们深入地探讨下去，写成论文投出去。总之，吴老师一学期的课程，感觉给了我很多启发，受益良多。博士一年级第二学期，我们不再上吴老师的课，但是吴老师要求我们写《剩余价值理论》的读书笔记，仍然逐字逐句地进行批阅。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啊！两学期下来，我们做的《资本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读书笔记，几乎有四十万字。这为我打下了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功底。

2003年11月份，吴老师的2002级博士生张红凤找到我说，最近国家要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请某位著名经济学家谈了观点。该著名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要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做一些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事情。《光明日报》理论部最近在组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想请吴老师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由于吴老师这段时间工作比较紧张，想请自己的博士生起草一个初稿，他修改一下，但他不署名。我说，师姐，我还没有在这么高级别的报纸上发表过论文呢，我们试试吧。在一种公民责任感、使命感的驱使下，在一种“无知者无畏”的闯劲下，我仅花两三天时间就起草了一个初稿，约有八千字之多。然后，给师姐与吴老师进行修改。最终，这篇论文以《充分把握机遇 有所为有所不为》为题，发表在2003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理论版上，约有4600字。有一次，我们到吴老师家上课，吴老师拿着这份报纸对我说，你的大作发表了，编辑对这篇论文的评价很高呢。这篇论文最成功的地方，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他将编辑写的评价意见十分认真地念给我听。听了以后，我的热血有些沸腾。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经济类学术论文，而且发在这么高级别的报纸上。

国有企业产权如何改革，是既重视经济理论研究又十分重视实践研究的吴老师一直十分关心的问题。2004年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中，就有一个这方面的选题。吴老师决定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为题申报这一项目。2004年暑假，他打电话将我们师兄弟四人叫去，按照他设计的总体方案写申报书。我负责的部分是产权理论研究。吴老师给了我这方面资料的清单，我将所有的资料要么到图书馆去借来，要么到书店去买来，在寝室里开始写作。写完一部分，就交给吴老师审阅、修改。在写作中碰到问题的时候，就趁吴老师晚上在求是楼前操场散步时，请教他，吴老师总是耐心地给我解答，从不嫌弃我经济学基础有多差，资质有多愚钝。每次听了吴老师的解答，我总能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大约写了一个月，我负责的部分终于写完了，但我心头却有负担，生怕我写的部分写得不好，拖累了课题组。吴老师得知我有这一想法时说，你写的部分经过我修改后，就由我来负责了，你不用担心。这个项目最终没有获批，但在2006年转为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大攻关项目。我作为这个课题组的成员，承担了产权理论比较部分。我十分认真地将这部分写完，交给吴老师审阅、定稿。同时按照人大重大课题结项要求，在期刊上发表论文。我分别在《高校理论战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经济问题》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六篇，为课题顺利结项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该课题最终成果也以《产权理论与实践》为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人大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时间，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不仅按要求修完了所有的博士课程，而且补修了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的几乎所有主干课程，如中级微观经济学（上、下）、中级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我的博士学科综合考试课成绩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2006年5月，我期盼已久的博士论文答辩如期举行，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政府经济规制理论研究》。答辩那天，任荣华、尹德洪、彭五堂分在一组，我与朱忠文分在另一组。我们这一组的答辩专家是七人，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答辩阵容是非常“豪华”的。我的心情是既兴奋激动，又忐忑不安。答辩前，我请教过王健老师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注意事项，自己也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整场博士论文答辩下来，上衣湿透。最终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那一刻，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在聚餐时，北大的王志伟老师听我的导师王健老师说我是半脱产攻读博士研究生，似乎有点不相信，又找吴老师求证。吴老师说，他虽然是半脱产攻读博士研究生，但他呆在学校的时间非常多，学习非常认真，抓得非常紧。这非常不容易。临别赠言，吴老师希望我们研究经济学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充分汲取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一位老师培养八十名博士，如果百分之二十的博士去当教师，这些教师出去教书育人，至少会培养上万名本科生，几百名博士与硕士，这些人当中如果有人继续教书，还会影响更多的人。如果当老师的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会贻害无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话，我永远牢记在心里，内化为自己的学术积淀，外显为自己的学术观点。

三、不忘师恩

我2006年7月从人大博士毕业，但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转岗时遭遇了一些挫折。我是2007年8月才转至工商管理学院教学科研岗位的。转岗后，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吴老师，吴老师似乎有些惋惜，他可能认为我转至经济学院任教更好。实际上，我的第一选择也是经济学院。初至教学科研岗位，教学科研工作十分繁忙。但不管多忙，我每年过春节和吴老师生日那天，我都要送上我的祝福。这是我对吴老师的一份敬意，一份感恩之心。而吴老师也不管多忙，都会回复我，总不忘嘱我努力进取。毕业之后，我有很多次到北京出差，每次去北京，总想去看看吴老师。但师兄告诉我，吴老师现在年纪大了，仍然笔耕不辍，时间抓得很紧，一般不要去打扰他。所以，我虽然已经毕业快十一年了，但毕业后到吴老师家中仅仅去看过他一次。还有一次见吴老师是在2009年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第十七次学术研讨会上。吴老师还是那样身体硬朗、精神饱满，动作还是那样干净利落、快速迅捷，开会还是那样准时到会，不随便插话，讲话铿锵有力，颇有君子之风、仁人之范。毕业之后，虽然再不能耳提面命地接受吴老师的指导与教育，但我经常阅读吴老师新写的秋水文章，在作品中与吴老师交流。吴老师的立场还是那么坚定，眼光还是那么犀利，观点还是那么独到，建议还是那么接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吴易风文集》作为我的枕边之书，在我工作累了时，像看小说一样随时翻看。不谦虚地说，对吴老师的学术思想、研究风格和写作特点，我是有相当深厚的研究的。

从人大毕业之后，我一直以“人大校友”这一身份来严格要求自己，秉持“实事求是”的校训，希望自己能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到目前为止，在经济类CSSCI来源期刊与报纸上共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出版专著两部、合著两部、合译著一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纵向课题十项，获省部级、厅局级学术奖励五项。当然，如果当初我能去经济学院任教，很大可能会取得更为可观的学术成果。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吴老师深受中国“有教无类”传统思想的影响，如果仅仅基于培养经验，我断然是不会被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那么我将无缘于经济学博士，只能成为天下苍生中极为普通的一员，泯然众人矣。所幸的是，吴老师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并在教育实践中发扬光大，对我这样的中等之才不嫌不弃，在培养过程中又对我不抛弃不放弃，因材制宜，因材施教，才让我有机会成长为一名高级经济学专门人才。吴老师爱党爱国的思想、忧国忧民的情怀、“弘扬马列、借鉴西学”的学术遵循，已经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在我身上生根发芽，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

作者：吴振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