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自“十二五”规划以来，中国生物产业可谓快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5%以上，两倍于当年GDP增速。2015年，生物产业规模2015年已超过3.5万亿元，并呈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创新是这轮行业发展毋庸置疑的主动力。为了更好地了解以制药为代表的中国生物产业发展，尤其是新药创新能力的现状。近日，《知识分子》考察了苏州生物纳米园，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这里已成为中国生物产业快速发展的缩影。我们将以苏州生物纳米园为切面，通过一系列文章，为读者呈现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真实面貌。

2016年，苏州生物纳米园的两家新药研发公司：信达生物和基石药业，在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榜单中，位列前十名，融资规模共计4.1亿美元。2015年，信达生物与美国礼来制药集团两次达成合作，共同开发新型肿瘤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总金额达33亿美元，成为中国生物制药领域里程碑式的事件。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信达生物董事长俞德超博士对《知识分子》表示，在国家近20年的大力推动下，基础科研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新药研发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当下在新药研发监管、国家支付体系以及资本市场准入方面，新药创新仍频频遭受限制。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新药研发环境？以下为俞德超博士的见解。

信达生物董事长俞德超博士

中国新药研发环境是否越来越好？

知识分子：最近，《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化学会周刊》同时关注到了正在快速增长的中国新药研发市场，你对此怎么看？

俞德超：我觉得这两篇文章都有些夸大中国新药研发的现状，特别是《华尔街日报》用“Powerhouse”来形容中国正成为生物技术的世界强国，应该说中国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走，但离实现目标还很远。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中国生物产业发展的确很快，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从“九五”、“十五”、“十一五”到“十二五”，四个五年计划持续性的支持，以及在生物医药领域中863、973项目持续的投入；二是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水平的提高，大量海归回国。至于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我个人觉得还没有真正来临，很多技术仍处于“青苗”阶段，但前景很好，因为国际市场对中国药的观念正在改变。以前国际市场一谈到中国药，普遍印象是不放心、仿制、质量差，所以几乎没有老外愿意花大价钱买中国的东西。但现在中国新药研发的大环境，从政策、人才、资金、风投、监管上来说，都在变好，国际市场看中国药的眼光也在变，只要你的东西是好的，他们就愿意来投钱。

知识分子：近些年来，生物产业发展速度很快，我们还有没有更大的空间改善研发环境，来鼓励新药创举呢？

俞德超：对于创新，不管什么行业，这三个方面很重要，我称之为创新的生态系统：第一，基础研究，所有的创新药都是基于基础研究，中国是在“四个五”投入后，基础研究、技术方面有很大提高，论文和专利数量都很多，但原始创新还不多，真正革命性的技术，比如基因编辑、RNA疫苗等技术还很少，RNA治疗技术成为去年融资最多的公司，这家公司位于美国波士顿地区，在A轮阶段就融资了四亿多美元，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想法和做法，这种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中国还很少；第二，监管科学，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食药监局（CFDA）正在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将会在中国医药创新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例如，食药监局2016年实施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要求曾被批准上市的仿制药质量、有效性重新做一次新的评价，不符合要求的撤下来，中国要搞创新，尤其是制药产业，一定要有这样的铁腕维护“规范”，这有利于中国药业长远发展。今年，食药监局又接连推出了重大改革举措。3月出台了《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5月11日，一天连续发布了三条鼓励创新药发展的公告（征求意见稿），这样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对推动中国药业与国际接轨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药品监管是一门科学，要遵从“科学精神”也要有“科学的路径”，两者缺一不可。事实上，美国所有的治疗技术、产品上的突破，都与它的监管科学密切相关。在美国，如果你有创新的想法，有一些异想天开的东西，只要符合科学，都容许你去尝试、去做，最后还容许上市；第三，市场准入，搞创新药，一定要让搞创新药的企业或个人挣到钱，创造了财富才有动力和实力，从而更好地推动创新，但我们现在面临的现状是新药研发出来后如果进不了医保，药就卖不出去，企业就挣不到钱。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在中国批准的17个创新药里面，一年销售额超过1亿人民币的，只有4个药。即使卖了1亿，因为前期投入大，企业也挣不到钱。我曾在《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表示，合理的回报，是持续创新的基础。所以我觉得创新应该是这三方面：基础研究、监管科学、市场准入，只有这三个方面的体系形成了，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创新药。

知识分子：最近，CFDA为鼓励境外未上市的新药，经批准后，在境内外同步开展临床试验，缩短境内外上市的时间，很多人认为“狼来了”，你如何看待？

俞德超：以前，中国是关起门来做药，国外的企业要进来，有设置门槛，要“三报三批”，有意把外企挡在外面，这当然对国内企业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最近，CFDA出台的草案，我个人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最重要有三点：第一，这对中国老百姓是好的，老百姓有机会同全球老百姓同步用到世界最先进的药，这些药以往要等国外上市五六年后才有机会在中国上市；第二，对外企是重大利好，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第三，对中国企业产生巨大冲击，但长痛不如短痛，就像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样，如今回过头去看，这个决策倒逼着我们实现了飞跃发展。

创新企业如何寻找研发方向？

知识分子：很多人认为，信达生物发展速度非常快，你觉得主要原因可归结于哪些方面？

俞德超：信达生物于2011年8月份成立，至今不到六年。公司的快速发展最主要的还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说我们公司有特色的话，那就是创新。一个东西好不好，有没有创新点，评价标准很简单，第一，它能不能被批下来；第二，跨国公司愿不愿意花大钱买它。五年前，我们公司一开始运行的时候，就定了一个目标，要做世界标准的药。我们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家通过世界五百强制药企业GMP审计的企业。礼来公司跟我们有六个抗体在全球范围进行合作。

知识分子：在药物研发管线上，信达生物是如何设计的？基于什么考量？

俞德超：目前，我们有15个单克隆抗体，有6个在临床研究中，有4个到临床三期了。有人说，全世界找不出几家企业，药品开发做得如此快。我们主要针对肿瘤，只做单克隆抗体。事实上，2016年全球卖得最好的10个药里面，有8个是生物药。卖得最好的100个药里面，有57个是生物药。修美乐是卖得最好的生物药，年销售额160亿美元，它一年的利润相当于中国所有药的销售额加在一起。但这个药不一定在中国卖得好，在中国药卖得好，靠医生，在国外，疗效好、安全的药才可卖得好。另外，我以前开发过一个一类新药康柏西普，治疗眼病，它现在已是中国卖得最好的药之一，预计销售会超过10亿元，它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国命名的第一个生物药，所以眼科也是我喜欢的领域。

知识分子：现在创新的大环境很不错，但如何做到持续不断的创新呢，很多公司都是跟着创新的热点走，没有固定的方向，怎样把握一个好的方向?

俞德超：我们很专注，那么多的大分子、小分子，大分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领域，我们都不做，包括单克隆抗体里面的ADC（抗体药物偶联物）药物，美国公司也做得很多，我们不做，我们就做单克隆抗体。我们希望有一天，它们是中国普通老百姓需要的时候都能用得着、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一个公司就像一个人一样，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集中搞这个细分市场，将它做得最好。实际上，单克隆抗体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现在在研的生物药里面，83%是单克隆抗体。

中国公司当下是缺技术，还是缺优秀的CEO？

知识分子：中国很多制药企业规模很大，但很多是家族式的企业，与国际制药领域通行的做法不一样，你觉得这些公司未来是否能与国际接轨？未来引领中国制药领域，会是这些公司吗？

俞德超：制药行业在中国还是在起步阶段。不像别的行业，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源。一个家族企业，手上有非常多的资源，有第一桶金，像我们没有第一桶金。这个行业要有大规模投入才有产出，所以家族企业不一定就做不好，家族企业也有做好的，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制药公司要变成真正的创新行业，必须面向国际，成为在国际平台上，做创新药的企业。

知识分子：有专家表示，目前生物产业、技术、资本不是很大的问题，但缺乏综合的管理人才，这种局面可能对研发型企业没什么影响，对一个生产型公司来说，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

俞德超：是的。现在大部分企业包括我们公司，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回来，专注于技术，生物产业企业单靠研发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经常提醒我自己和我们团队，不希望别人看信达就是一个只做新药研发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包括我们的创新和投入。所以我们招了一批国际化的人才，利用国际化的资本，投资人都是国际化的，面向国际市场，做创新产品。我们公司正在转型，从研发转型到商业，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做销售了。

国内资本市场对新药创新不友善？

知识分子：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并不支持创新型公司，企业如果要上市，需要有盈利，你如何看待？

俞德超：我个人觉得，虽然中国目前在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但配套还没有完全跟上，中国的资本市场普遍追求短期实现回报，这对创新战略的落地是非常不利的。像我们搞创新的企业，要进入资本市场，有门槛。只有盈利的公司才可进入，哪怕卖的只是生理盐水、糖水也好，只要能挣钱都可以上市。这情况会导致真正搞创新的企业在不挣钱的时候不能上市，但等这些企业盈利了，有钱了，它们还有上市的必要吗？美国纳斯达克则不一样，只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有创新基础，有潜在盈利的可能，就可以上市。

知识分子：中国资本市场还需要做哪些调整，更有利于创新?

俞德超：美国证监会定的制度支持创新，这是美国为什么永远走在世界前面的原因之一。过去那么长时间，美国政府所有的功能部门都在为国家战略配套服务，这让美国变成一个创新中心。此外，美国的创新还可归结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移民，所有移民只要你有本事，就给绿卡，其实说到底就是吸引全世界的创新人才聚集到美国去，搞人才驱动；第二，搞创新就一定能得到财富回报，创造个人财富和大量的社会财富，尤其是创新如果能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这种自我价值实现的巨大成就感，会推动创新的资源形成合力。

知识分子：你觉得在中国做创新药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俞德超：最大的挑战，在我刚刚讲的三要素里面，还是第三个（市场准入）。很多时候，一个好药最后送不到老百姓手上去。国家一定要改变支付体系，美国也不是靠国家掏钱来买药，它靠的是商业保险，中国一定要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医疗市场应该放开，让更多的社会资金进来，我们做的肿瘤药可治病救人，但如果完全自费结算，价格很贵，农村里很多人买不起，所以要有支付体系。美国为什么变成创新药方面的头号国家，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它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与它有完备的商业保险体系密切相关，病人看病的钱商业保险公司会掏一大部分。

未来5到10年，中国创新环境能否催生一个GeneTech（美国基因泰克公司）？

知识分子：你觉得中美创业环境有哪些不一样？

俞德超：对我们来讲，有可能影响最大的还是资本市场。美国创业会有人连续接盘，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有人接盘，比如说，我这个药“青苗”出来后，就有人买，做到一期有人买，二期三期上市也有人买，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人买。此外，它还有退出机制，这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对投资、创业者、产品，完全是一种良性的生态。在中国，则没有这种生态环境，你如果做（药），那你就要一直做到上市为止，所以风险非常大。

知识分子：展望未来10年，中国生物产业会怎样？

俞德超：我觉得，市场市值应该是现在的十倍。比方说，单克隆抗体市场现在是80亿，彼时则会变成800亿。

知识分子：你觉得五到十年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像Genetech这样的公司。

俞德超：五到十年吗，没有。

知识分子：更远一点的未来会有吗？

俞德超：未来有，五到十年时间还太短，出不了。现在中国整个创新导向还是以跟踪为主，这就像在操场里面跑步，以跟跑为主，但还有一大部分人是在操场外面跑，这是不入流的，连方向都搞错，浪费更多的资源。领跑的则很少，我们要慢慢地从跟跑变成并跑，再到领跑，这要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