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涉全局性、战略性、价值性、公正性、公平性的重大课题，对于推进社会发展进步、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具有深远意义。无论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始终是我们党执政的一个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的历史维度，全面系统把握“社会治理”的深刻内涵，从推进社会的法治环境、诚信环境、公正环境、福利环境、安全环境建设等方面，对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战略部署与顶层设计，并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什么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正确发展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只遇到巴黎公社这样一次短暂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和仅存72天的巴黎公社政权的建设经验。关于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著作并没有作出系统阐述。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治理的问题，形成了一些列重要思想。正如他在《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中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要把管理国家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首位的任务”。可见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心目中处于多么重要的位置。苏联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际和长期治理经验，探索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了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治国理政上的重要创新。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客观评价了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关于“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全新的社会”的探索与实践。强调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国家的有效性、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制度文明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什么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思想，丰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科学体系。

建立新中国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没有现成经验，一度搬了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苏联治理社会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光辉著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学说，第一次科学地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独创性地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进而“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是我们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的初步。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认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总之，从毛泽东讲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到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江泽民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胡锦涛指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规律的研究把握和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从目标、举措两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进行了体系化设计。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既充分表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也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方向和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什么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思想，秉承发展了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理想，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科学路径。

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发展中，对大同世界的追求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最早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经》，到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所构想的“无为而治”的世界，从集传统儒家对未来社会设计大成的《礼记·礼运》，到近代康有为为之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大同书》，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个不同的学术流派都赋予未来社会以不同的伦理设计。如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道家的“天下莫能与之争”等。无论是儒家的“大同”社会，还是道家的“天人合一”的社会，都是先哲们各自在对世界及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对于后人对未来社会的伦理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建设要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 是等同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讲的“人”，是指人民群众和全人类。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人的社会解放目的与人的政治解放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比如，在《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零散地强调未来社会建设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律。在他们的理想中，未来社会是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可以做到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避免了为局部利益或当前利益而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而明确了未来社会治理的任务和目标。

我们党在秉承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既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又展望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始终坚持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是最高纲领和现阶段基本纲领的统一论者，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正如习近平强调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国家治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重大课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但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课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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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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