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9月17日“昆仑策网”发布候立虹同志的《平凡父亲诠释农民的伟大－－致敬农民节》一文，我不禁想起了我的严父慈母。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却很伟大，很佛大，很伟大！

从我会记事的时候起，我家就是一个“三世同堂”共有8口人的大家庭了。到1951年我外出参加工作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已是“四世同堂”，人口增到了14人之多。而我家那时很穷，两三亩自耕田根本不能养活这一大家人，只好租别人的田来种，其田租一般为“六四开”，即田主得收成的60％，佃户得40％。每年收割时，佃户要把田主请到家里来收租，酒肉招待不说，还得把租谷一担担挑到田主家中去。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也给田主送过租谷。因为一年收成的大部分交给了田主,所以我家虽然田种了上百石（读担，5石为一亩）但粮食却填不饱一家人肚子，还得大开荒地播种红薯，“以薯代粮”解决饥饿问题。我家那时每年红薯产量大概能过“万斤大关”。这样，虽然大米饭我们不能放开肚皮吃，但红薯则无论是生的熟的，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放肆吃，把肚子胀得像个圆滚滚的蝌蚪。那时我家买食盐、衣物和交学费等开销，主要靠每年出栏三四头肥猪和卖些茶油来解决。那时我家有许多散布在各山岭中的片片茶山（油茶林）。记得我们每年暑假在家的一大任务，就是天天背着“镰刮”（一种农具）跟着爸爸上山去刨茶山。这是一项苦力活。你想想，如今坐在晒不着太阳的室内也得开空调的大热天，我们那时得顶着烈日干重活，能不整天汗流浃背，全身衣服都湿透么?一个暑假下来，手上还要被镰把磨出许多血泡，最后变成硬硬的茧子。由于我们付出汗水多，其收获还是可观的，每年大概能摘到五六十至七八十担茶果，可炸出茶油两百多斤到三百多斤。养猪，在当时我们那二十多户人家的村子中，我家算是“会养”的一户，养出的肥猪每头都达三百斤左右。那时没有饲料卖(也买不起)，全靠“上山下田”扯猪菜拌红薯、南瓜喂养。一句话，这些都靠滴滴血汗结晶而成。

基于这样一个人口多而又贫困的家庭，你可想见我们的爸妈把一窝儿女（我们6兄弟加1妹妹）拉扯大，还送我们个个都读到初中或高中的书，他们的勤劳节俭，艰辛困苦，是多么不同寻常！

妈妈的吃苦耐劳精神，真的令人赞叹。“男主外，女主内”，除了田里耕作和上山砍柴、挖土等她不参加外，家中的一切家务劳作几乎都落到了妈妈的肩上。虽说也有阿婆（奶奶）和大姐(大哥的童养媳，很小就来到我家，我们做弟妹的一直以“大姐”相称)帮忙，但先几年大姐还年小力弱帮不了什么大忙，等到大姐长大时，阿婆又年老体衰了，所以“主内”的主心骨还是妈妈。那时她真的像一部开足了马力运转的机器，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就是夜深人静人们进入了梦乡时，她也还得为一家人纳鞋底、补衣裤，还得把第二天用的一大堆猪菜剁好。到了挖红薯的季节，剁红薯藤的任务更是非常之大(为了把红薯藤晒干做猪饲料储藏，必须争分夺秒抓紧时间剁完，以免烂掉)，而多是利用晚上时间来剁。因而妈妈每晚只能睡三五个小时觉，甚至整晚不睡、实在困了就随便打个盹的情况也常有。

妈妈的“主内”，还不只是缝补浆洗、煮饭做菜、煮潲喂猪、搞搞卫生等室内事，还要到室外管理好一个可供十几个人吃菜的菜园子。一家人喝的和用的水，也不是像现如今装了自来水装置这样伸手拧拧水龙头就能得到，而是要用扁担挑着水桶到距家七八百米远的水井里去挑来。还有一项繁重的劳作是砻谷和舂米。那时不像现在农村有了碾米机，米粒从稻谷中弄出来，得把它放在“砻”(用竹木制成的去谷壳的工具)里，人的双手握紧“砻钩”用力推动“砻盘”一圈一圈地转动，才把谷壳去掉，得到糙米。糙米变成白米，又要靠人紧握“舂槌”往“石臼”(石头制成的舂米用具)里一槌一槌使劲“舂”呀“舂”才成。由于有十多口人吃饭，我家每月至少得“砻”四至五担谷子，其砻谷、舂米的任务有多重是可想而知的。

妈妈完成上述种种任务，都是在背上揹一个、手中拉一个小孩的情况下进行的，那该是多么不容易啊!然而，再苦再累，也从未听见妈妈说过一个“苦”字和“累”字。那时人们把人丁兴旺的人家誉为“命好”。其实，这哪是什么“命好”，明明是个“劳累命”嘛。但妈妈听见人家这样称赞，她尽管累得腰酸背痛，苦不堪言，心里却是乐开了花，比吃了蜂蜜还甜呢!

我爸在我们那小地方则算个“读书人”，加上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村民眼中威望很高。凭他的水平本是可以“跳出农门”到外面去闯一番世界的。但一大堆呱呱待哺的子女拖住了他的脚，也就在小村子里度过了一生一世，连农村基层“九品”、“十品”(保长、甲长)的“粉末官”都没当过。他只被众人举荐担任过“桃坪台”（村庄名）小学的校长多年。他当校长并不在学校上班，而仍然在家种田，是地地道道的“赤脚校长”，与普通农民毫无区别，所不同的唯一一点是：在村里有人办红白喜事时，别的农民被请去是“做料理”（家乡土话），干的是挑水、煮饭、洗菜、抹桌、扫地等一类粗活；而我爸被请去则是“当先生”，做的是写写对联、接接客人、安安席位、主持司仪等一类体面活。喜事一办完，爸也就同别的农民一样回到自己家里，该下水犁田就下水犁田，该上山挖土就上山挖土。而且他这位“先生”还是个“作田里手”，别人会的农活他会做，有的农民不会的他也会做。我印象特深的是，他插秧这一招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有名。有一丘名叫“十担头”(约两亩面积)的稻田，是我们村里最大的一丘田。插秧时，只见爸爸站在这丘长方形田的这一头田埂上，瞄准田的那头尖角，先下水插下七株竖的秧苗作标杆。然后，调转屁股顺着这七株“标杆秧”一一插下去，脚往后退一步，手便横插秧苗五株，其速度快得犹如鸡啄米。插完一路上岸，竟与预定目标没有多少差距。远远望去，他插的这五行秧苗，笔直得可以同木匠师傅打出的墨线媲美。要是整丘田的秧苗都由他一个人插完,那片秧苗就宛若一个广场上集合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士兵队列，横、竖、斜三条线都可对直，整齐极了，煞是好看。

还令我刻骨铭心的是爸爸的“小气”和“大方”。

先说他的“小气”吧。1951年我在本县银行上班后，每遇到爸爸进城，我就会请他到饮食店去吃一碗肉丝面。开始几次，他吃了也就吃了，没说什么。多次请吃以后，大概他觉得我花钱有些大手大脚了吧，趁我又一次请他吃面时，他便严肃地对我说：“这面条也太贵了，一碗就是2角钱，买米豆腐可买四五碗，买‘油粑子’可买20多个。红薯包谷更是买得一大堆。以后不要叫我吃面了，随便买点什么不一样饱肚子?”记得当时我们县城有种特产食品——糯米皮包豆沙馅油炸而成的名叫“豆糯糍粑”（即爸爸说的“油粑子”），是1分钱1个，5分钱则可买到6个。花5分钱买6个这样的油粑子，足足可以饱餐一顿，要是买煮熟的红薯、包谷吃，当然就更省钱了。比较起来，吃面条的确是“奢侈”的。但不管怎么说，老爸从老远的农村来到县城(且不常来)，做儿子的我花这点钱请他吃碗面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在勤劳节俭了一辈子的老爸看来却是“太浪费”了。你说说，我的老爸够“小气”、“抠门”吧。

然而，老爸并非事事小气、抠门，在诸如出资修桥筑路，行善积德以及交朋结友等方面却是大方得很的。这里举一个事例：我在县中读书期间，爸爸从牙缝里挤出三块银元给我（当时国民党快倒台了，物价涨得飞快，人们不愿意用那叫“金圆券”的纸币﹚，叫我自己在城里买布做件棉衣穿。我县一解放，我们班上几位与我关系特“铁”的同学想趁机去长沙谋职，而其中一位陈姓同学却囊中羞涩，拿不出路费。他得知我准备买布做衣服而尚未买的信息，便向我借钱。我们是称兄道弟的好同学，在这关系到他的前程的节骨眼上，我能不帮他?我脑一热，胸一拍，便把这三块银元全给他作路费了，连借条都没要他写。事后一想，同学之情谊是尽到了，但我如何向爸爸“交账”却成了难题。爸爸可是个一块铜板巴不得掰成两块用的人，对我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了别人能不生气吗?我不敢向爸爸说这件事，只好向慈祥的妈妈讲。出乎我的意外，当妈妈转告爸爸知晓了这件为了友情而援助同学的事后，他不但一点都没有责怪我，而且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好同学有困难，帮人家一把是对的。”你再说说，我的老爸够大方、舍得吧。

用“严父慈母”来评价咱爸咱妈，真是最贴切不过了。妈妈虽一字不识，但不是那种没知识，素质差，粗俗不讲道理的人，而是心地善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无论对长辈、平辈乃至晚辈，都是非常温和相待，这在全村人中有口皆碑。她去世时，许多村民都含着泪对我说：“你妈妈这位老人呀，自她嫁到俺们村里将近七十年，俺们从没有见过和听说过她跟谁发生过口角，那脾气性格真是世间都少有。”这不是恭维，而是实话，也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现如今有的年轻人生一个孩子都感到烦，而我妈接连不断生了七个子女，加上那么多总是做不完的劳作，烦心的事少得了吗?但她就是有这么耐得烦的好性格，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一个小孩在她怀中打滚，甚至淘气起来“大闹天空”，她也不会生气。就是我们犯了什么过错，她也不会厉声训斥我们，更不会生气用什么“炮子打的”、“粪箕装的”、“短命鬼”等一类恶语咒骂子女。至于动手打儿女，那她“破天荒头一遭”都没做过。我们的妈妈呀，的的确确是慈母一个。

我终生难忘妈妈对我进行的“记恩”、“忘仇”教育。

妈妈生我时难产。我好不容易来到这世上时，已昏迷过去，连哭都哭不出声了。这把爸爸妈妈、公公阿婆都急坏了。情急中的爸爸从一本什么医药书中发现一个方子，说用一种头上有个“王”字样、皮肤为褐色小蛙的胆汁，可救治生下来昏迷不醒、不能开声的婴儿。于是全家大小出动，到处去找那种小蛙。可是，尽管找遍了田边地角，竟没发现那种小精灵。也是“病急乱投医”吧，爸爸无奈之下捉来一只癞蛤蟆作替代。说来也怪，当癞蛤蟆胆汁射进我的小嘴时，我便“哇”的一声哭了，苏醒了！从此，妈妈就把青蛙（不管什么品种的）当成我的“救命恩人”，教育我一定要爱护亲人一样爱护青蛙。有一次，我们小兄弟几个捉来一串青蛙，带回家中炒得香气浓浓的，馋得我差点流口水。但平时对我百依百顺的妈妈，说什么也不准我吃蛙肉。她说：“全崽（我奶名叫“孝全”，妈一直叫我“全崽”），青蛙救了你的命，对你有恩，你不能吃蛙肉。做人要讲良心，要懂得记恩、感恩，不能忘恩负义，晓得么？”

妈不但教我“记恩”，还教我“忘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县人民银行工作时，有一天邮递员给我送来一个包裹要我签收。当时我身上没带笔，便向在场的同事张某借用了一下钢笔。没想到一写字，笔尖不知怎的竟脱落了（事后我猜想是张某早弄坏的）？张某对我说：“好啊！你把我的笔搞坏了，要赔要赔。”我原以为是同事之间开开玩笑，随口回道：“好的，我赔我赔。”我哪里知道，张某并不是说着玩的。此后几天，他几乎天天向我索赔。我知道，不还清这笔冤枉债是“脱不得壳”了，但不知到哪去买他那种笔。在他再一次向我索赔时，我就说：“我赔你钱吧，要多少？”他说：“这是金笔，很贵，至少得十五六块钱才买得到。”农村出生的我见识少，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总记得爸爸那“穷都要穷得有志气，不能赖别人的债”的话，于是立即从刚领来的工资中拿出16元钱交到他手里。这16元钱，刚好是我当时月工资的一半，可供我在单位食堂吃两个月的伙食。说老实话，我有一种被人敲诈了一次的感觉，心里很不痛快。不久，我回家探亲，同妈妈闲聊时提及此事，语言和表情不免有点愤慨。妈妈就劝我说：“你那个同事这事是做得过了点，但人总会有缺点毛病，你要原谅人家，莫要记仇。冤仇要解不可结。同别人结下了冤仇，就像丝线打了结，难得解开。全崽，你晓得么？”我说：“妈妈，难怪别人说你脾气性格好，人家吐口口水到你脸上，你都会自己擦掉就算了。我真服了你。”这就是我妈妈，一位心地特别善良，为人格外慈祥和气的人。

爸爸则不同，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很威严的一个人。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做什么都特认真，同样对子女的要求也相当严格。他言传身教，教育我们要吃苦耐劳，要诚实做事，要和气待人，要发狠读书，要勤俭节约等等。众所周知，顽皮淘气是小孩的天性，尤其是男孩，少有老实巴交的。我们兄弟小时候也都跳皮捣蛋。但在爸爸面前我们个个都是“乖孩子”，老实得像小老头。哪怕我们正在尽兴疯闹着，只要一听说“你爸爸来了”，就会马上停下来“老实”得一声不吭，一动不动。说来也怪，其实爸爸并不凶神恶煞地打骂我们，不但不会动指头打，就是恶语相骂都不会。只是他那双眼睛厉害，射出的光宛如利剑，只要斜着眼珠扫视我们一下，我们就会像是见了“猫”的可怜“老鼠”。这其中的奥妙，直到现在我都尚未弄明白，想学到爸的这一招用来对付自己的儿孙，可就是无论如何都学不到手。

爸爸对我们的学习，要求更是格外严格，尤其是书写。或许是他自己的一手毛笔字写得不错的缘故吧，他总是“逼”我们不断地练字，要我们写了又写。为了多练而又节约纸张，每张纸总是先写中楷后再写小楷，直到写得满纸毫无空白实在无法下笔才罢。厚些的纸张，这面写满了翻过那一面还写。只可惜家里太穷买不起字帖，我们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没出书法家。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爸爸教我们写“之”字的事。之字笔划少却难写好。爸爸一边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写，一边给我们讲王羲之教子写字的故事，意在教育我们学习要认真刻苦，坚持不懈。爸爸是个很重视文化知识的人，他勤俭节约“抠”出钱来不买田不买土，而是送我们兄弟读书，连妹妹要求“要像哥哥一样去读书”也得到爸爸的赞同。所以，我们六兄弟和一个妹妹个个都上过学，起码读到了初中一年级，有的还读完了“高师”。

除了大哥因结婚、生子太早(16岁结婚17岁生子)，家务拖累他没外出参加工作外，其他六人都“跳出了农门”，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干部。爸爸的智力投资收到了成效。这既体现了老爸对儿女的严爱，也说明了他很有头脑和远见，深深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妹妹曾开玩笑说我：“二哥，你这个处级干部、地区文联主席、省文联委员呀，是爸爸逼着你读书读出来的对不对?” 怎么不是呢，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格外得到妈妈和阿婆的怜爱，尤其是阿婆，对我特别娇宠，把我“养娇了”。当我10来岁离开家到文昌高小读寄宿时，特别想家，想阿婆想妈妈，想得吃不下饭，想得睡不着觉，真不愿离开亲情浓浓的家到学校去过那种没亲人疼爱的生活。说来都脸红：有一次，疼我的阿婆摇动她那小脚走十几里山路，好不容易把我送到学校。但当她转身回家时，我也悄悄地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往回走，距她既不远也不近。待老眼昏花的她发现后面跟着的“小尾巴”是她的宝贝孙子时，已是离学校有十来里路远，且时间也到了日落西山，再也不可能又把我送去学校了。阿婆无可奈何，只能把我带回家里，藏在楼上，以免被爸爸发现……我就是这样逃学的。你看看，没出息的我，要不是那时爸爸“逼”我上学，我能读成什么书呐，只怕初小毕业就在小村子里过一辈子了，哪能有今天的我呀!我能当上处级干部，成为作家，全是严父“逼”我读书读出的，我怎能不感谢爸爸对我的“严”呢?这“严”与“爱”的确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啊!

这就是我的父母，他们虽是农农，非常平凡，却又非常伟大。

有人看不起农民，我会毫客气地对他（她）说：“没有农民给你吃的，你早就饿死了，还能在此贬损农民吗？古话说得好：农夫不下种，饿死帝王家。”

有“人”投着华丽服装，自以为是“精英”，狂吠“要消天农民”。这样毫无思想觉悟的家伙，实在是渺小得微不足道，一百个这样的“叫兽”，都比不上一位伟大的农民。读者诸君，您说我说得对么？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