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日本又在叫嚣战胜中国，这次赌国运是它最后一次机会！

点击：作者：尹国明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3-09-20 09:16:04

【指责按】昨天是“九一八”，想说的话太多，文章没有写完，今天写好今天发。篇幅较长，没耐心读完的可以直接从第三部分开始看。我们不是要沉迷在历史的伤痛中，总结历史教训，是为了应对当下的现实威胁，不让历史重演。

一、“九一八”事变为什么是国耻，让我们扼腕叹息的是什么？

每年的“九一八”，很多国人想起历史上的往事，依然是意难平。一想起“九一八”事变，就心里添堵，不只是愤怒和屈辱，而且是感觉窝囊。

日本发起“九一八”，从纯军事的角度，绝对算得上军事大冒险，因为当时的东北军无论从军队数量、武器装备，都远优于关东军。

“九一八”事变前，留驻东北的东北军约20万人，大中型火炮600多门，迫击炮2000多门，机枪2000多挺，步枪几十万支，还有坦克15辆。而日本关东军只有正规军10000人左右，外加非正规军一万多人，机关枪200挺，掷弹筒150个，火炮40门，没有飞机和坦克。

1931年9月18日当天，驻沈阳的中国军队约1.2万人，同样装备精良，坦克、火炮和进口先进轻武器都有，沈阳还驻扎着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空军，拥有各型飞机265架。光是北大营就有8000多东北军。

最先发动事变的沈阳日军有多少呢？据载，当日进攻北大营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拥有兵力600余人，装备是步枪、机枪等轻武器。唯一的两门大口径火炮，炮弹不充裕且还有部分是哑弹。

但结果就是中国军队在数量20:1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沈阳城六个小时就失守于日军。

从账面实力对比看，关东军的冒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功，这样的武器装备要是给我党领导的队伍，不但可以轻松围歼在东北的关东军，都能把日军赶出朝鲜半岛。

如果当时的东北驻军积极抵抗，其实很容易就能挫败日本的军事冒险。如果能够抵抗意志更坚决，给日本以痛击，给关东军以沉重的代价，日本对于中国的觊觎之心就会收敛很多。

苏联在诺门坎战役中让日军付出很大的代价，日军后来就不敢北上，即使在苏联卫国战争中面对德国法西斯鏖战最困难的时候，日军都不敢再次军事冒险。把它打怕一次，它能畏惧你很多年。

历史上，唐朝在白江口之战中，打败兵力数倍的倭军，日本开始虚心学习华夏文化，而且，长达千年怀有畏惧之心。

日军发动“九一八”，其实是中国一次很好的能够挫败日本侵略中国野心的机会。当时的日军不但在东北兵力很少，装备较差，而且，当时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也很差，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920年代的日本经济状况就不太好，先是经历了关东大地震，1929年又遇到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本就脆弱的日本经济再受重创，经济被打回谷底，到处是失业人口和破产农民。

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对外出口下降76.5%，进口下降71.7%。工业开工率不到一半，工业总产值下降32.9%，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

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又面临国库空虚，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甚至发动一场局部战争都很困难。

为了节省军费，日本都不得不大幅裁军。1930年裁掉20万，常备军缩减至30万人，陆军仅20万人。这就是日本内阁后来知道关东军有在中国东北发动事变的计划时，都要进行阻止的原因。

但是关东军军事冒险成功，东北驻军拱手让出东北，形势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日本借助关东军抢劫来的财富，迅速弥补国内亏空。日本得到了东北，迅速走出了大萧条危机。因为张作霖父子在东北几十年积累的家底太雄厚了。日军占领沈阳后，从张学良官邸搜出的黄金8万条运往东京，每条重2斤，计256万两。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工业重新获得高速增长。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9.9%。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达到了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的水平，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余吨。这与1931年的日本相比简直是脱胎换骨。1931年，日本仅生产了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还不如当时东北的产量。东北1931年产大炮150门，机关枪1000挺以上，炮弹20余万发，步枪6万余支，枪弹60余万发，还有大量迫击炮。

“九一八”丢掉了东三省，让日本有了第二次工业化的机会。第一次工业化，日本得到了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让日本弥补了当时的经济亏空。

“九一八”之前，中日之间的工业差距并没有后来说的那么大，至少军事工业是如此。是“九一八”后中国失去了最重要的东北工业基地，才让中日之间的工业能力骤然拉大。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九一八”之前当时东北的工业总产值是关内各省总和的十九倍。可见，失去东北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1931年，东北的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9.3%，甚至比日本的比例都要高，形成了以钢铁、金属冶炼、机械制造为中心的重工业和一套比较完整的轻工业体系。东北在1931年就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载重1.5吨的“民生牌”卡车，航空工业也开始建立起来。东北航空工厂到1929年已经可以自行生产机身、尾翼、螺旋桨、发动机支架等航空产品。沈阳则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兵工厂。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主干线已基本建成，总里程超过7000公里，占全国50%以上。

失去了东北，让中日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到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差距。

所以，蒋介石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根本经不起推敲，是掩盖不抵抗责任的混账话。

丢掉了东北，中国才真正变成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光是因为“九一八”丢掉的沈阳兵工厂里的成品就有各种大炮668门，机关枪2724挺，步枪10万余支，各种弹药无数，及大批其它机器设备，这些装备可以直接武装15-20个陆军师。

东北军的300多架飞机，也自然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日后，中国军队因为一直没有制空权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东北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弥补了日本本土资源的不足。东北不光有耕地2.3825亿亩，而且矿产资源丰富。据当时日方的调查统计，“铁的总储藏量为 69亿多吨，煤的总储藏量为145亿多吨。森林资源方面，森林总面积6亿5千多万亩，木材蓄积量达150多亿立方米”。

据史料记载，从1932到1944年的12年间，日本共计从东北掠夺：煤炭2.23亿吨，钢材580万吨，生铁1100万吨，木材1.4亿立方米，粮食1.2亿吨……。这都是战争时期的战略物资。而中国抗战那么艰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因为战略物资不足吗？

本来中国如果在东北的工业基础上继续发展，是有可能跟日本在工业实力方面抹平差距的。东北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而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日本在本土之外又控制了一个工业体系，与中国的工业变成了2：0。把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丢了，这才有了蒋介石说的“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

二、中国本来完全有机会避过日本侵华这一国难，但是就那么错过了

只要在“九一八”那一天积极抵抗、果断反击，只需要下一个反击的命令，以当时东北中日兵力的悬殊对比，是完全可以挫日本关东军的锋芒，让其军事冒险失败的。

“九一八”事变其实是几个关东军军官发动的军事冒险，带头的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事先也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事变发动前数日，日本内阁才得到消息，内阁紧急决议，责令陆军大臣派专使拿天皇敕令，警告关东军不得乱动。关东军的这一军事冒险，日本政府是在关东军军事冒险成功、事后追认的合法性。

如果当时的东北驻军能够积极抵抗，被内部经济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日本政府，是没有底气凭借关东军那点实力，继续扩大事端的。

但是机会就这么错过了，中华民族迎来了最深重的灾难和最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

当时关东军面对的东北军早已改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主事人又是主张不抵抗的蒋介石。

这就决定了当时东北的命运，决定了国耻事件不应该发生而发生了。代价是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人；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如果用今天的美元币值计算损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东北驻军不抵抗，让日军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占领了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法国军队投降德国还不可思议。毕竟法国面对的是德军的精锐，法国军队并没有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

谁该为“九一八”负责呢？首先是当时下命令不允许抵抗的人。张学良是当时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他在北平。事变消息传来，不抵抗的命令由他直接下达，“力避冲突，这是日本人的挑衅，不能上当。”“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所以，丢失东北的历史责任，他当然要领一份。

但人在南京的蒋介石，是最大的责任人。

当时的东北早已宣布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并约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甚至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东北军当时还没有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因为东北是它唯一的地盘，怎么样都会抵抗。只要抵抗，日军就极大可能失败。

即使人均战斗力不行，但数量和装备的优势那是妥妥的客观事实，退一万步，抵抗成什么样，也比不抵抗强啊。

明明可以抵抗，而且大概率能够抵抗成功，但就是不抵抗。蒋介石在列强面前的表现连慈禧太后都不如。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腐败，和晚清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关东军为什么就敢冒险呢？

看看蒋介石在“九一八”前后的不抵抗言论，就知道关东军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军事冒险的底气从何而来了。

顾维钧的回忆录：“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指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这段话表明，张学良曾提出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的政策要求，但被蒋介石否决了，毕竟双方有约外交由南京政府管。

早在“九一八”之前，东北当局就已预料到日本将要在东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张学良多次向中央政府请示汇报。即使在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南京仍指示东北当局：“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

不抵抗的命令虽然是由张学良直接下给东北军的，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张学良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事实。

被一众国粉广泛引用为蒋介石开脱责任的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的那段话，虽然也承认了自己“命令东北军不抵抗，以求暂时避其锋芒，后来我的确错了。”但他也提到了“中央的不抵抗态度的确是没有责任感”。他说的也只是“不能把责任全部扣在中央政府头上”，而不是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没责任。

而且因为蒋介石长期坚持不抵抗政策，这才有了到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可见，在不抵抗的立场上，张学良和蒋介石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说张学良是判断失误，加上对老蒋的遵从，但蒋介石是顽固透顶地长期坚持不抵抗。

说到底，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是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有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三令五申，张学良要是“九一八”那天选择积极抵抗，也会被蒋介石敕令放弃。

蒋介石面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早在1928年的济南“五三”惨案，就已经形成。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5月3日，日军在济南杀害中国军民。4日，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绕道北伐，而且，蒋介石还决定对日道歉。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是他的一时冲动，不是他一时的认识问题，而是坚持了很长时间。如果从1928年的济南“五三”惨案开始算起，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差不多十年时间没有做出根本改变。

不抵抗主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决定，这是“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主体意志。这就又涉及到国民党的统治性质及阶级基础了。

我党对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定性是代表地主阶级以及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这个定性肯定是没错的。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就是软弱性和依附性。蒋介石集团对于帝国列强的侵略不敢反抗，投降意识浓厚，能妥协就妥协，能让步就让步；对内就特别凶残，对于劳动人民是严酷的剥削和压迫。看蒋介石这句关于围剿根据地的手令：“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那是杀气腾腾，看不到丝毫妥协。

这就是民族危机面前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并以此作为面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依据。

即便是日军后来全面侵华，并且已经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中心，让蒋介石退无可退，逼迫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抵抗，他走的也是片面抗战路线，不能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因为看不到群众的伟力，他就不可能有中国必胜的信念，未战先怯。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次，本来，如果从“九一八”就坚决抵抗，日本是没有多大把握发起对中国的侵略的。如果能够从“五三”运动开始，就不妥协，别搞不抵抗主义，日本关东军那点兵力面对东北军，也不敢进行军事冒险。即使军事冒险，也会碰得一头包。

由于“九一八”之前就开始实施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就从偶然事件变成了必然事件，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劫难就避不开了。

一些国粉美化蒋介石正面战场抵抗有功，没有学汪精卫投降，所以说他是民族英雄。看到这种言论，我都想当面唾他。没有蒋介石的软弱腐朽，中国本来是有机会避开日本侵华这一劫的。他是此次民族劫难的最大始作俑者。他后来的所谓抵抗，也抵消不了他对民族犯下的罪恶，何况他的正面抵抗一塌糊涂，失去的土地很少有夺回来的。1944年，日本已经在太平洋战争陷入严重的被动，侵华日军很多精锐已经抽调去跟美国死磕，蒋介石组织的豫湘桂战役还能惨败大败。这次战败的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外蒙，要以外蒙为代价换取外来力量的支持。

对外软弱，这是阶级意识决定的骨子里的东西，蒋介石是改不了的。到了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两次拒绝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由中国接管琉球群岛的建议，因为心里依然是怕日本。“天予不取，必受其乱”，不然哪来的钓鱼岛问题？

蒋介石政府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可能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决定了他即使选择不抵抗，仍然能够保证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投降而不影响自己的利益，妥协而不会影响自己的生存，这就是妥协派和投降派的决策逻辑。国土大片沦丧，确实也没耽误蒋介石几大家族继续敛财。

只要能卖出好价钱，国家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非卖品。

在二战期间，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抵抗意志最为坚决，苏共、法共，南共、希腊共......，都在纳粹占领的情况下，坚持留在本土抵抗到底。而资产阶级的政府大多都表现出强烈的动摇性、妥协性和投降意识。这就是不同阶级属性决定的不同表现。

以法国为例，法国的资产阶级性质政府，坚持了40天左右就投降了。而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权去了英国当起了流亡政府，法共则在沦陷区发动人民继续抵抗。

我们可以在二战中的很多个资产阶级的国家，看到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影子。这更加说明，蒋介石政府表现出的不抵抗主义是超越民族的，根源是它的阶级性质，是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蒋介石在“九一八”爆发之前，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讲的那句话：“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已经给坚持不抵抗政策做了阶级动员。这就是蒋介石对于“攘外必先安内”路线所作的阶级分析！所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张在他的党内和政府内部，都能成为主导性的政策。

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是赤色的天下，劳动人民翻了身，他们的统治就没有了基础。但如果中国被日本人打进来，那他们还有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坚持不抵抗，不是蒋介石认识糊涂的问题，而是他阶级意识“清醒”的表现。看看今天，我们网络上很多的精美精日精欧精韩精印，密度最高的圈子恐怕就是财经博主。因为拿破仑早就说过，“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利”，其实这是资本买办的集体意识。

纪念“九一八”，我们不能简单地流于纪念，停留在愤怒的层次。需要分析“九一八”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而不可能发生在伟人领导的中共身上。

不能忘记历史，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能让历史的学费白交。因为人类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吸取教训，所以导师列宁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背叛就意味着自己又要失去，灾难又可能重来。

三、我们对历史的纪念，对历史教训的吸取，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为现在就有那么多中国“人”正在跟他们的前辈一样，选择背叛中华民族的利益。

时间过去了90多年，我们跟背叛者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竟然还要跟形形色色的投降派在中国的网络国土上和现实世界里进行苦战。其中，还有那么多的亲日派，为着日本的利益做着伤害中国人的事情，甚至现在的网络伪军比“九一八”前后的文化伪军表现更为猖獗。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硬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但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警钟依然要长鸣，“九一八”的警报必须要每年都要响起，提醒我们中国人，因为背叛者的存在，中华民族的危险时刻依然没有过去。

投降派的声音依然很大。

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马上就有人人跪了，呼吁“我们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时候”！

到了美国发起科技战，投降派的声音就更大了。坚决不肯投降的华为，反而不断遭到嘲笑、围攻、抹黑和诋毁。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对中国的海洋和环境安全造成威胁，中国互联网还有很多人给日本的行为洗地。

中国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有一个三十四条让他们集体破防。这一条不过是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不得“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不得“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这已经对一个中国人最低的要求了。

因为法律的缺位，所以就有人敢在高铁上当众辱骂中国人，“中国是个烂国家”“中国人都是垃圾”“中国没有未来”“中国只会被其他国家欺负”“中国人有病”。而因为制裁伤害中民族感情的法律缺位，“到现在也没看到当事男子被拘留的消息”，这反而成了他的精神同类们为他的言论进行辩解的理由。

他们极尽诡辩之能事，说什么“伤害民族感情的标准是什么？每个人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爱国阈值不同”。

好吧，正因为他们所谓的每个人标准不同（其实是他们不肯承认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那更需要国家以法律形式制定标准，划定红线。这样就不能再以标准不同挑衅中国人感情而不受惩罚了。

叫嚣法律规定不具体的人，早就应该闭嘴了，法律规定不具体，还会有实施细则和部门规章进一步明确具体化，这是中国立法的常识。我一个经常要跟法律和法律专业人士打交道的人，太知道他们的那些诡辩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了。

2011年，南周人物周刊的执行主编徐亮庆（网名西门不暗）在“九一八”那天发了一篇侮辱中国人的微博，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所以，法律漏洞必须补上，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无数中国人跟背叛者斗争的阶段性成果。背叛者们急了，恰恰说明这一步做对了。不是不应该做，而是做得太晚了，而且力度应该更大，伤害中华民族的精神，侮辱中华民族的感情，情节严重的，应该入刑，用刑法进行制裁。

这帮人太过猖獗，他们敢于猖獗的原因是他们的势力太强。所以，他们一次次在我们与日本历史仇恨有关的敏感日子搞事情，冲淡纪念日的主题，转移中国公众对日本的仇恨关注点，“围中救日”的老策略屡用不爽属于是。

2022年的“8·15”日本投降纪念日之前，那位全知全能的前主编，突然炒作已经平静的苏州和服事件，成为“8·15”当天的热搜事件，冲淡了“8·15”纪念日的主题，让这一天的中国互联网呈现为中国人严重的国人内斗情景。

这一次也不例外。

今年的“九一八”之前，一些人集中炒作高铁锁喉事件，小作文飞起，有的题目还极具煽动性：“如果锁喉女不被制裁，下一个被锁喉的就是你”。

大爷的，锁喉女锁的是侵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败类，只有败类的同类，才会担心下一个被锁喉的是自己。这就是典型的不打自招！

他们一边侮辱或无视中华民族感情，还一边要偷换概念。他们的手法并不高明，但他们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在特定的时间掀起舆论狂涛。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他们敢这么猖獗地偷换概念？抗战时期的汉奸都没有他们表现这么“理直气壮”。

中国的抗战那么艰苦，除了蒋介石政府的投降主义路线之外，还与中国出现大量的投降派有关，光军事伪军就有二百三十多万，加上文化汉奸，买办资本家，数量更大。

与“九一八”相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敢于冒险，一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日本关东军看准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立场；二是看到了当时的中国国民思想状态，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不强，所以军事冒险不会遇到真正的抵抗。

“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征四郎在他的战前动员中就提到：“（中国）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结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

板垣征四郎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他又不可能去一家家采访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那自然是主要通过当时垄断话语权的中国文化精英的言论进行判断。当时确实有一批文化买办，长期在到处兜售投降言论和主张。

比如胡适。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胡适大加称赞。学生发起爱国运动，胡适进而发表《致留学界公函》，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胡适全集》第28卷，第129页）。

【这是七七事变后胡适写给蒋介石的信，要求割让东三省给日本。】

当时像胡适这样的文人不少。而且，日本在“九一八”之前，长期在中国进行文化和思想渗透。他们出资举办大量瓦解中国人国家意识和抵抗意志的报刊。“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纯日资或日资援助的报纸已经有很多，东北更是日资报纸最为盛行的地区。

沈阳有1906年创刊、1926年被改组，由佐原笃介接手的《盛京时报》。佐原笃介写了一本《拳匪纪事》，大肆抹黑义和团，当然是诋毁瓦解中国的抵抗意识，现在中国的恨国党也动不动把爱国的网民说成是义和团。

1921年由矢野勘在沈阳创办了《奉天日日新闻》。

大连有1919年创办的《关东报》、1921年创刊的《满州报》和1922年创立的《大同文化》。

铁岭有1911年由西尾信创刊的《铁岭时报》和1917年田采之助创立的《铁岭每日新闻》。

长春有1920年创办的《北满日报》。

哈尔滨有日本人斋藤竹藏1918年创办的《极东新闻》，1921创建的《哈尔滨新闻》，还有1922年由中岛真雄（他也是沈阳《盛京时报》的创建人）创立的《大北新报》。

其他东北比较大的城市也都有日本人出资创立或资助的报刊。以《申报年鉴》1933统计为据，1932年中国的外资日报共计为58种，日本人就占36种，在东北呈垄断局面。

这些报刊的目的非常明确：扼杀爱国言论、诋毁中国人爱国热情，摧毁中国人自信心，挑拔分化中国人。这些报刊雇佣了一大批文化汉奸为其服务，以增强迷惑性。

从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就特别重视宣传，特别舍得在宣传方面花钱。现在的日本和一百年前，在重视文化输出和渗透方面没有变化。日本战后数十年，通过各种舆论宣传，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效果明显。外务省2020年预算概要里，用于在海外培养“亲日派、知日派”等相关的宣传经费是821亿。2021年的预算，把上述内容和国际课题（性别/教育之类）合在一起，是2695亿。

日本核污水排海，外务省安排的攻关经费就高达700亿日元。

中国是日本对外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的重点目标。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在公开言论中表示，就算再次开战，日本仍然拥有战胜中国的能力。他指出中国虽然已经发展起来，但日本在众多领域对中国都有渗透，并拥有从内部解体中国的实力。

对于他的这个话，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是虚张声势。看看中国的教科书和孩子的课外读物都有日本鬼子的元素，学雷锋插图是侵华日军背中国老大娘的摆拍图片，岳飞被画成日本浪人的形象，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

毒教材引起社会关注之后，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