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王阳明、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范。
因为他们不仅学问好、德行高,更是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并且是文武全才,各方面都堪称完美。
有种说法是把他俩与孔子并称为“两个半完人”,即孔子与王阳明是两个完人,而曾国藩则是半个。
这明显有对曾国藩的故意矮化。
因为看功业的话,孔子除了教育方面,其他的建树并不算突出。实际上,“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孔子只是个开创者,本身并没有走完全程,王曾二人才真正做到了登峰造极。
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只产生了两位完美的典范,王阳明与曾国藩确实值得重视与研究。
如果比较王与曾,能够发现他们的人生经历非常相似。
前半程都有一个非常痛苦的思考求索的过程。王阳明格竹子格了七天累出了病,曾国藩改不掉坏习惯写日记痛骂自己“真禽兽矣!”。
之后,都遭受了重大的逆境考验。
王阳明得罪大太监刘瑾,从六品京官被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驿,担任没有品级的驿丞。那里连最基本的住房都没有,需要亲自搭建茅草屋,后来只能找一个山洞栖身;而且瘴疬横生,身边人陆续病倒,甚至有三个异乡过客在一天内接连暴毙。这些苦难时常折磨着王阳明的身心。
曾国藩响应皇帝号召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满腔忠君抱负却诸事不顺,打了好几次大败仗,气得他要自杀。与此同时,他在前方拼命,后方的官员却总是给他难堪,粮饷都拖着不给,让他受尽了屈辱。
再后来到了某一天,他们都突然间开悟,想通了。
王阳明是在正德三年(1508年)有了著名的“龙场悟道”,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
曾国藩是在咸丰七年(1857年)因父亲去世,离开军队回家守孝,在此期间他调整好了心态,第二年接皇帝诏书重新出山后,走上了“经世致用”之路。
很明显,在那个关键转折点,王、曾都“悟道”了,从此之后他们人生像开挂一样,要做的事业都能做成,无往而不胜。
读书读到悟道,事业功成名就,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是很多人崇拜王曾二人的原因。
然而,他们虽被广泛推崇,但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反复琢磨他们的只言片语的层次,陶叔认为这样并没有抓住重点。
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多的聪明人,他们博闻强识,对研究对象的很多细节如数家珍,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了什么人说过什么话,都记得一清二楚。
但是,他们却缺乏优秀的抽象能力,做不到一两句话把事情说清楚,也给不出一个脉络,可以把零零散散的事件都给贯穿起来。
所以,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书,实际上是没有用处的,是流水账,并不能真正给人以启发。
就以对王、曾的研究来说,孔子开创的儒家体系好不容易蕴育出的两个伟大人物,他们到底能给现代人什么样的启示,一直都没有人说得清。
相比记住他们建立的具体功业,很明显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他们到底悟出了什么?
02
抛开被专家们弄得云里雾里复杂化的各种说辞,王阳明与曾国藩悟出的东西非常简单:
要尊重现实。
那什么是现实?
把他们捶醒的,就叫做现实。
王阳明之所以遭难,是因为上书骂大太监刘瑾为“权奸”,屁股上挨了板子后被逐出京城。
而在龙城受了三年罪以后,吏部的一纸公文把王阳明调往江西庐陵当知县。这个调令怎么来的?当然得通过刘瑾为首的太监集团同意。
即使不久后,刘瑾被扳倒,权力依然掌握在钱宁、江彬等奸佞手中,而王阳明却不断高升,六七年间就从知县升到了都察院高级长官左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江西南部,并在此任上平灭了宁王之乱。
这个过程中,朝堂之上的清流与奸佞之争会平息吗?不会。
但是王阳明不再参与了。
因为他认清了现实:权力是属于皇帝的,皇帝想给谁就给谁,试图用各种堂皇的理由去左右皇帝的决定,是徒劳的。
与其做无用功,甚至受牵连遭难,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做事。
知行合一,落到王阳明自己身上,就是尊重皇权世界的现实,遵守官场的规则,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国为民做实事。再看曾国藩。
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丢下军队去守孝,其实是想以此向咸丰要价,希望拿到督抚之权,摆脱被地方官员掣肘的难受局面。万万没想到,皇帝却顺水推舟,你要走就走吧,别说督抚之权,原有的军权也丢了。
回到老家的曾国藩,有一段时间的心态很不正常。天天有事没事找几个弟弟的麻烦,弟弟们都受不了,纷纷找理由跑了出去,他就接着找弟媳们的碴。
一个大老爷们,成天为了家长里短对一群老娘们吹胡子瞪眼,也是有够滑稽。实际上,曾国藩是借此发泄对官场上遭受打击的不满。
如果曾国藩过不了这一关,陷到怨天尤人的境地里出不来,即使皇帝再给机会,他依然处不好跟同僚的关系,照样干不成事。
好在曾国藩走出来了。
因为他认清了现实:
不可能跟官场的所有人为敌,必须遵守官场的规则,照顾别人的利益。
等到他再次出山的时候,那个横冲直撞动不动拿大道理教训别人的湖南蛮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人圆滑,说话办事八面玲珑的成熟官员。
王阳明与曾国藩都认识到,官场生存法则就是现实,违背了这个现实,不仅自己受苦,更是啥也做不成。
他们所谓的悟道,去除各种花哨的理由与解释,就是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
既然要从理想中走出,走向现实,那当初又为什么要有理想呢?
03
孔子创立的儒家体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克己复礼。
经过一代代大儒们的传承与发扬,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被塑造成了:
克制欲望,成为圣贤!
王阳明在小时候就自发立志要当圣人。曾国藩则是在京当官期间,受理学大师倭仁的影响,开始写日记做功课也走上了成为圣人的路。
真正的儒家弟子,不仅要自己成为圣人,更要以个人的行动来影响社会,甚至要推着皇帝成为圣君,即所谓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所以,他们看到了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是一定要出手纠正的。
这正是王与曾二人前半生坎坷辛苦的根本原因。
而在悟道之后,他们认清了两条:
一、无法改变皇帝,得放弃“致君尧舜”。
王阳明面对的明朝正德皇帝是个顽劣的巨婴,曾国藩赶上的清朝咸丰皇帝是个心口不一的伪君子,他们都成不了所谓的圣君。
要做官就只能顺着皇帝的心意,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建功立业。
二、无法改变官僚体制,得放弃“使风俗淳”。
朝廷大大小小众多官员,其中真正想当圣人的没有几个,触犯到了他们的利益,就会跟你拼命。
但是,如果反过来,给他们提供利益,大家都是好朋友,相互配合立马就顺畅起来。
所以,王阳明与曾国藩能做的,就是与皇帝和官僚体制和谐共处,并充分借用国家组织的力量,去干成几件实事。
最终的结果就是,王曾二人一方面文治武功都做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另一方面他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不贪财不好色,守住初心,成为了真正的圣人。
但是,王曾二人的理想,到了他们的门生与后世弟子就出了问题。
因为他们悟出的是尊重现实,就算依然附加了克制个人欲望的要求,却拦不住有人绕开理想,直接去“务实”。
王阳明的心学再传弟子徐阶,是个务实的高手。他立下了扳倒严嵩的大功,但其本人更是一个揽权贪财的官场不倒翁。即使在退休之后,徐家依然横行乡里,最后遭到了海瑞的整治。
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同样是个务实的高手。镇压捻军、办洋务、建北洋水师,每一件都是大功劳。但李鸿章结党营私,为自家与党羽大肆聚敛,也是铁证如山。
当精英们过于务实,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利己。
不再去追求费力不讨好的做圣人,直接避开了前半程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不用经历天人交战就摸透并享受官场规矩,为自己捞取名利,为家族积聚财富,再发挥知识分子能言善辩的特长,找各种理由进行粉饰,“精致利己主义者”闪亮登场。
北大钱理群教授写过一篇《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文章中,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XX、XX,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
他们的危害为什么更大?
因为在重大考验来临之时,精致利己的精英们必定只顾私利而成一盘散沙,导致政权迅速土崩瓦解。
明末的朝廷重臣们无论崇祯皇帝如何用尽手段,都不肯拿钱出来支持军队打仗。最后李自成攻下北京城,起义军把他们捞出来挨个放血,不仅钱没保住,更是国破家亡。
大清在李中堂的精心裱糊之下,那座破房子的窟窿越裱越大,风雨飘摇中其党羽依然骄奢淫逸,牟取私利永不停歇。李鸿章死后,朝政大权落到淮军后辈袁世凯手中,青出于蓝的袁大头更是直接送大清升了天。
阳明心学救不了大明,经世致用的曾国藩心法同样没能挽救大清的危亡。人心散了,亡无日矣!
看到这些,我们就能明白,虽然儒家号召读书人当圣贤显得很迂腐,却何尝不是一种精心设计,目的是为了把人心拉住避免涣散,从而维护精英阶层的整体利益。
只是这种设计,被“聪明”人看穿了绕开了,变成精致利己主义之后,就彻底破功了。
儒家思想体系历经千年,终于产生了王阳明与曾国藩这两位完美的圣人,达到了高峰,却也很不幸地走到了尽头。
尤其是当帝国主义列强轰开国门,横行无忌大杀四方的时候,中国人实际上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老祖宗传下来的思想不管用了,人们迷茫无措,找不到方向。
然而,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能让人们凝聚起来的精神内核,过去的思想体系不管用了崩溃了,只是证明它已经落后,被时代所淘汰,迫切需要有全新升级的版本取而代之。
04
儒家思想体系为什么会崩溃?
因为它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
王阳明与曾国藩前半程遭遇的困难,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力量。
想做成任何事都必须有力量支撑,小事小力量,大事大力量。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超出了掌握的力量去谋事,必定做不成。
王曾二人悟道之前,自身力量很小,却要操作与皇权和整个官僚体系对抗的大事,撞得头破血流是必然结果。
所以,他们只能掉头,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转而与体制和谐共存,并借用其力量来完成功业。
儒家建立的这个系统,在底层有一个严重的Bug,就在力量上。
既给不了足够的力量,又要求个人去死磕,完全靠意志力与现实较量,其内在逻辑就是靠牺牲个人来维护整体。
这个Bug最终被知识分子们发现了,他们做出了集体选择停止自我牺牲,直接的后果就是系统里积累下大量的垃圾无法清理,最终导致崩溃。
要解决系统的危机,必须对思想体系进行一场全面升级。
升级的核心落点,就是要解决力量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封建时代结束之后,经历了几代中国人的艰辛探索,终于被教员圆满地解决。
与王曾每人只经历一次悟道不同,教员总共有三次悟道,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次悟道,教员找到了力量的最强大来源。
教员干的是革命,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业,要想成功必须要先获得惊天的力量。
辛亥革命不彻底,建立的民国政权软弱无力,是因为那时的精英们搞的是上层革命,虽然打仗时要底层人民参与,拿下政权后人民就被甩到一边。
1921年中共的建立,标志着精英们转向依靠深入地发动人民,重新开展一场彻底的革命。
但是,最初的选定的力量来源——产业工人——人少力弱,不足以支撑革命。发现这一事实之后,党内很多人产生了悲观与失望。
在这个关键时刻,教员实现了思想上第一次重大突破。
他的领悟是:
当工人基础薄弱时,为什么不转向满山遍野的农民?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只要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力量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教员从事革命之后,做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从1924年年底开始,他转向农民运动,走进并结合了那个他最熟悉的群体。
在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基地,带动全国20多个省的农民运动之后,他深信自己找对了方向,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强大的力量来源。
这个信念,即使遭到了党内领导人的强烈批评,他以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回应,坚守住了真理。
正是这种坚持,才有了后来的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道路,走出了一条与苏联经验完全不同的新路。
只有发动人民,中国才会有彻底的革命,只有深入发动人民中占主体的农民,人民才能给革命提供最强大的力量。
对这次的悟道,教员用一句话做出了总结: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一旦获得了真正的洪荒之力,不仅王阳明曾国藩想干却干不成的事,连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都可以“天翻地覆慨而慷”。
(教员这个时期的历程,陶叔在之前的文章《打工人毛泽东告诉你如何做事》中进行了详细的讲述)
第二次悟道,教员给出了力量不断蓄积壮大的方案。
找到了力量来源,并不意味着马上就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必然有一个蓄积的过程。
如何不断蓄积壮大力量,直至能够压倒最强大的敌人?
对这个问题,教员一直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苦思答案。
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民族陷入最深重的灾难,迫使他加快了思考的速度。
终于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后,于1938年5月在延安的窑洞里教员再次悟道,把之前所有的实践成果缀连成一篇光辉的巨著——《论持久战》。
这篇文章,开辟了世界军事思想的全新时代。
在此之前,所有的战争力量分析,都是针对敌对双方当时的状态进行,是静态的剖面式的分析。在此之后,战力分析就转变为动态的全面的分析。
因为,教员给战争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变量:时间。
开战之时,一方即使相对战力弱小,只要拥有充足的资源,在拉长战争时间打成持久战之后,就可以不断蓄积力量,由弱变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
在此之前,所有的战争力量分析,都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设想的是片面战争。在此之后,必须结合政治一起考虑,要打成全面战争。
资源要转化为战争力量,必须在政治上创造充分的条件,为保卫人民利益而战,充分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为战争加入时间与政治两个维度,给出蓄积壮大力量由弱变强的切实可行方案,就是教员这次悟道的伟大贡献。
依托人民,为人民谋利益,革命力量必然不断壮大,时间始终站在我们一边,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
(参看陶叔之前的文章《通过论持久战,毛泽东要教给我们什么?》)
第三次悟道,教员做出了永葆力量的制度设计。
一个有趣的巧合。
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体系,经历两千年,总共产生两位圣贤,即王阳明与曾国藩。
而马克思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两百年,同样产生了两位圣贤,就是列宁与教员。
不同的是,儒家体系的运行,依托于秦始皇建立的封建政权,二者兼容性不好,皇帝经常气得发疯,要把儒生拖出去打屁股。
而马克思主义,则由列宁创建了一套内生的组织与政权机制,能够完美融合,相互促进。
中国人对列宁的了解远远不够,普遍不清楚他伟大在哪里。
在陶叔看来,列宁最伟大的贡献是两个:
第一,建立了列宁式的政党组织。
在他之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是资产阶级俱乐部的形式,参与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敌人强大的压力之下,往往不堪一击,脆弱无比。
而列宁在1904年写成《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引入严格的纪律,并要求每位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接受完整的组织生活的锻炼。
从此,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了,党成为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第二,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政权。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苏维埃俄国,并在1922年发展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正是在苏联成功榜样的鼓舞下,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明确了革命方向。
显然,这一无产阶级政权模板的出现,离不开列宁天才般的创意。
教员则是为列宁的两大贡献添加至关重要的补充,明确了组织与政权建设的根本目的:
这就是他的第三次思想飞跃,通过1944年的一篇同名短文完成。虽然不是在危急存亡之际的灵感迸发,而是长期实践感悟后的水到渠成,却同样具有惊心动魄的威力。
既然革命的力量源泉已经找到,蓄积力量不断壮大的方案已经给出,那么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也就自然而然地能够推导而出。
但是,只有把一点清楚明白地说出来,才能给所有革命者设定一条最直观的质量检验标准。
在这条标准之下:
组织纪律的约束,就是要杜绝背离人民的一切行为,确保党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获得不断革命的强大力量。
政权建设的目标,就是要维护与增长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宏大的丰功伟业,其成色最终也要用人民满不满意来判断。
王阳明与曾国藩,苦心孤诣无怨无悔地追求成为圣人,毫无疑问他们的情怀是高尚的。但是他们只能约束自己,约束不了官场同僚,甚至约束不了自己的门生弟子。
只有把为人民服务的纪律要求与检验标准,融入进组织与政权的肌体之中,成为其内在的要求之后,才能始终约束与鞭策精英阶层,保证国家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奔向历史的进步方向。
显然,确立组织与政权的人民性,比个人层面的道德追求,在合理性与有效性上,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05
近些年来,“王阳明热”“曾国藩热”不断升温。他们两位确实是中华文明史上杰出的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圣人。
但是,陶叔要明白的指出,他们的思想是在儒家的体系下发展而来,纵然有灿烂的光辉,却难免存在明显的局限。
王曾二人无法获取足够的力量,不得不放弃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其思想体系局限的必然结果。
他们的妥协与目标降级,是中国思想史上转向务实的标志性事件,既是一种进步,也是儒家体系崩溃的前兆。
在列强入侵,民族危在旦夕之时,儒家思想被证明无法在千年变局中指引救国之路,中国人由此遭遇了一次严重的信仰危机。
好在经过数代民族精英的艰辛探索,教员的思想顺应时代需要及时出现,重新支撑起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毫无疑问,他继承了前人的务实精神,尊重现实,客观地从力量对抗上谋划如何推进时代的功业。
这种立足于现实,而非只凭空洞理想的思维方法,教员给出了更加精炼的总结,叫做: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内核自然是务实,但同时又从组织的角度加上对个人的约束,避免精英滑向利己主义。
不同于儒家所号召的难如登天的“做圣人”,教员用一个直观明白易检验的标准来作为约束,那就是:
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就是教员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是历经千难万险后,中国人终于完成的思想升级所获得的精华。
实事求是是为人民服务的方法,为人民服务是实事求是的目标。二者相辅相成,牢牢地框定了中华民族奋斗发展的方向。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始终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民族,内部蕴藏的巨大能量驱动着生生不息的奋斗。
这种能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有着广泛共识的思想体系,不断凝心聚气转化而成强大的力量。
在前一个两千年,儒家思想担负着这一责任,支撑起民族长期的兴盛。只是它落后了,自然而然退出了。
幸运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全新升级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在他的光芒照耀下,中华民族又何愁没有下一个两千年的兴盛呢?
文章来源于陶然纪 ,作者跟陶叔学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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