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全军全国热烈响应,涌现出无数雷锋似的人们。陆裕朴医生是一位解放军军医。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采访他的时候,距离1963年开展学雷锋时已有近30年。陆裕朴医生逝世于1993年3月29日,距今又有30年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他。不仅仅是一个陆裕朴,他和他领导下的科室的医生护士们,都称得上是雷锋精神所激励的一代优秀的人。
在陆裕朴接诊的病人中,有一个罕见的病例,患者是个女孩,她身上长了个巨大肿瘤,从屁股连着后背,肿瘤的重量占到她体重的约三分之一,并且侵入了股骨的椎管。你能想象这个病例还能做手术吗?做手术,能成功吗?要在今天,做这个手术,要花多少钱?如果患者贫穷,怎么办?她已经18岁,骨瘦如柴,还没有来过月经,她还会成为一个母亲吗?我曾经小心翼翼地采访她,询问她这个肿瘤怎么会长到这么大?她说,只记得小时候父母带她去看过,那时就一个很小的肿块,医生开了消肿的药,不见消下去,后来慢慢长大,又去看过,还是没用,还是不痛不痒。上初一时,她已经感到行走不方便,但同学们学雷锋,每天都来帮助她去上学。“同学可好了,天天用自行车带我去上学,也没人笑我。”她说。后来因外伤肿块出血破溃,用药后愈合。但此后肿块迅速长大,终于上不成学了。那以后的许多年,肿瘤越长越大,母亲带她看了许多家医院,得到的回答都是病情特殊,手术没有把握。最后遇到一位胡子都白了的大夫,对她母亲说:“想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吧。”母亲没有放弃,带着女儿来到西安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西京医院骨科,找到了陆裕朴教授。陆裕朴对这个女孩和她的肿瘤做了全面的检查,然后吃不下,睡不着了。他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未见达到这种程度的病例。确实,肿瘤已侵入椎管。做这个手术,即使万分谨慎,也难以剥离和切除这个肿瘤。不做,肿瘤将继续侵入椎管。如果陆裕朴也承认没办法了,那这个生命将毫无希望了。多年后,陆教授应邀到美国七所大学访问、讲学。当他来到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大学骨科,作了两个学术报告后,该大学的骨科主任问:“那个占体重1/3的巨大肿瘤是你哪只手做的?”然后将陆教授的右手紧紧握住,说:“与你分享好运。” 这位美国大学的骨科主任是美国《骨科学》杂志的主编,他又要求陆教授将论文发表在“我们这个杂志上”。陆裕朴告诉美国同行,这个巨型手术不是他一个人做的,还有他领导的骨科研究所里的同事,副主任教授李捻生和女军医胡蕴玉等,那是一次集体协作。没有这样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这个手术不可能成功。这个女子手术后的照片,印在国外医学杂志上,显示的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她站起来了,并且逐步发育成熟。她已经是一位母亲,生下了一个完全健康的男孩。回忆往事,她说那时候她已经不能平躺,不能直立,总哭着说还不如死了好。“可是,我连大雁塔都还没有去过。我经常冲母亲发无名火,母亲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成天陪着我。我的父亲已经病故,母亲头发很快白了,但从来没在我的面前讲过一句苦。连我哥哥的一个三岁的小孩,也不敢在我面前说我。出院那天,我们全家来接我,我是从医院走出来的。我们全家都哭了。”
母亲说:“琴,去看看世界吧,去北京,去上海,现在可以去了。”她说,“不,现在不急了。”
“那时候,”她说,“我最伤心的就是,我已经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我想我给家里添的负担也太重了。我开始自学,后来有了工作。第一次发工资,我就想去感谢陆教授,可是我的工资太少了。我就开始攒,等我攒了一些钱,买了东西给陆教授送去,可是陆教授怎么也不收。我扔在那儿,陆教授的儿子把东西全送回来了。我又去买了一个唐三彩(马)送去。陆教授这才收下了,说:‘就算是送给我们骨科做个纪念吧。’”作为中国军队的一级教授,陆裕朴研究的领域,对世人来说,似乎一直是一个谜。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4 岁。1991 年秋天,正是陆裕朴去美国讲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乘车翻越秦岭,决心沿着陆裕朴当年走过的山区小路,去陆裕朴当年下放的地方采访。我们很像是去寻找一个神话。据说陆裕朴当年是吃“派饭”吃到一位老太太家,发现那老太太颈上悬个葫芦似的大瘤子,每逢吃饭要把大瘤子先抱起来放到桌上,安置好了,才能侧着进食。据说陆裕朴1965年在这个山洼里为老太太切除了那个16斤重的大瘤子“连疤痕都没有”。据病历所记这位老太太的年龄,假如她还活着的话,1991年该是87岁了。那个地方叫南郑县高家岭乡郑家岭村。到村里一问,果然都知道。只是老太太已于4年前去世了。她的儿子叫刘洪仁,他说:“俺娘那瘤子,是她22岁长出来的,在脖子上挂了几十年。”媳妇说:“把耳朵都拉长了,嘴也吊歪了,连呼吸都困难。”他们还说,那年娘起初怎么也不肯上医院,后来终于把她动员到县医院,她又偷着跑回来了,说:“都长了30年了,割掉,俺就死了。怕见你们不着了。”“俺娘说什么只肯在小南海卫生所做手术。”因为附近小南海村的一个大山洞里有一尊大佛。医学专家陆裕朴屈从了老太太的选择。要给老太太做手术了。术前,陆裕朴为老太太洗头洗耳洗61岁的颜面上的每一个皱褶,还洗身子,就用去了半天时间。老太太的媳妇回忆说:“医生先给洗、消毒,又把头发剃了半边,还用钢笔在脸上划道道。”又说,“窗子关着,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没有手术室,只有泥土地,只有土墙壁。不能输血,不能输液。用蒸馒头的笼,蒸手术器械;手术巾不够,用蒸过的报纸当手术巾。止血钳太少,自幼劳动出身的老太太血管还很粗。挂起两道布帘,光线更暗了,没有电灯。打亮手电,苍蝇蚊子都飞来,不得不再派一名护士专职轰赶苍蝇。一只苍蝇蓦地飞到陆裕朴发亮的眼镜片上,陆裕朴瞠目结舌……所有这一切,是陆裕朴曾经驾车从美国的东海岸一直开到西海岸都看不到的风景。就这样,打着手电筒干了6个小时。老太太的媳妇说:“听说好了,我去看,那东西装了满满一个大‘洋瓷盆’,冒顶,跟猪脑袋一样。”手术成功的消息立刻轰动了整个小南海村。后来,人们说:怪了,割了那么大一个瘤子,咋连疤都没有。我们从老太太的儿媳这儿知道,不是没有,只是刀口很小,而且被老太太的皱纹掩盖了。于是我们想,是否因为,当年,面对61岁的老太太,陆裕朴也没有忘记她的美容问题。恢复健康的老太太,在61岁那年的确焕发出青春。她的儿子说:俺娘那以后可爱说话,还去田里干活,一直干到80岁,还能下地。小南海原是川陕边界上的一个村落。从大佛所在的这个山洞旁边往里走,里面是一条“十里干沟”。再往里还有个乡村叫回军坝,相传太平军攻打汉中那年,行军至此,见山势越来越险恶不敢再进,遂回军,因此得名回军坝。陆裕朴继续往里走。吃着每天付9分钱菜金的派饭,陆裕朴说我们给得很不够,那实际上是每天人民给我们补贴。陆裕朴在山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大脖子,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脖子上都像缠着个葫芦。地方病不止是甲状腺肿大。钩端螺旋体病,是1962年经上级医院确诊,才知道有这种病,此前都被称为“暑温”或“流感”。大骨节病在当地被称为“大罗拐”。疥疮在当地有一句流传已久的话:“神仙难逃汉中疥。”还有麻风病。此外,霍乱在当地被称为“麻脚瘟”,脑膜炎被称为“大头瘟”,流行性感冒被称为“窝儿塞”。而仅仅因为沙眼内翻倒睫,陆裕朴走过的许多村庄随便都能看到双目失明的人,当地人说,是因为总烧毛柴,柴灰总跑到眼睛里……陆裕朴确确实实为当地老百姓忍受疾病的能力惊叹!中国这么大,偏僻的山区里积淀下来的“病”真是太多,这一切,桩桩件件,都需要一个一个具体的工作者去诊治。离小南海不远有个红庙塘,红庙塘卫生院的李大夫告诉我们:当年,陆教授像个到山里收皮毛的皮货商,翻山越岭,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收集病人。不断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片,写好日期交代病人,必须在这个日子到县医院去,“我给你做手术。”南郑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告诉我们:陆教授这样跑一回就预约了几百个病人。回到县医院,陆裕朴放下手术器械就急急忙忙地建议县医院要免费收治贫困病人,建议让病人家属自己背柴米在医院做饭。谁也没法不同意。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动了。整个医院霎时间就像一台被陆裕朴发动起来高速运转的机器。当年的副院长田甲顺说:“那排让病人做饭的房子,里面砌了一长溜简易锅灶,前几年还在,后来拆了,盖病房了。”麻醉医生范学俊说:“陆教授做甲状腺肿大、沙眼倒睫、肠梗阻、宫外孕、剖腹产……做完手术还亲自刷器械。”药剂师郑宝禄说:“那以前,医院还有很多手术没做过,现在陆教授要做。我们连药都没有,要临时到汉中去买。那时候医院没汽车,连救护车也没有,就两辆公用自行车。有辆自行车几乎就归我专用了。陆教授需要什么药,开出单来,我就骑车去汉中买。往返48里,从夏到冬,经常都在路上跑。”妇产科医生程玉珍说:“当时条件太差,手术巾、绷带,有血的地方,都只能洗一下,消毒了接着用。”接下来有许多话,我分不清是谁说的了。就听到有一次做沙眼内翻倒睫手术,手术巾不够,光报纸就用了厚厚的一摞,有几百张吧,在报上剪一个“眼”,再放到蒸笼里去消毒。消毒,陆教授都要一一过目。当年的护士长马志云则说,手术做完之后,护理成了大问题。当时我们都没有一下子护理过这么多病人,很多病也没有护理的经验。陆教授手术一完,就到病房里来,见到病人的尿盆,就拿去倒。说放这里空气不好。有些特护病人需要营养,没有钱,他自己买了红烧肉、米饭,给病人端去。看到被子不够厚,把皮大衣盖在病人身上。我们都太感动了。但我们的护理经验确实跟不上。陆教授又叫来了他自己那个骨科的护士长季荫。他们都说,那一年,季荫来了,又漂亮,又能干,总睡在值班室里,没日没夜地带着我们干。那一年,我们真学到不少东西。手术开展起来后,远远近近的城固县、洋县、勉县、略县、西乡县、佛坪县,就是汉中,都有不少病人来到南郑县治疗。他们说,那一年,医院真是热闹极了,手术一台一台地做,病人不断送到病房来,像打仗似的。走廊都住满了,走过去还要侧侧身子。也不记得有星期天,不晓得累。护理这一块,季荫领着我们,随时都掌握着病人的情况,随时提供给医生,病人恢复也快,要不然病床周转也没那么快。是那时候,我们才懂了,护理也是重要的治疗。然而他们在事过了几十年后也不知道,当年那么年轻、漂亮的护士长季荫,在去南郑的前两年,因患肾脏肿瘤,已经切除了一个肾。那位总睡在值班室,没日没夜地带他们工作的季荫,身上只有一个肾。他们说,后来,“文革”开始了,陆教授和季荫他们就都被调回去了。走的那天,大家都很难过。是社教总团派来的车,车还要过渡,我们都去送他们。他们说,陆教授他们走了,但他们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医疗和护理的规章制度,留下来了,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没忘。红庙塘卫生院院长把我们领到一口井边,告诉我们:“这口井也是陆教授帮助我们挖的。”他说,那时候陆教授看到村子里厕所跟水井挨得很近,总说这怎么能健康呢?陆教授给村里绘了图,说厕所要建在水流的下方。现在村里那些厕所的位置,还是陆教授当年设计的。从他们的介绍中我们还知道,当年到南郑县的有第四军医大学的一个医疗队,努力工作的还有许多同志。这位今天的卫生院长,当年是给医疗队管伙食的。他还说:“南郑县的第一批赤脚医生,也是陆教授他们培训的。今天,讲起赤脚医生,城里人觉得是笑话。当时农村就是太缺医生。就是今天,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肯到我们乡下来吗?”听着这些昨天的故事,是否如同听一曲遥远的歌谣?我们久久地凝视着陆裕朴当年领着农民挖的这口井,这古老的井,觉得那里面有值得我们仔细品尝的无限内容。陆裕朴67岁那年秋天,突然出现血尿。检验报告:他患了肾癌。切除了一个肾,他的腰上多了一条特制的双腰带,因为腰部需要保护和支撑。他继续上全班。第二年夏天,他再次血尿,膀胱出现癌肿。专家们来为他会诊,他同他们发生了争执。他的妻子郦清没有站在他一边,于是他同妻子也发生了争执。郦清也是一位医学教授,她对丈夫说:“他们是对的,膀胱全切除能保证你再活20 年。”陆裕朴生气了:“全切除,输尿管放在皮下,我还怎么到手术台前去!”窗外是北京的盛夏,茂盛的仍像昨天一样茂盛,郦清拿起笔,在丈夫坚持的手术单上签上了姓名。也许,真正的生命,真的没法从单纯的医学角度去审视。
有一天,有位高考差两分而落第的陕西姑娘被送到陆裕朴的骨科来了,谁能想象这位眉清目秀的姑娘是用了怎样的力气,居然能用菜刀把自己那只握笔的手从腕处完全砍断。醒来后,她问:“你们为什么要替我接起来?”
陆裕朴已经为她做了断肢再植手术,她却要拔去输液管,要重新毁掉医生们帮她接上的手。她没有父母,是靠哥哥供她读完高中。现在哥哥仍要挣钱谋生挣钱为她缴医药费,不可能每时每刻陪着她,她觉得自己已是累赘,根本不想活。这个难题似乎超出了创伤外科的范畴。但是,仍然要有护士日夜轮班守着她,陆裕朴的声音一直在劝说她,没办法了,陆裕朴只好给她讲自己的故事,甚至对她下泪。他说自己已经患了两次癌症还想活下去,而你这么年轻,手会好起来的,还能读书写字,能做一切,连疤痕也可以做整容手术……陆裕朴守在姑娘的病床前,陆裕朴也有女儿,他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学遗传学,现在他感觉眼前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女儿。姑娘终于把那支完好的手伸出来,陆裕朴握住了她的手,姑娘流泪说:“陆教授,您回家去睡吧,我会活下去。”1992年1月,体检发现陆教授第三次患癌——肝癌。同年12 月,陆裕朴腰椎出现癌肿,这是他这一辈子身上出现的第四种癌。我得知消息连忙去西安看他,他的女儿陆梅也从美国赶回来了。
也许我还该讲一下他们的父女之情。那个夜晚,陆裕朴心情很好,他说起班彪一家就是陕西咸阳一带的人,二儿子班超曾出使西域,老大班固修《汉书》。特别说到班昭,一个女子,在哥哥班固去世后,将班固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完成。又说班昭还有一个名,叫姬,“蔡文姬的姬。”父亲没有说“文姬归汉”的故事,但女儿已经泪流满面。她知道父亲的故事里有他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内容。他对我说,他欠下的最大一笔债是还有几部重要的著作没完成。那时,我强烈地感到了,一个在基础研究领域有非凡探索的专家,却又一直忙碌在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前线,这是他不得不经常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的原因。社会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有的骨干医生到东部去了,到南方去了,人说“孔雀东南飞”,也有人说“何止孔雀,连鸡都飞了”。我听到他对学生说,我们学校,我们医院奋斗到今天不容易,我们已经有的成就,令我们在这个领域负有继续前进的责任。中国还很穷,西部更穷,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现在医疗费的增长速度,你是解放军,你怎么办?他说,基础研究不但要有人搞,还应该加强,你们要坚持下去,二三十年后你们都会是世界一流的专家……学生走后,他对女儿说:“谁知道我希望着多少…… ”1993年的春天来了,就在这个春天,陆裕朴教授逝世了。同陆教授遗体告别那天,病房太小,要把陆教授的遗体安放到礼堂去。那天,陆裕朴的学生们去抬老师的遗体,当他们用担架把老师的遗体从病房里抬出来——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是应该抬到灵车上去的,灵车已经来了,就停在医院病区的门外。然而,出人意料,陆裕朴的学生们谁也没有往灵车走去,他们抬着老师,径直向远方的礼堂走去,灵车只好跟在后面缓缓地向礼堂开去。
老师的遗体上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陆裕朴的学生们抬着老师的遗体,每个人都泪流满面。这一天,天是阴的。陆教授的遗体安放在礼堂后,天空中就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前来参加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的人们越来越多。除了军医大学的师生,还有许许多多西安市民。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响的时候,陆梅对自己说别哭,可怎么也没法不哭,她从小就是军队的女儿,如今她和丈夫,还有孩子,都居住在美国。她本该负有安慰母亲的责任,结果她哭得最伤心,谁能知道她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我立刻动笔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1993年4月20日的《解放军报》,一个版,题名《父辈》。我说,不只是一个陆裕朴。像陆裕朴这样把一生献给人民的医生,那是一代人的整体素质,那就是我们的——父辈。在陆裕朴领导的骨科,我曾问那里的护士们,你们为啥都对患者那么好?她们说,陆教授经常跟我们说过:“假如雷锋在,他会怎样?”
图为陆裕朴教授与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儿童,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样的患儿在我国六十年代有二三百万,如果童年得不到治疗,必将终身残疾。陆裕朴教授解决了这个难题。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宏甲文章”微信公众号,本文2023年5月发表于《雷锋》强军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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