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好比一根魔杖，不同事物的各自的特点就会显露，各自的色彩就会透现。

有读书人，就会有书房；书读多了，就想拥有一间书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魔杖指向书房。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他把书房比作天堂，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到了一片净土，进入了美妙的极乐世界。

书房离不开书，翻阅世界发展史，西方的成书年代比中国晚多了。纪元初年，中国已出现“简”“册”等阅读物，而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由口头文化支配的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可供阅读的、可称为书的东西。古希腊虽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可惜先贤们的灼见，散见于粗糙的莎草纸和羊皮卷上。莎草纸不是现代概念的纸，只是对纸莎草这种植物做一定处理而做成的书写介质，类似于竹简的概念，只能抄写，很难传阅。以后历史又进入从公元5世纪后期到公元15世纪中期的的中世纪时代。这段近千年的历史，是一个“无知和迷信的时代”，是一个“宗教的言论置于个人经验和理性活动之上”的黑暗年代，几无文化可言。翻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外国名作家传》，厚厚的三大本，中世纪前仅查到一两位被称为“名作家”的入选此书。

以后修道院成为书面文化和拉丁文化的聚集地，刚开始时，僧侣们传抄的作品多为宗教文学，如《圣经》、祈祷书、福音书等礼拜经文。一直到6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到西方，才取代了原始的纸草造纸术，慢慢出现了反映世俗生活的书籍。公元7世纪，一个名叫圣卡斯伯特的主教，在英格兰东北部写了一本书《斯托尼赫斯特福音书》，这是一本红皮的启迪人的福音之书。据说这是西方最早的一本纸质书，可它比中华最早的纸质书——东晋陈寿的《三国志》晚了近200年。

早在11世纪的北宋时期，中国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曾对世界文明进程和人类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更是直接促进了书房文化的发展。而欧洲各国虽受到中国印刷术的启发和影响，一直到文艺复兴以后，15世纪中叶活字印刷才发展起来。在这之前，基本上还处于蒙昧的中世纪时代。据说乾隆年间，在清廷任职的法籍画师、耶稣会教士伯努瓦·米歇尔，中文名蒋友仁，将中国造纸术绘制成图，寄回巴黎，从此先进的中国造纸技术才在欧洲传播开来。1797年，法国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发明机器造纸，从而超越了中国，学生反超了老师。美国出版家埃斯特尔·埃利斯写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书《坐拥书城》，这是一本介绍爱书人如何聚书护书、与书相处的书，其中讲到书房时，他是这样说的：“自十四世纪起，英国领地的大部分封建主都已读书识字。到了十六世纪，很多封建主都有了一些藏书，数量从十几本到上百本不等，不过要等到十八世纪，才流行专为藏书辟出一室。” 直到此时，书房才渐渐走进西方封建主的庄园，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还只能望书兴叹而已。

恩格斯这样评价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笔者曾踏访过但丁的故居。他的故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条小街上，楼高三层，临街有一处空地，墙面上有一尊不大的但丁头像浮雕。故居的第一层布置成了但丁幼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情景；第二层收藏了他流亡时的材料；第三层则展示了世界各地出版他的各种译本，包括《神曲》的多种中文译本。就是不见书房。

我们将魔杖点向世界各国文人笔耕的书房，书房中有写字台，有书柜，也有椅子等。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国情风俗的差异，书房文化也有诸多不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西方书房墙壁上多油画，没有中华那样的国画、对联；写字台上多雕像，没有中华那样的文房四宝；书桌上多蘸水笔，没有中华那样的毛笔；地板上多地毯，没有中华那样的青砖；书本中多了张藏书票，没有中华那样的鲜红印章；门楣上更没有中华那样的书房匾额┅┅，然而最大的不同，却是唯有中国文人具有为自家书房命名的传统。

书房名是书斋的眼睛，没有斋名的书斋，其文化内涵是缺损的。中国文人学子书房名的形式，几乎都是偏正式结构，前半部分是饱含主人志趣的修饰词，后半部分是表示建筑式样的名词。这个名词，常用室、庵、轩、堂、亭、斋、楼、阁、山房、书屋、草堂、精舍等命之。如吴湖帆的“宝董室”、沈尹默的“秋明室”，陆游的“老学庵”、范仲淹的“咒钵庵”，辛弃疾的“稼轩”、归有光的“项脊轩”，李清照的“归来堂”、尤袤的“遂初堂”，朱彝尊的“曝书亭”、元好问的“野史亭”，郑日奎的“醉书斋”、洪迈的“容斋”，徐乾学的“传是楼”、钟叔河的“风满楼”，高翔的“弹指阁”、戴敦邦的“墨香阁”，胡应麟的“少室山房”、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张岱的“梅花书屋”、许宗鲁的“宜静书屋”，屈大均的“九歌草堂”、杜宣的“桂叶草堂”，邵宝的“二泉精舍”、张大千的“摩耶精舍”等等。林林总总的书房取名方式，形成一道中国书房绚丽多彩的风景线，这是中国读书人自信的显示。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西方。且不说没有独立书房的作家，就已有条件辟书房的文人而言，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故居位于俄罗斯图拉州的雅斯纳亚·波良纳镇，是座庄园，很大，据说占地338公顷，故现称“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托翁在庄园居住写作垂60年，但惜乎没有书房名流传下来。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的故居在伦敦道蒂街，是一座三层楼建筑，现辟为＂狄更斯博物馆＂，狄更斯就是在这里走上文坛，名闻天下的。其二楼原为其书房和客厅，也未闻有斋名传世。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雨果故居博物馆”，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孚日广场，雨果从1832年至1848年居住在此。书房在二楼，笔者参观过，也没见书房名。只见书桌很高，像个中国的五斗橱，长而不宽，上面放着摊开的纸和笔。令人奇怪的是书桌前没有椅子，原来雨果习惯站着写作，他的代表作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都是站着写出来的。美国大文豪海明威故居坐落于美国本土最南端的小镇西锁岛，被称为“日落故乡”。这是一栋漂亮的别墅，里面有海明威的起居室、卧室、餐厅、厨房、卫生间，游泳池，还有他的两间书房，但同样没有名字。

再来看看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书房吧。他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1995年，由于他的诗“具有抒情诗般的美和伦理深度，使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和活生生的往事得以升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和天才的文学批评家。他是这样描写自己的书房：“从书房窗户望出去，正映入眼帘的是都柏林湾和霍斯头岬角的开阔海景。我的书桌是由一块厚木板放置在两个文件柜上而搭建而成的写作台。如果我有一个极其完美舒适的创作环境的话，我的写作灵感怕是会为此而消散不见了的。在10年前我添加了一个双面向的大书架，以解决我的藏书问题。书桌前是我儿子为我买来的黑啤，旁边是一个银质的威士忌酒测量杯。一杯下肚，思如泉涌。”书房很简陋，环境很优美，也无书房名，其写作大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慨。

对于条件较差的作家来说，更是不会想到为书房起名字了。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被称为“鸟笼子”和“室中坟墓”的小阁楼中写出了《人间喜剧》，他把阁楼喻为藏储“伟大人物的阔口瓶”，就是没有给它起个像样点的书房名字。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工作室，是一间可以移动的斗室，天冷时可以让它朝阳，天太热时又可以把它推回到阴凉处，也没想到为它起个心仪的书房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以杉林为工作室，像一只野鸟似的置身洞里读书、写诗，哪里还有书房名可言。

参观作家故居，如果没有见到作家写作的书房 那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参观卡夫卡的故居就遇到了这样的遗憾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师、捷克著名作家卡夫卡的故居——黄金巷22号，位于布拉格一条很短的砖石铺成的街道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已经改作了一家琳琅满目的书店，可以设想当年其写作环境是多么艰苦，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专门的书房供他写作，遑论什么书房名了。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华文化促进会书房文化节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选自《中华书房文化》一书；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