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网站2022年8月17日刊载了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关于乌克兰战争“升级”的预测分析。这一升级甚至包括了有限度“核战争”的可能性。与多种来源的西方乐观分析不同，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与北约集团对俄罗斯的战略转向了一种傲慢和漫不经心的“极度削弱”路线，试图无限武装和支持乌克兰以取得对俄罗斯的军事胜利，最终逼迫俄罗斯签署屈辱性和约，由此奠定北约东扩的最新战果并刷新美国霸权地位；而俄罗斯同样追求更有利的军事胜利与和约条件。

乌克兰战场上的双方经过初期的相互试探和节制后，已陷入近乎绝望的僵持和对峙：乌克兰的财政与军事资源几近耗竭，俄罗斯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但由于彼此战略较量的意志和目标的直接冲突，和谈几乎完全边缘化。米尔斯海默无疑是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政治悲剧论，进一步科学分析和准确预言了乌克兰战争的黯淡前景与世界和平的绝望处境。

乌克兰战争之爆发与僵局化，乃至于升级成某种程度和规模的“核战争”的可能性，是对联合国治理框架有效性和大国政治博弈理性的巨大讽刺。我们从中可以做如下的解读和分析：

第一，美国霸权及其寄生体系是大国政治悲剧的主要根源。美国霸权与众不同。根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概括，美国霸权是终结其他一切霸权的霸权，是全球体系范畴的至上霸权。

这里存在两层含义：其一，美国霸权的绝对实力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强权；其二，美国建立了具有全球帝国性质的体系性霸权，其实际力量通过盟友体系得以放大和巩固，北约集团就是其力量最强大、联系最紧密的霸权工具。美国若要独自抗衡俄罗斯，或许有些吃力；但北约集团的加入显然可使俄罗斯面临艰难处境。理解美国力量，不仅要研究其国家体系，还要研究其盟友体系，掌握其力量乘数放大的规律和机制，否则无法准确理解和应对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对抗趋势。

第二，美国的民主软实力及其对斯拉夫民族主义的价值压制，是俄乌缠斗的重要因素。

普京的政治哲学是斯拉夫民族主义，其最重要的战前演讲提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统一性。这一民族主义具有传统的“文明共同体”性质和传统帝国的价值取向，不等于重建俄罗斯帝国，但具有对俄罗斯及其所代表的斯拉夫文明的历史神圣性的追溯与重建。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与普京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存在价值重合。

与普京民族主义相冲突的意识形态有两个：乌克兰民族主义和美国自由主义。普京的民族主义是文明型的历史民族主义，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是主权国家的现实民族主义，存在大小、强弱之别。但若仅以此维度分析乌克兰战争，可能即刻陷入对俄罗斯侵略性甚至强权政治的指责。

事实上，乌克兰的主权民族主义是寄生于美国的自由霸权主义之上的，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就是要全盘接受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源自美国新教伦理与民主个人主义的新型意识形态，借助人权价值的现代性和民主政治的现实性确立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这是美国的民主软实力，尽管有霸权因素，但也有西方五百年来政治现代性凝聚积累而成的价值正当性。在英文主导的传媒世界里，反俄主义正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这正是美国民主软实力的某种投射和支配。

第三，乌克兰主权民族主义开启民主化与西方化的双重进程，刺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激烈反应。

乌克兰的抵抗，既有主权民族主义的现实性，也有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性。普京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或许确有历史根据，但美国自由主义以其人权与民主的理想话语和现实实践，确实提供了某种无法忽视的“想象共同体”的强大诱惑与政治建构空间。美国成功PUA了乌克兰。乌克兰为了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前途，不惜抗拒和远离斯拉夫民族主义。这既是乌克兰政治现代性的落实，也是乌克兰与美国自由霸权体系的结盟。由此，乌克兰的民主国家建构与乌克兰加入美国霸权体系就成为同一过程。这一进程造成与俄罗斯文明民族主义的规范性的、不可化解的矛盾冲突，由此，战争可悲地发生并陷入僵局。

第四，极度削弱俄罗斯是一种国际政治的危险游戏，对美国霸权和世界和平都将是无法逆转的损害。

美国气势汹汹，意气满满，试图凭借同盟体系的长期援助甚至非正式的军事介入（运送武器、情报支持、军事训练、雇佣军、财政支持、舆论支持等），使俄罗斯陷入一场痛苦和残酷的消耗战，最终以乌克兰为代价极度削弱俄罗斯，将其赶出大国强权行列。

美国小心计算着援助力度与挑起核战争的危险边界条件，但对于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想象和兴奋逐步超越了最初的战略审慎。米尔斯海默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可悲转化。由于美国缺乏必要的战略节制性和对自身力量限度的清醒认知，乌克兰战争正逐步陷入一种“醉汉战争”，美国被胜利的美酒提前灌醉并添油式地不断卷入，而俄罗斯最低限度需要确保不战败，因此双方必然诉诸越来越激烈的军事手段和战场烈度。乌克兰是牺牲品，只是检验和巩固美国霸权的“战场”，而绝非美国真正爱护的“盟友”——况且在法律意义上，乌克兰并不是美国任何意义上的盟友。

乌克兰战争的升级游戏，最终将反噬美国霸权本身，并使世界和平遭遇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与挑战。

更关键的是，俄罗斯不可能被极度削弱，其强国地位并非来自历史机会主义，而是世界历史的常规演变与博弈：

其一，俄罗斯作为战斗民族，其战争意志、苦难耐受性以及对报复正义的执念，决定了其很难被彻底打败，也不可能接受成为“二流国家”这一屈辱性的和约条件。

其二，俄罗斯的处境与对外关系并不真正孤立。明确制裁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的主要是北约盟友及美国控制的其他区域国家或国际组织；但同样有相当数量的国家要么中立，要么对俄予以支持。从而，乌克兰战争呈现出“分裂世界”的特征。

其三，俄罗斯启动了战时经济体制并寻求广泛的外交与外部资源支持，在能源工具和金融替代安排方面做得较为出色，逐步探索出在美国“全体系制裁”之下的生存之道，导致美国制裁效果日益下降，美国盟友叫苦不迭，西方紧密一致的制裁体系出现严重裂隙，面临崩溃。

其四，中美的“新冷战”对抗及“中国威胁”的中心特征，导致美国无法集中力量削弱俄罗斯。美国试图推动“台湾乌克兰化”的危险地缘游戏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制，美国试图同时与中俄对抗，而这一冒险的国际政治路线反向推动中俄更紧密地互动与合作，客观上造成美国霸权处境的微妙不利转化。

总之，乌克兰战争是核威慑与核平衡条件下的一场近似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冲突。美俄都没有直接冲突的意愿，但各自战略目标的直接冲突和具体战场的僵局化导致了升级预期。战争打的是各自实力，追求的是不同的和约条件。比照朝鲜战争的最终实力平衡与《板门店协定》的艰难签署，乌克兰和约必然是非常艰难的未来目标，过程错综复杂，凶险无比，代价高昂。

在抵达和约时刻之前，美国霸权及其盟友体系仍会以极端惩罚俄罗斯的方式推动战争升级，而俄罗斯也必然会动员一切内外战争资源确保自身不失败，并寻求局部的有利战果。乌克兰无法决定是否战斗或和平，唯有在美俄最终相互消耗到达战略临界点，美国感受到自身力量局限性，俄罗斯有意愿实现有限的地缘政治目标，双方关于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诉求与构想达成大体共识之时，乌克兰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无论如何，长期来看，美国霸权不会胜出，俄罗斯不会出局，乌克兰必然被牺牲（主权与国家尊严不可能保持完整），而欧洲会被普遍削弱，从而催生出美国霸权体系心脏地带的信任危机与世界多极化的重新构造。乌克兰战争为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崛起提供了世界历史机遇，但具体演变与新秩序到底如何，仍在未定之天。

和平的幻想结束了，二战后的国际法遗产面临清空，而新和平将奠基于何种价值和秩序？这一问题考验着全人类的想象力、道德理性和制度合作能力。在21世纪的全球秩序建构中，美国在道德和实力上都不可能继续作为唯一中心，乌克兰战争或许就是转折点。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