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问题性质说成是审美标准问题,还要把批评教材插画说成是反智主义,这种洗地办法就比较高级了,轻松颠倒黑白,一下子把帮助文化买办的行为放到了道德制高点上。但这种操作手法,脸皮厚度足够才行。
最高层这些年也很重视教材问题,要不,那些已经消失的红色经典也不会回到课本。这背后有多少博弈,应该超出我们的想象。但依然有人在教材上动手脚。问题只要不搞大,他们就不怕,总有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旦有全民关注,那形势就不一样了,这意味着,他们做任何手脚,都会被及时发现,并且聚焦在公众视野面前。有人想通过教材搞意识形态渗透,他们最怕的不是内部的那些审核机制。搞定某些关键岗位,他们就可以可以欺上瞒下,十年不被发现。他们最怕被几亿双、十几亿双眼睛时时刻刻盯着。他们再想在教材上动手脚,难度和压力就太大了。任何搞鬼的人,不管他们自以为多么有势力,最怕的就是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教材问题的性质也是舆论战、认知战,而且是对手渗透到了我们意识形态最核心地带发起,把目标对准了我们的孩子,对准了民族的未来。对付这种针对教材的舆论战思想渗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民战争,人民群众、广大家长关注教材问题,并自发查找家里各种问题教材和青少年读物中是否存在类似问题,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上网)反映情况,对教材进行时时刻刻的、无处不在的监督。多年来,他们一次次得手,就是关注的人太少了,他们才无所畏惧,有恃无恐,总是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没有全民参与,教材舆论战很难彻底打赢。即使从2005年算起,到今天也快20年了。不在这里做手脚,就在那里搞事情,总有审核监督机制失灵的时候。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个人的键盘鼠标、手机终端,现代社会,面对混合战,这就是进行自卫的武器。保护好我们的孩子不被问题教材污染心灵,需要全社会,包括每个家长开始重视起来。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人人起来负责”,才能让那些想对孩子下手的人无机可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没有家长会容忍自己的孩子被问题教材影响到心理健康成长。要让问题教材无处遁形。即便是那些人还在那些能够影响到教材的位置上,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有最高层重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再加上希望自己孩子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亿万家长随时发现问题随时反映,可能是目前最快行之有效的办法。
希望这次全民关注,全民愤慨成为彻底解决教材问题的起点。中国人很久没这么生气了。在孩子身上动手,触了家长的逆鳞,也超越了民族的底线。这次的社会舆论胜势,给教材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强大的民意条件。
教育,历来是思想渗透的重点领域,这里永远没有意识形态真空。教育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甚至比媒体还重要。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成功的关键一步,是主动跟苏联提出了交换生计划。后来对苏联意识形态形成整体性摧毁的关键人物,就有美国帮苏联培养的交换生。美国最终还是通过教育,找到了颠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突破口。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他们对于传播思想,很有章法,也很有耐心。而且,他们在国际领域掌握着绝对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通过学术标准,奖项设置,引导目标国的学术考核机制,引导知识分子主动接受西方要灌输的价值观。西方国家设立的电影和文学艺术奖项评选,就普遍存在着以西方价值观作为奖项重要标准和门槛的现象。为什么丑化中国人形象的影片能够得电影大奖,抹黑新中国的文学作品能够得文学大奖,奥秘就在这里。西方需要的是一个符合他们刻板印象的中国,而不是真实的中国。他们甚至要影响中国人的审美标准,让中国人以丑为美。去年清华美院爆出的眯眯眼事件,就是西方审美观渗透到中国高校艺术领域的典型事例。伪娘文化的兴起,细究起来,也是西方对对亚洲国家审美进行的一次渗透。资本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方国家自己的明星美女形象,大都是大眼睛,没有什么眯眯眼。好莱坞出品的电影作品中的男主角形象,高大威猛充满智慧和力量,哪有伪娘?一个国家最可怕的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意识形态包括审美标准被对手影响和控制。虽然润物细无声,但足以致命。
意识形态,不是与我们普通人无关的事情,意识形态关乎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影响和控制意识形态最好的入口就是教育,教育最好的入口就是教材。教材问题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最柔软之处,一旦失守,也是最致命的地方。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一个问题教材就可以影响亿万孩子。这是其他任何思想渗透手段,都没有办法能比的。
但这一块恰恰我们守护的力度还不够。这意味着很大的国家安全风险。教材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孩子,我们真的输不起。家庭输不起,民族也输不起。在保护孩子问题上,从家庭到国家,利益完全一致。我们都是孩子的家长,或者将来成为孩子的家长,不管平时有什么观点上的差异,存在着什么内部矛盾,在保护孩子问题上,应该做到立场一致。能够从教材入手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发动进攻的,把目标对准孩子的,是最危险,也是最可恨的敌人,是货真价值的人民公敌、国家敌人和民族败类。
前段时间有些事情,让公众注意到经济买办问题。这次的教材插画事件,会让很多人关注到文化买办问题。他们对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没有感情,他们对中华文明和自己所属的黄色人种充满鄙视和不自信;不但盲目崇拜西方,做起了反思怪,还要利用手中的教育资源引导中国的孩子和他们一样。
这次的插画事件,很明显是文化买办渗透到我们的教材核心部门,对于中国孩子实施的一次思想渗透行动。我们能够想到的西方意识形态中特别颓废、有毒的元素,几乎在这些问题插画中都能找到。可见,插画的创作者和审核人员都是用了心的;否则,不会把这么多负面元素集中在一起呈现给孩子们。这么大一件事,光盯着吴勇和他的那个没有注册、事实上不存在的工作室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他确实罪无可赦。有一句话说,当你发现了一只蟑螂,说明家里已经有一窝蟑螂。吴勇和他的工作室只是那个链条上的其中一环。我们不能盯着一只苍蝇,忘了更多、更大的目标。对文化买办现象,关注差不多有十年了。以前是很少的人在关注,后来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次事件终于引发了全民关注。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面对舆论战,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从非常的被动到更少的被动,从绝对的被动到后来的有攻有守。以前是媒体圈的文化买办现象被关注的比较多。早几年有一个“公知”现象,那就是文化买办的代表。公知这些年从互联网这种信息公开的平台,慢慢退潮了。这才有了网络的日渐清明。十年前的网络空气,和现在是没法比的,那真叫一个乌烟瘴气,邪气盛行。公知主导网络话语权的时代,可以说一去不复返了。还记得2020年的方方日记事件吗?那是文化买办最后一次主动大规模成体系的向中国发起意识形态进攻的舆论事件。那是一次互联网史诗级的战略转折。以后,在一次次网络舆论事件中,公知们好像再也没有占过上风。有了互联网意识形态保卫战的初步胜利(远非彻底),才有了对教育领域文化买办进行清理的可能性和条件。没有互联网的东方压倒西风,教育领域内买办的问题是很难引发广泛关注的。没有广泛的关注,光靠教育部门自己发现自己处理,不可能有解决的机会。教育是西方最先对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的领域,这个领域的文化买办含量可想而知,而且教育战线的文化买办,和媒体圈比,隐蔽性更强。他们直接面对价值观塑造期的学生,利用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和尊敬,往往产生的破坏性会更大。需要把教育置于互联网舆论监督的聚光灯下,隐藏在教育战线里的文化买办,才一个个无法遁形。只要关注的人多了,无论文化买办是通过讲台还是教材对孩子进行西方价值观影响,都会暴露在舆论聚焦之下;不想暴露的,不得不收敛。这几年,有一些高校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给学生放毒的视频被发到了网络上,才让这些三观有严重问题的老师,引起了重视,得到了处理。说明现在高校的学生,已经开始有了对于这些乌七八糟西方精神糟粕的警惕性和免疫能力。利用互联网舆论给教育治理整顿提供舆论动力,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打败对手利用文化买办对中国发起的教育和教材渗透,用网络监督的方式打破一个个抱团的文化买办隐蔽小圈子,这恐怕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这次爆出的材料插画问题,甚至包括以前发现的教材问题,远不是教材问题的全部。这两天,很多家长和老师都在网上晒出了他们新发现的问题,更加地令人触目惊心。有网友就感叹:“我们原来以为我们总结的算是多了,没想到依然是冰山一角”。借助这次教材插画事件提醒,很多家长发现了教材以及青少年读物存在的更多问题:
后台读者还发来这么两段文字,对这些我本人不太了解,就发在这里吧:
还有比这更腐的文化,没有被上层建筑领导和家长们注意的是网络的和纸质的同性恋小说、动漫,原耽小说系列的,百合小说系列的,耽美小说系列的,这些同性恋小说在小学生和初中生中炒得热得很,传阅,讨论比课本还多,对孩子们的毒害超出你的想像,整天迷恋这些书籍,对正能量的书不喜欢,不明真相的大人们还在夸自己的孩子喜欢看课外书。特别是手机在手,啥子都有,同性恋小说,同性恋歌曲,同性恋视频无奇不有,恶心之极!让这些心志不成熟的娃身心遭到严重的伤害,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判逆的孩子?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走极端的孩子?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忧郁的孩子?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不想耍朋友、结婚生子的孩子?
你们还可以观察一些书店卖的一部分书,是不是密封了的,有的甚至写的青少年模式,然而里面却是些不三不四的腐文化书。当然孩子们心里出问题,有的说是学习压力造成的,尽量减负,我只能说学习压力只是造成孩子身心不健康之一,腐文化和暴力文化毒害更甚之。希望国家和有良知的网管及有关部门重掌出击,严打网络腐小说的作者和书店出卖不健康书籍的店主,以及打击引诱孩子忧伤的文学。
我们很多想不到的地方,都成了文化侵略的关注目标和利用载体。
确实到了全民发动,对教材和青少年读物进行全面消毒杀毒的时候了。这么大的工程,没有全民参与配合,很难有效完成。打赢舆论战并不容易。对手的资源和经验都不是自发的网民能够比的,这是网络游击队与网络正规军的博弈。而且,他们还有很多或明或暗的同盟。比如,这次是非和性质这么明显的教材插画事件,却还有人在进行洗地。把问题轻描淡写为画风画法问题,掩盖问题性质,那是最常见的。
把问题性质说成是审美标准问题,还要把批评教材插画说成是反智主义,这种洗地办法就比较高级了,轻松颠倒黑白,一下子把帮助文化买办的行为放到了道德制高点上。也有比较巧妙的,虽然看着不像洗地,但也值得分析。比如大名鼎鼎的前胡编,就特别会说话:“我个人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创作者逞能,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古怪心理”,一下子就把读者从思想文化渗透转移到创作者个人的心理问题上去了。
“一些项目的责任编辑力量有限,责编看得粗,部门负责人也不认真审核,就轻率放过付印样。”这就把出版社的问题说成是失误造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责任编辑不足力量有限”的客观原因造成。经胡编这么一解读,会不会让一些读者感觉,好像教材插画问题也不怎么严重嘛。他还特别告诫“不要提早对这件事产生各种政治联想,好像我们的教育出版阵地真的丢了,被恶势力霸占了,需要绝对反击”。胡编用心良苦,用了至少三种姿势,回避问题的政治实质。但恐怕这届网民没那么容易被套路,这届网民的辨别力显著提高,而胡编的方法却创新力度不够。有人洗地,说明围绕教材问题的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有人不希望中国借此事件,对长期存在并危害青少年思想的文化买办进行清理。他们要把问题局限在认错和整改的尺度内。只要文化买办人还在特定岗位上,他们就会发挥自己的买办价值。但我们不能糊涂,对比中情局十条诫令的第一条和杜勒斯的话,这些插画属于什么性质就很清楚,容不得他们避重就轻地歪曲事实,回避问题本质。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能是对手舆论战的渗透目标,人人也都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保卫战的战士。捍卫意识形态,为中国的孩子们撑起一篇天空,让他们健康的成长,不让他们成为对手利用来对付自己国家的的工具,这是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孩子家长的社会责任。(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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