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初探

点击：作者：顾海良来源：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微信号发布时间:2022-05-30 09:30:48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初探

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还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渊源的，是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结构体系的赓续和拓新；是以当代世界历史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关系态势的变化、格局的演进、交往方式的拓新及其面临的发展问题为经济社会依据和基本条件；是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变化为背景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理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广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经济思想不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简称,而且还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学术和学理内涵的拓展,即由狭义政治经济学向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还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本文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性理解为背景,集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和学理意蕴做出初步探索。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思想渊源

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赓续。习近平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2)2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同他们创立唯物史观是同步的。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同时也形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观点。世界历史理论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是同行的,19世纪40年代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同时,也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新的探索。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新的拓展,是在对东方社会经济关系发展问题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实现的。在这一持续40多年的思想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系列论述,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世界性的殖民活动和商业贸易,已经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限,使得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世界性交往成为普遍现象。由此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3;这时,“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2)3。

过后不久,在1848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世界历史演进的内在趋势,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4;“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4;“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4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这种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着人类社会更高阶段发展,即向着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发展。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之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他在肯定世界历史发展统一性和一般性趋势的同时,根据当时东方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向,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问题做出新的探讨。到1881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由于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历史条件的差异,世界各国必然产生各自独特的发展道路。在对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中,马克思提出:“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6)5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由于发达和不发达成为“同时存在的东西”,不发达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走出一条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空间并存但形式不同的道路。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不仅存在着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存在着跨越式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就产生了世界历史过程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也必然形成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路径选择问题。马克思在对当时俄国问题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7)5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同时并存,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这一时期,马克思特别注重从政治经济学视界对世界历史做出新的探索。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把《资本论》当作一种类似“历史哲学”的教科书来阅读。他们片面地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对俄国是完全适用的。马克思不赞成这样的观点,认为资本原始积累讲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形成史”中的理论和道路问题,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6,那么,结果就可能是在“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6。马克思有针对性地指出,这种“历史哲学”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6

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解的整体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但并没有消除世界历史进程的特殊性;世界历史理论深刻地包含着世界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整体关系,以及时间上继起性的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转化为空间上并存的共同体的见解。在世界历史的空间并存上,既有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同样也有这些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之间合作和交流的另一面。

面对21世纪世界历史新的进程,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出新的探索。习近平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4)7当今世界历史的“问题意识”的聚焦点就在于:“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5)7

在这一聚焦点上,2013年3月,习近平开始从政治经济学“问题意识”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最为显著的四个方面作出分析:

第一,世界历史趋势的新走向。

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6)8这里的“问题意识”就在于,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二,世界历史格局的新变化。

习近平认为:“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7)8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分析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为主题的,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为主线的;当今世界历史的格局不再是单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历史,而是以多样性和并存性为特征的世界历史格局,不仅同时并存多种的生产方式,而且多种生产方式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将长期并存。特别是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使得世界历史的丰富性、并存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更为显著。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总体趋势,也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能。

第三,世界历史交往方式的新特征。

习近平指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9世界历史发展中交往方式的新变化,使得在更广泛的领域、更多样的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成为可能和必要;在同一“共同体”中处理和解决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成为必然的选择。

第四,世界历史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习近平指出:“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2)9这些难题和挑战,不仅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而且也擘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界域。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3)10这一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的经济关系态势的变化、格局的演进、交往方式的拓新及其面临发展问题的共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形成的主要依据和基本条件。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在体系结构上是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结构体系的赓续和拓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态的创新。

马克思在建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时,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六册结构计划”,这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公开提出的:“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4)11马克思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一体系结构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862年底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结构计划。但是,“六册结构计划”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叙述仍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六册结构计划”中,前四册是对一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探讨;后两册是对国家对外的经济关系和作为整体的世界市场经济关系的探讨。马克思曾经把其中第五册《对外贸易》(或称作《生产的国际关系》)的主题概括为:“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以及“货币作为国际铸币”等;把第六册《世界市场》的主题概括为:“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5)12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类同于“六册结构计划”中后两册的内容,但同时也呈现三个不同方面的理论指向;正是这三个不同方面的理论指向,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形成独特的对象和体系结构,形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形态。

第一,政治经济学对象“主体”上的理论指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1)13。恩格斯把马克思称作的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为狭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性来看,这一狭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2)14;二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肯定方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3)14;三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否定方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4)14

马克思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特征表明,“六册结构计划”后两册同前四册一起,都是以同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史”为对象特征的。后两册探讨的尽管是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国际经济关系,但在经济关系“主体”上,还是单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就强调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15不过,第五册《对外贸易》,是在同质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上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探讨;第六册《世界市场》,是在由同质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市场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总体矛盾及其向未来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必然性的探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以同质的而是以异质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共同体”为对象特征的。这种“共同体”,是指当今世界存在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综合体。“共同体”在经济关系上的异质性,不仅是“共同体”本身的显著特征,而且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恩格斯把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看作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狭义政治经济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进程,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也呈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也是中国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第二,政治经济学形态上的理论意向。

“六册结构计划”是以狭义政治经济学为对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从理论样态上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除了提出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之外,还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基本样态:一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前的”的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样态;二是以“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6)14不同的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样态。

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变化是以作为对象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为基本前提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变化的实际,决定这一时期首先形成的就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必然向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过渡的政治经济学意向,马克思狭义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20世纪上半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现实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意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并存的现实,使得两种并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存;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中如何在交流、合作和对抗、冲突中使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意向,开始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发展的理论意向,基本上是人类社会经济关系时间继起性的问题,主要探讨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向另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的问题;第三时期基本上是空间并存性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并存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的理论意向。这一理论意向,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推进而日渐明显,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凸现而出,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渐演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涉及时间继起性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时间继起性基础上的空间并存性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时间继起性是空间并存性的前提,只有在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且必然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理解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并存关系;空间并存性也是时间继起性的过程形式,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并存,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基本上属于广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同时也对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做出新的拓展。

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变化。

“六册结构计划”是以“现代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背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世界历史新形态的“形成史”为基础的。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中“现代史”和“形成史”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做了阐释。马克思认为,资本“生成”和“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显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1)16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他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史”而不是它的“形成史”。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史”作为《资本论》对象,是“在其纯粹状态下进行研究”(2)17的,因而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方法论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各种“中间形式”或者“过渡形式”,或多或少是“形成史”中留下的经济形式或经济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被“抽象”的成分,不再是“现代史”的叙述对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以正在形成中的“共同体”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为对象的,是对正在现实中不断发展的具体的“共同体”中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是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政治经济学。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意识”的方法指向。

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必然要求增强对经济关系实践逻辑的探索,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开始就提出的“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3)18方法的赓续。这里的“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指的是“共同体”中正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始终以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事实”为出发点的,运用的是与“形成史”对象特征相联系的“问题意识”方法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及基本意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如何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防范各种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课题。

面对国际经济关系重大变化的这些课题,习近平不仅提出其中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而且还提出在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19这一“问题意识”,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方法导向和理论意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是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为背景的。2013年3月,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中,习近平作出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2)20的论断,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问题意识”缘由所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也是以对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的深刻把握为根据的。2015年10月,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再次阐释中提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3)20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多问题和挑战不再是一国所面对的和所能应对的,而是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习近平指出:“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4)20特别是在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上,更需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更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举措。面对这些“问题意识”,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5)20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断地证明,无论前行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世界总会按照自己的规律顽强地向前发展。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各国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新型国际关系”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意向做出新的阐释。习近平指出:“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1)21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意义上,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向做出五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在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问题上,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习近平从政治经济学视界上提出:“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2)21在对待这一问题上,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3)21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要走出的是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一方面“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4)21:另一方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5)21。

第二,在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问题上,习近平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6)21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7)21

第三,在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问题上,习近平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做了分析,提出“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8)21

第四,在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问题上,习近平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9)21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特点上,习近平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10）21

第五,在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问题上,习近平在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提出:人类面临着“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11）21的共同课题。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12）

21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1)22新构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守“共同构建”的“行动”意向。“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的“世界”大道的五个方面内涵,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这五个方面,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课题和基本理论:一是“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兼顾当前和长远,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2)22。二是“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3)22。三是“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4)22。21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2030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性趋势,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然是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四是全球经济协调和治理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问题。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5)22

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意向和理论要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运用于认识当代世界现实,而且把蕴含其中的价值观落实到当代世界的国际交往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的并存发展之道,书写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篇章。

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理念,逐步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多界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成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形态。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就是提出:“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3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和困境,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2019年3月,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2)24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敞开大门,世界各国要把握发展大势,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抓住发展机遇,谋求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

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全面推进全球治理完善。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亚洲近几十年快速发展,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3)25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只有坚持开放共赢,分享发展机遇,才能为共同发展注入持久强大的动能。6月,习近平在亚信第五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于经贸往来中出现的问题,各方都应该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平等对话协商,按照国际关系准则和多边贸易规则妥善处理,而不是动辄诉诸保护主义、单边主义。(4)26中国的这一立场和主张,不仅是在维护各国的正当发展权利,也是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各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5)27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6)27。顺应时代潮流,做好携手迎接更多全球性挑战的准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成为重要的课题。

从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向上,习近平做出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深入分析:

一是确立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的意向。习近平指出:“各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与共。任何国家都不能从别国的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7)27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在根本上就是:“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8)27

二是确立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理念。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割裂。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必须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我们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增长和分配、技术和就业的关系,使发展既平衡又充分,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1)28

三是确立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的指向。习近平指出:“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2)28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四是确立亟待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指向。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3)28国家之间有分歧或者有竞争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国家之间可以有竞争,但“必须是积极和良性的,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4)28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5)28 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面对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的新变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何以信心、勇气、担当,回答时代课题,做出历史抉择,习近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观点:一是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二是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三是我们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四是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6)29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对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问题做出阐释,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四是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携手实现跨越发展。

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

六是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起,共同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构成习近平“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第四方面“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意义的阐释时指出:“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1)30从这一“历史意义”上看,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