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工人阶级的节日，也是广大劳动者的节日。在五十年代，中国除了在国庆节举行群众游行之外，“五一”节也是要举行群众游行的。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在庆祝“五一”节的时候，到处都摆满了鲜花。

“五一”节也是国际工人运动的节日，也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节日。所以，在五十年代，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要在“五一”节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曾经读过一本波兰小说，好像是叫《公民们》，其中就有社会主义的波兰举行了“五一”节游行的场景。

后来取消了“五一”节的群众游行，当时的说法是，庆祝节日要注意节俭。我印象中，在1966年，“五一”节的白天还有群众游行，晚上还有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联欢活动。到了1967年，连春节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节日了，“五一”节的游行好像也就没有了。只是1967年的“五一节”晚上，天安门广场的联欢还在举行，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后来毛主席走下城楼，乘坐敞篷汽车在天安门广场由人墙组成的通道上以较快的速度巡游了一番。毛主席是站在敞蓬车上的，穿着灰色的中山装。那天我也在广场上，只是由于毛主席乘坐的车速较快，距离我站的地方也比较远，只看到大致的身影。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五一”节就没有白天的群众游行了，晚上的群众联欢到底还有没有，我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是记得白天的游行改成游园。北京各大公园都举行文艺演出，去观看演出的都是单位发票。我印象中，似乎中央机关，各大高校都有这样的游园票。像我们所在的企业，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五一”游园，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

现在的“五一”，好像连游园都没有了，全改成假期了。现在庆祝“五一”节，一般都是在五月一日之前，由有关部门举行劳模表彰会，表扬一批劳动模范，就是“五一”节最重要的活动了。过去，评选出来的劳动模范，都是在一线进行生产劳动的劳动者，自八十年代之后，在劳动模范的行列里，开始出现一些官员。这让我非常不解。当然，不是说有的领导干部工作不努力、不辛苦。但我们评选的劳动模范，就是主要表彰在生产一线的普通劳动者。如果劳动模范中官员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个劳动模范的味道就有点变了。

我们现在还是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我们现在的“五一”节，似乎跟我们宣称的这个论断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是不太应该的。“五一”节，是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者的节日，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我们的“五一”节，难道不应该在这个方面上多举行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吗？当然，现在的媒体在“五一”节前后，报道一些普通劳动者的业绩与事迹，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显然还不够。

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中，应该有着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这个比例现在过低，往往是一些官员或者工商界人士占据着过高的比例。当然，所谓提高工人代表的比例，不一定要过半数，但一定不能低于其他界别代表的比例。另外，在我们各级党委当中，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委员。现在的党委里，有的完全没有工人委员，而有的虽然也有工人委员，但只有一两个象征性的。当然，将来要怎样具体实施，也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在企业里，特别是国有企业里，在管理层或者董事会里，是不是也需要增加一定数量的工人董事，或者管理人员。记得在八十年代，日本的私营企业的董事会里，就有工人董事。日本人说，这还是跟中国的“鞍钢宪法”里学过来的。但我们的企业，似乎至今也没有所谓工人董事的这种职务。当然，日本企业中的工人董事到底是摆设，还是有着实际的作用，我完全不了解。但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中国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如果要设置工人董事职务，就一定要让工人董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希望我们国家培养更多的技术能手和人才，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这不仅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虽然说不是一定要大幅度提高工人的收入与待遇，但如果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收入与待遇没有明显地提高和增长，那么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被人们尊重的。现在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到快递等服务业就业，而不愿意去工厂做一名技术工人，收入方面的因素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而工人收入的增加，与工人自身的能力与素质的提高直接相关。在德国，一名高级的技术工人，其收入完全可以与大学教授相媲美。如果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中，也有一定的技术工人能够在收入上达到这样的水平，那么工人阶级队伍的兴旺一定是指日可待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