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影响力的超级富豪投资人塞斯.克拉曼，去年在哈佛商学院发表演讲，自称他的演说内容是试图救活资本主义的“挽歌”，警告商界要想法子修正资本主义，否则就太晚了。他还警告，如果商界领袖们不认真思考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意识形态之流就会寻找替罪羊，并不计后果地鲁莽变革。言下之意，资本主义制度会不会被一场激进的革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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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页今年4月21日的一篇报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美国超级富豪们忧虑这个令他们发家致富的制度能否存续下去》，终于揭开了一个盖子：美国社会已经在酝酿一场革命。

 

报道从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康纳（Ro Khanna）的视角，感受他的硅谷选区内，超级富豪们及大型科技公司越来越不受欢迎。

 

这个原本不仇富、只羡富的社会，也开始仇富了？

 

康纳是印度移民后代，在费城白人中产社区长大，毕业于耶鲁法学院，2016年当选加州民主党众议员。

 

他的选区，从前是蓝领城市，现在的房屋中等价位已经超出200万美元。

 

选民中有不少超级富豪，但更多的是生存艰难的普通人。

 

有一位女教师，拥有硕士学位，但长达11年都只能租房子住，买不起房子。而她的同事甚至连医疗保险都买不起。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资本主义弱点就已经暴露无遗，并引发“两个美国”的对立，即1%富裕人口与99%普罗大众的对立，2011年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度在全美120多个城市蔓延。

 

有时候，仇富是披着种族歧视的外衣。

 

比如，一些人的祖辈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保家卫国的荣誉感；还有一些人的祖辈曾在美国欣欣向荣的工业化时代打拼过，但是现在面对康纳这样的印度移民第二代，感觉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家庭财富，都比不过，颇为不忿。

 

种族歧视的外衣之下，实际是财富严重不均、发展机会越来越少等现实所滋生的积怨在寻找突破口。

 

二

 

特朗普的上台，无疑与这种积怨有关；而独立参议员桑德斯，再度角逐美国总统职位，也与这种积怨有关。

 

现年73岁的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口号上台，以强硬手段打击非法移民，又在国际上四处开打贸易战，希望将投资拉回美国，增加就业。

 

这种靠打“民粹牌”和“恐惧牌”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显然有点简单粗暴，美国共和党建制派对他若即若离，主流媒体则完全站到他的对立面。

 

77岁的桑德斯则主张来一场“改变美国的政治革命”，他认为，美国社会财富严重不均，是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要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式，比如提高富人的税率，来改变一小撮超级富豪控制美国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现状。

 

桑德斯2016年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拒绝企业或个人的大笔捐赠，靠人均27美元的小额捐赠，拿下全美50个州中的23州，所到之处得到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热烈追随，逼得希拉里要靠超级代表的支持才能锁定提名。

 

两位“反建制”的长者，都知道美国病了，需要吃药，但开出的药方截然相反。

 

目前，美国吃的是特朗普的药方，如果服用四年不见效，那么，明年大选，是继续服特朗普药方，还是换用桑德斯药方呢？

 

三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都令超级富豪们和商业精英们感到不安：左右两端都太激进了，资本主义制度说不定就会毁在他们的手里。

 

当然，一些触角敏锐的富豪，也知道美国社会财富不均的现象，已经到了不能假装看不见的地步，富裕阶层需要趁现在还来得及，得想法子做些修补。

 

颇具影响力的超级富豪投资人塞斯.克拉曼，去年在哈佛商学院发表演讲，自称他的演说内容是试图救活资本主义的“挽歌”，警告商界要想法子修正资本主义，否则就太晚了。

 

他是这样告诫商界精英与富豪们的：

 

是尽量降低工资，还是尽量与受薪阶层并肩工作，你们选吧；

是营造愉悦的工作环境，还是艰苦的环境，你们选吧；

是提供更好的福利，还是微薄的福利，你们选吧。

 

他还警告，如果商界领袖们不认真思考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意识形态之流就会寻找替罪羊，并不计后果地鲁莽变革。

 

言下之意，资本主义制度会不会被一场激进的革命推翻？

 

硅谷富豪拉森也预见到，这种把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更少人手中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当虚拟货币去年价格飙升的时候，拉森净资产一度高达590亿美元，跃升为全球排名第五的富豪。

 

他担心，如果不加干预的话，硅谷的财富会继续增长，招惹的仇恨也随之增长。

 

四

 

自由资本主义，是美国社会财富不均和民意分裂的根源。这一论点，获得的共鸣越来越大。

 

“资本主义再想像”选修课，已经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最热门课程之一。选修学生从七年前开课时的28人，增至现在的近300人。

 

比尔.盖茨和奥巴马曾大力鼓吹硅谷创新模式，认为这将打破旧的社会等级，让资本主义惠及更广。但《赢者通吃》作者吉里达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果真如此吗？要知道现在控制美国的是五间公司，而不是100！而且掌控这些新巨头的白人和男性比例，比从前更多。

 

吉里达拉达斯言辞犀利，但给出的药方还算温和：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应该利用自己的财富与创造力，去解决政府无力解决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五

 

加州民主党议员康纳虽然担任桑德斯竞选阵营的共同主席，但也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来改变。

 

他游说大型科技公司，提高合约清洁工的工资，起码能让对方应付基本生活开支；游说科技公司高层主管，拨出10%的时间思考，怎样为国家做点贡献，比如捐赠金钱和设施，帮助贫困落后地区。

 

用这种类似“先富带领后富”的模式，试图将被财富不均而割裂的美国重新粘合起来。

 

需要粘合的不仅仅是美国。

 

法国旷日持久的黄背心抗议活动，英国被脱欧撕裂的民意，都是社会财富不均下民怨累积的宣泄口。

 

这些民怨也导致了欧洲极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上升、美国民粹分子与社会主义分子近年来在国会选举及州政府选举中脱颖而出。

 

这些都令富豪们忧虑：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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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峰锐观察”微信公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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