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命悬一线，在这危难之际，毛泽东作出了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的决定......

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枫香坝东南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

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猬集一团，在鲁班场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每隔50米就有一个碉堡。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而国民党军第13师已由鲁班场北出，企图侧击中央红军攻击部队；吴奇伟纵队已进到枫香坝，川军郭勋祺部也向鲁班场转进，企图夹击中央红军。

鉴于敌我态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战机。

中央红军在茅台镇短暂停留之后，3月16日18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三渡赤水的命令，要求各部队于3月16日当晚至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寻求新的战机­­­。

中央红军用一天半的时间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为了给国民党军造成错觉，中央红军多为白天渡河，并且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以示中央红军将北渡长江，调动国民党军西进。

3月19日，中央红军攻占镇龙山，击溃川军一个团的阻拦，进到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堵。

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周浑元纵队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古蔺追击；滇军孙渡纵队在毕节、黔军王家烈纵队在金沙以北截击，川军潘文华部五个旅在叙永、古蔺防堵，川军郭勋祺部由茅台西渡赤水河尾追，并加强泸州东西长江防线，同时严令各个纵队赶筑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

然而，就在各路国民党军向川南疾进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回师东渡赤水河，夺取战略主动权。3月2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四渡赤水的命令。此时，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才四天时间，又要四渡赤水。

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的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由铁厂、两河口地区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国民党军西进。而中央红军主力则于3月21日晚至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挥师东渡赤水河，接着，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疾进，寻求新的机动。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跳出了敌人的围堵，迅速奔向乌江而来。蒋介石惊慌失措，认为中央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他命令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在遵义、桐梓、松坎等地严阵固守；第53师迅速赶到遵义，协助第47师防堵；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星夜结集仁怀、茅台、坛厂一带，周浑元纵队先头部队兼程开往鸭溪、白腊坎、枫香坝等地固防；同时命令湘军何键部加强乌江防备，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中革军委二局截获的国民党军电报中显示：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六个师的兵力，正由安底西北向红军方向迎面而来，最近处离中央红军准备南渡乌江的部队只有三十公里路程。情况危急之时，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妙计。

卢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当时，按照蒋介石的行文风格伪造了一封电报，命令吴奇伟和周浑元说，你们继续前进。所以他们接到电文以后，一看也没有产生怀疑，就一个继续向南一个继续向东。这样呢，就与国民党围追的部队就拉开了距离。

3月31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进至贵阳以北的息烽地区，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把国民党军重兵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包围圈彻底宣告破产。此时的毛泽东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巨大的弧线：从乌江往南，穿越贵阳和龙里之间的缝隙，慢慢再弯向西，最后径直向西，从贵州的西南角进入云南。

毛泽东对身边的红一军团第2师师长陈光和红一军团第2师政委刘亚楼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4月2日，中央红军一部佯攻息烽，中央红军主力佯攻贵阳，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二十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兵力单薄。因此，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既怕红军乘机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4月8日，中央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分两路向云南方向疾进。4月27日，中央红军前锋威逼昆明。

这时，昆明城内及其周围兵力空虚，龙云急调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四川造成了有利条件。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水流湍急，难以徒涉，是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这时，川军已把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了渡口，阻止中央红军北上。

193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主力为左纵队，抢占上游的龙街渡；彭德怀，杨尚昆率第三军团为右纵队，抢占下游的洪门渡；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为中路，抢占皎平渡。

刘伯承率领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来到对岸，乘国民党军还摸不着头脑之时，红军就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无一人伤亡。而此时的林彪、彭德怀所率的左右两路红军渡江失败，皎平渡成为唯一能渡过金沙江的渡口。凭着陆续找到的六只小船，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到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

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之战是决定党和红军命运之战，当时形势之危急、问题之复杂、压力之巨大、任务之艰险，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黄先荣 遵义市长征学会常务副会长

巧渡金沙江以后，国民党军队跟我们拉得太远了。毛主席所以把四渡赤水作为自己的得意之笔。

从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到5月9日全军渡过金沙江，长达3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甩给国民党军，机敏地调动敌人，在赤水河两岸与强敌周旋。

随着四渡赤水的胜利，长征的前进方向，经历了从最初到湘西，黎平会议调整为川黔边，继而在遵义会议变为川西北或川西，四渡赤水后，终于明确地变为向川西北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一番苦斗与艰难的摸索之后找出的路，是北上抗日的通衢之路。

中央红军摆脱优势国民党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我党在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特别指出：“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自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律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的就执行、错误的就抵制，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

遵义会议开始所确立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所开启的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先河，遵义会议所铸造的民主团结、坚定信仰的精神，让这座小城永载史册。一个地标也因一种精神被赋予不竭动力。

■来源/CCTV国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