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段时间，因为受《八佰》和《周恩来回延安》等影片影响，我曾对今年的献礼片做了一个比较悲观的估计。现在看起来，这个悲观估计似乎过早了一些，因为有不少电影还是不错的。其中最光彩夺目自然是《古田军号》，《烈火英雄》也相当抓人，今天看了《红星照耀中国》（以下简称“红星”），更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气，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遗憾的是，这几部电影，除了带有浓厚商业片味道的《烈火英雄》外，其他几部的票房都不够理想，原因何在呢？
观众的欣赏口味早就被好莱坞和“娱乐至死”的氛围给重新建构了，立场和情感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偏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这样的形势，有关部门又机械理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消极不作为，不能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积极加以宣传引导，是另一个原因；
而第三个原因最具有很本性，就是“影片呈现的事实”（比如红军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和观众“在生活中感受到的事实”（比如腐败和官僚主义）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这构成了观众在欣赏影片时的结构性障碍。
消除这种结构性障碍，只能靠党员和领导干部重回红军的传统，把红军的初心发扬光大，舍此别无他途。
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是根据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改编的，而《西行漫记》的原名，正是《红星照耀中国》。严格说起来，“红星”也是一部“西方”视角的电影，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战士、苏区的人民群众等等，在影片中也是被观看的“他者”。我曾经在《再评<黄河绝恋>：谁是被感动的“黄脸看客”？》一文中批评过，以被西方凝视为荣，甘作“他者”，把观看权、阐释权拱手相让，其实是一种主动殖民化的行为，是丧失了文化和道路自信的结果。但《红星照耀中国》和《黄河绝恋》、《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等有本质区别。
在《黄河绝恋》中，美军飞行员欧文是带着一种文明优越感来观看晋察冀边区的一切的，而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却是带着一双“寻找光明”的眼睛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在陕甘宁边区，斯诺看到了一支世界上最文明、最优秀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以及红军的统帅毛泽东，他也看到了全中国最有自尊、最乐观、最有自信的人民。总之，他进入了一个当时在全中国，也是在全世界最进步的地区，他在这里四个月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并通过他的《西行漫记》，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红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斯诺一部不完全的传记片。斯诺1928年就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在1936年6月进入陕甘宁边区之前，他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了8年之久。摄影机追踪着斯诺的身影，借助斯诺的眼睛，让观众看到了白区和红区的根本不同。白区/国统区的腐败、肮脏和混乱，曾让斯诺感到绝望。
斯诺到北方采访中国铁路的情况，一位陪同斯诺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官员，像极了今天的“公知”或某些海归官员。他用蹩脚的英文告诉斯诺，自己毕业于哈佛大学，崇拜美国国父华盛顿，热爱美国，因此也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华盛顿”。当斯诺问他是否知道京张铁路的设计者是谁？“华盛顿”回答说，大概是个德国人，也许是美国人，反正不是中国人。
斯诺告诉他：京张铁路的设计师叫詹天佑，是中国人。“华盛顿”恍然大悟，连说对对，我认识，上个月我们还在一起开会。
这激起了斯诺强烈的好奇心：是吗？可是詹天佑1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华盛顿”的脸上满是大写的尴尬。
“华盛顿”陪同斯诺到了内蒙的萨拉齐，街道上成群的饥民和无人掩埋的饿殍给斯诺强烈的刺激，但他回到宾馆，却发现“华盛顿”搂着两个妓女在寻欢作乐，大吃大喝。
实际上，不仅是斯诺，在三四十年代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打过交道的西方人，几乎无一例外（除了陈纳德等极少数人）地把对国民政府的厌恶带了一生。读剑桥民国史，不难感受到文字背后作者的“我是专业学者，我得控制住破口大骂的冲动”的情绪。而和蒋介石有过密切接触的史迪威将军，则把日记变成了发泄对蒋介石愤怒与不屑的树洞，“我恨不得把花生米（指蒋介石）一枪打穿……”在受够国统区带给他的绝望和沮丧之后，斯诺在鲁迅、宋庆龄的帮助下，沿平汉线从北平到了郑州，然后从郑州沿陇海线到了西安，最终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进入了陕北苏区。在苏区，斯诺看到，这里的人民尽管衣着朴素，甚至打着补丁，但干净整洁，一点都不显得邋遢落魄，从战士到普通百姓，个个精神饱满，他们爱笑、爱唱歌，喜欢别人称自己为同志，对没有礼貌的“喂”，哪怕是刚刚加入红军的小战士，也会不加掩饰表现出反感。在保安，这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他看到了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买他的人头，他却连个警卫都不带，在大街上随随便便地走来走去，和遇到的农民像老街坊一样扯闲篇。而农民见到了主席，也和在国统区老百姓看到大官的情况截然不同，既不是惊慌逃散也不是跪地喊冤或伸手乞讨，而是亲切自然地打招呼，他们都把对方当成了毫无生疏感的自己人。斯诺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够用了，这是一个和白区截然不同的美丽新世界。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出现了蒋介石的形象，虽然戏不多，但分量却很重，而且我认为，这是近十年来，银幕上塑造的最成功的蒋介石的的形象。2009年，在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电影《建国大业》中，也出现了蒋介石的形象，导演并且做了别具匠心的处理。在拍摄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两人会面后共同接见记者的镜头时，摄影机的位置就是所谓“乐队指挥”位置，摆在正中间，毛主席和蒋介石从左右两侧的楼梯上拾级而下，然后肩并肩地站在银幕中央，共同面对镜头。即便如此，导演仍然担心观众不能领会他的意图，还特意安排孙红雷扮演的记者提了一个“你们两个人为什么都穿一样的中山装”的问题，并借唐国强扮演的毛主席之口，做了“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学生”的回答。
导演的意图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他就是想告诉观众：毛、蒋的历史地位完全一样，没有什么谁高谁低的问题，他们的政治主张也没有本质区别，仅仅是方法不同而已。
从《建国大业》到《红星照耀中国》，刚好10年，萧瑟秋风今又是，有一点换了人间的感觉。
第一次，是民国著名的华侨外交家陈友仁面见蒋介石，告诉他人民都希望政府宣布抗日，蒋介石却希望继续对日妥协，争论之中，蒋介石脱口而出“讨厌的人民！”
第二次，是张学良不惜以上将之尊，跪下来向蒋介石谏言出兵抗日。蒋介石盛怒之下，不仅坚决予以拒绝，还声言“我是革命领袖，谁反对我，谁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从这里滚出去！”
这就对了，这才是蒋介石的真实形象，和李宗仁、冯玉祥、卫立煌、杜聿明、张治中等这些和蒋介石有过密切接触，甚至是结拜兄弟的人回忆中的蒋介石形象完全吻合——他没有领袖风范又喜欢以领袖自命，他藐视人民，视人民如草芥，他刚愎自用，明知是南墙，也要硬撞上去，直到头破血流才觉得舒服。《红星照中国》无疑是一部优秀影片，但也有一些明显的瑕疵。首先是选角有问题。扮演毛主席的演员王鹏凯，应该说还是很努力的，但并没有演出主席的气质，他只是在机械地模仿主席的动作，看不出对角色的理解和创造，而且他带有东北口音，体态和面庞都稍胖，这特别容易让观众出戏。相比之下，《古田军号》里王仁君扮演的毛委员就比较出彩；其次，斯诺在进入陕甘宁之前，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八年，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进入苏区，却忽然需要翻译了，这样整部影片就显得非常拖沓了；第三，斯诺在陕甘宁边区采访了四个月，就是为写作《西行漫记》。这本书的出版曾经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震撼，中文译本在国内流行后，又让无数不愿意当亡国奴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感到绝望的青年看到了光明，陕甘宁边区就像黑夜里腾空而起熊熊燃烧的火焰那样吸引着他们。所以在影片的最后，应该用一定的篇幅，浓墨重彩的展示一下本书的巨大影响力，但没有想到对这本书居然一字不提就结束了，这就给观众以草草收场的感觉。无论如何，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透过斯诺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孕育了新中国的陕甘宁边区——那是一个美丽新世界。这提醒我们，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红星和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仍然是我们找寻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