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每年招收约200名韩国本科生，在整个山东省才招一百多人，山东的人口是韩国的两倍多。北大放弃了中国本土的优质生源，却招来二三流的韩国学生提升“国际化”，实属得不偿失之举。（编者注：2018年高考，北京大学在山东招收文科24人,理科28人）

教育部于2003年确立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留学生工作指导方针，《留学中国计划》又将其修改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政策目标的叙述次序往往意味着它们的重要程度，“扩大规模”总是重于“保证质量”的，而且该计划强调的“质量”，主要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即教学质量，而非学生质量。

今年开始，清华大学录取本科留学生，不再采用笔试，转而采用申请审核制。也就是说，外籍学生若想报考清华大学，只须“报”，不用“考”了。此举引发了舆论热议，很多网友都抱怨“十年寒窗不如一纸国籍”。

中国高校招收本国学生和留学生的双重标准由来已久，近年来由于后者大幅扩招，两者差距进一步被拉大。清华大学的招生改革只是冰山一角，它背后隐藏着校园里一只“看不见的大象”。

老外扎堆的大学校园

每年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都要举办一场载歌载舞的晚会——“北京留学生之夜”。作为该校教师，去年年底我有幸观赏了各国青年的精彩演出。整场晚会彰显了“高端大气国际范儿”，有篇后续报道称：“来自首都8所高校、40余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中外学生演员联袂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国际艺术盛宴。”我在台下欣赏着表演，心里却隐隐有一丝不安。节目单上印着一位日本学生的名字，她已经连续几周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了。上学期结束后，她果然未能通过考核，我只好给了个不及格的分数。

如果喜欢走访中国的大学校园，你便会发现这些年肤色各异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虽然留学生占全体大学生的比例还很小，但他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新生扩招的幅度。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大学录取的留学新生从2005年的6.1万人上升到了2014年的11.1万人，增幅为82%。相比之下，同期每年录取的国内大学生则从504万人上升到698万，增幅为38%。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年度数据，如果将各类留学生加总，他们的存量已从2011年的29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44万人，接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则从660所增长到829所。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很多留学生来中国只是参加汉语培训，更值得关注的是拿文凭的学历生，即读本科、硕士或博士的留学生。他们的增速尤为惊人，在2005年之后的十年间从每年录取1.5万人上升到3.8万人，增幅为158%。

一般来说，中国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学生的规模和比例也越大。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中的留学生比例从3.8%迅速发展到8.3%。2010年，有3219名留学生在清华大学就读一学期以上，其中有2263人为学历生，留学生规模和比例均居全国高校首位。2016年，北师大计划招收245名本科留学生，同年北师大招收国内本科生2590人，留学生的比例接近一成。而在全国排名五十位左右的江南大学，2014年国际学历生的招生规模仅为75人。

我在北师大为三类学生授课：本科生、专业硕士和留学生。每类学生中都存在好学生和差学生，可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有些留学生甚至连一篇通顺的文章都写不出来，还有的连中文试题都读不懂。有一次，我同某留学生项目的负责人聊起此事，并建议他控制一下生源质量。他有些无奈地答道：“我能招够学生就不错啦。”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招这么多留学生？

“规模优先”的教育方针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中国高校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为了落实这份《纲要》，教育部随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留学中国计划》，表示到2020年要将来华留学人员提升至50万人。中国教育政策的决策者意识到，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留学生招生规模扩大，尤其是学历生人数增长，正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表现。

在这种规模优先的指导思想下，教育部于2003年确立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留学生工作指导方针，《留学中国计划》又将其修改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政策目标的叙述次序往往意味着它们的重要程度，“扩大规模”总是重于“保证质量”的，而且该计划强调的“质量”，主要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即教学质量，而非学生质量。

留学生的数量达到什么比例就够了呢？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曾指出：“纵观国际上知名大学正式注册的国际学历生比例，一般占到在校生总数的10%到20%。”言下之意，这应当是中国高校见贤思齐的目标。

根据《留学中国计划》制订的工作进度，学历留学生数量的年增长率应保持在4.66%，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每年应增加10所，英语授课品牌课程每三年应增加50个。在这种大跃进式的教育政策指导下，中国许多省份和高校都奋力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开发了更多的留学项目。比如，云南省教育厅在2010年表示，“云南将加大留学生的招生及培养力度，争取到2014年来滇留学生人数到3万人，2020年达10万人”。也就是说，云南省内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将在六年内将增长两倍多。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留学生比例对中国高校这么重要，没有他们就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吗？问题在于，是否“一流”并不取决于中国大学，也不取决于教育部的官员，而是由某些国际媒体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决定的。目前，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大学排行榜主要有三家，一份由QS咨询公司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作推出，一份由《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制作，还有一份由上海交通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院发布。交大排行榜（ARWU,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完全基于科研成果指标，而且由本土大学评估，因此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力不如前两者。那么，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排名呢？

大学排名与国际学生比例

像很多“量化考核”使用的指数一样，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基于各国高等学府的多项数据，比如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声誉评价等。将这些指标标准化，再赋予一定权重，分析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所大学的分值和名次。

QS和泰晤士的计算公式都包含一项指标，即国际学生相对于本国学生的比例。前者赋予它5%的权重，后者则赋予2.5%。因此在这两个榜单上，一所大学留学生的比例越高，评分也就越高，而与生源质量无关。比如，在泰晤士2016年的榜单上，牛津大学排名第一，芝加哥大学排名第十。就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之比而言，前者为35%，后者为24%。芝大招收的留学生素质也许高于牛津大学，但由于比例较低，就会失掉一些分数。

为什么这两大排行榜只看重相对规模，而不是绝对质量？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生源质量难于比较——清点人头总是易于测试水平。二是这两大排行榜都有英国背景，而英国大学的留学生比例较高。给予这一指标更多权重，可以提升英国大学的排名。与纯粹基于科研指标的交大排行榜相较，这一点就显得更清楚。在2016年的泰晤士榜单上，有三所英国大学进入前十，分别排在第一、四、八位；而在当年的交大榜单上，只有剑桥大学进入前十，排在第四位。

我们是否应该更看重交大排行榜，而非另外两家的榜单？中国教育界的领导们很可能不会这么想，因为国内高校在QS和泰晤士排行榜上爬升得更快，更容易“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16年的交大排行榜上分别处于第71位和58位，在泰晤士榜单上则处于29位和35位，在QS榜单上则处于39位和24位。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家的排名参考了很多主观因素(如同行和雇主评价)，它们的客观指标也更具操作空间。针对排行榜的各项指数，有些高校的领导班子积极应对，采取多项措施提升本校排名。进一步扩大留学生在全校学生中的比例，无疑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

除了有助于提升大学排名，来华留学生也常常被视为“国际人才”。在2014年12月召开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发言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但引进的来华留学生却还不多。广纳天下英才，大力吸引外国留学生，可以很好地平衡当前的留学逆差，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留学大国，同时参与到全球人才竞争中，享受全球智力共享、留学经济等‘留学红利’。”王辉耀先生为改善中国的移民政策做了很多工作，可他在留学生问题上并不具有一线的教学经验。

由王辉耀主编的2013年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中国面临严重的“留学赤字”，我国出国留学生与在华留学生人数之间的“逆差”由2004年的31.6万扩大到2012年的80.9万。“留学逆差”和“留学赤字”显然借用了国际贸易的概念，它们为中国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留学教育属于一种服务贸易，中国留学生对外支付的学费显然高于外国留学生支付给我国的学费。

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应当保持流出人数与流入人数平衡，就像做国际贸易一样？一个非洲学生就读于广州某大学，这对中国的意义是否相当于一名北京学生就读于美国某大学？

如果只考虑学生数量而不计生源质量，我们很容易计算“留学逆差”。然而，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中国吸引的留学生，其平均质量不仅逊于美国吸引的留学生，而且明显不如中国本土的大学生，在各个层次的中国高校都是如此。

无须借助实证数据，我们就可以从选拔机制上推断出这一点。大部分中国家庭无力承担子女留学国外的高昂学费，因此高中毕业生大都会参加高考，争取进入国内较好的大学。除了北京上海等较富裕的地区，北大清华基本可以保证吸收到国内最好的生源。其他学校也可以依靠自身实力，吸收到与其地位相称的生源，几流大学就招收几流学生。

然而，留学生的招生状况并非如此。中国的一流大学招收留学生，不得不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兴趣的青年，国外学生首先会考虑申请欧美大学，和中国学子的留学趋向一致。因此，中国的一流大学也只能招收到其他国家二三流的学生，而中国二三流大学能招到的留学生素质就更等而下之。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高考竞争激烈，北大清华的本土生源质量不见得逊于哈佛耶鲁，而留学生的水平却不如美国一流大学。这就造成了同一所大学内，中国学生与留学生具有显著的成绩差距，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间。

高校管理人员的观察为我们也提供了佐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曾编辑过一本留学工作论文集，其中收录了各高校留学工作人员的经验总结。中国人民大学的留办人员张伟发现：“留学生的素质与中国同学有较大差距是客观现实，但是不能因为生源素质相对差就放宽培养要求，而是要在平时多指导，努力帮助他们，以缩小与中国同学的差距。”

北京大学的留学工作人员谢新则称：“虽然留学生学位生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考试成绩与中国学生的要求基本相同，但由于语言、文化和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异，留学生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是必须面对的现实。”由于国内外生源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中国高校是不可能通过多招留学生平衡所谓的“留学逆差”的。

扩招政策弊大于利

中国的留学生政策具有多重目标，除了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还有着外交战略方面的考虑。比如，为了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有些高校加大了针对沿线国家的招生力度。这些国家来的留学生有助于促进交流，推动发展，传播中国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然而，中国高校的学生同外国留学生接触后，容易产生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学习不如我们”，对非洲和亚洲学生的印象尤其如此。

其实，不是这些地区的学生不如中国学生，而是录取政策的双重标准造成的。

有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告诉我，北大每年招收约二百名韩国本科生，在整个山东省才招一百多人，山东的人口是韩国的两倍多。北大放弃了中国本土的优质生源，却招来二三流的韩国学生提升“国际化”，实属得不偿失之举。由于韩国学生学风不佳，北大学生积怨已久，他们之间还为此爆发过冲突。在很多大学，韩国学生在留学生中占有很大比例，所谓“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韩国化”。例如，北师大今年招考本科留学生，在全球设了两个考点，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就在首尔。

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官网，其下来自文学院的韩国留学生金彩怡说，“如果您要学好汉语，我强烈推荐来北师大汉语文化学院学习！我在北师大文院读本科之前在汉院读过一个学期中文，在此期间我的汉语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中国重点大学的本科留学生约占一成，这意味着也有一成左右的各省优秀学子只能进入差一些的大学就读。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标准，这些中国学生本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难怪他们会产生“十年寒窗不如一纸国籍”的不平之感。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尤平博”的北大学生抱怨说：“我很愤怒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居然不能给自己的国民，自己的优秀人才一个基本的国民待遇。”

除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留学教育的直接成本也很可观。中国高校的声望和师资都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汉语也不是国际通行的英语。如果想招到还算合格的留学生，就得靠提供奖学金了。

根据教育部公报，201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有4.9万人，占来华学生总数的11.1%，根据学位高低，每人每年约在六至十万元之间。加上各地和各校提供的奖学金，总规模估计有几十亿。就其性质而言，政府奖学金相当于给予其他国家的一笔巨额援助。这笔“留学援助”若能节省一部分，用于资助或奖励中国的优秀学子，也会有助于缓解中国当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此外，由于留学生平均素质较差，高校教师不得不多花时间教导他们，这其实是将教育成本转嫁到了教师身上。某名牌大学的留办人员提出，对留学生应当“同等对待，适当照顾，严格要求，加强指导”。“适当照顾”其实就是降低考核标准，“加强指导”则意味着增加工作量。每当为水平很差的留学生批改论文，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招他们？”

“假洋鬼子”与申请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