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位居世界第一。

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不少媒体在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援引了2018年11月8日的一则对良渚遗址的报道，宣称

【“民国青年施昕更用生命最后的短短3年，一手推开了良渚文明大门。在此之后，良渚的考古发掘、良渚文明确证的工作被时代按下了“暂停键”，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才恢复稳定、高效的节奏。”(《刚刚！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发现者是一位25岁青年……》)】

实际上，查阅2018年11月8日的那篇报道就可看出，原文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表述，原文如下：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刘斌、王宁远等专家在《良渚：神王之国》中指出，施昕更发现良渚文明之时，由于当时盗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认为是周汉之物，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认知，学术界认为良渚出土的黑陶是北方龙山文化南渐的结果。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而通过持续推进的考古，慢慢确证其实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已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了。”（《良渚的发现：民国青年25岁推开文明大门》）】

显然，《刚刚》文在援引这篇报道时，进行了添油加醋式的处理和主观的臆测，就形成了前面提到的那种表述。

不少人根据这样的表述认为，民国时代是一个良渚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突飞猛进的时代，新中国的前30年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糟糕，直到80年代以后才逐渐恢复民国时代的那种突飞猛进的状态。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这样。

的确，良渚遗址最早的确是在民国时代的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之间开始发掘的。但是民国时代的这三次发掘规模都非常小，而且专业程度很差，最早的发现人之一施昕更本身就不具备什么考古的专业知识，只能说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让一个不懂考古学的爱好者去主持良渚文化的考古，并不能体现民国时代的辉煌，恰恰体现了民国时代的悲哀与无奈。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时代关于良渚文化发掘出来的文物绝大多数都在抗战爆发后丧失了，因此后来对于良渚文化的研究和民国时代的发掘并没有多少直接的继承关系。（可参考汪济英《良渚黑陶又一次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02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快便对良渚文化进行了探索，第1次发掘开始于1955年。和民国时代盲目的冒险式发掘不同，新中国对于良渚文化的发掘一开始便是建立在保护性的专业化考古发掘基础上。当时，良渚镇的农民在水塘挖土积肥时发现了一些黑陶和木炭。浙江省的文物管理委员会闻讯后急忙进行抢救，最终成功的得到了较完整的陶器50余件。这次发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成功地改变了抗战爆发之后良渚文化的出土文物大都遗失、发掘工作停止的局面。使中国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建立在了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可参考汪济英《良渚黑陶又一次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02期）

1956年和1958年,浙江省文管会和省博渚物馆发掘了吴兴钱山漾遗址,揭露了面积700多平方米,发现了保存良好的实物。在钱山漾遗址下层,发现一种独木剑制而成的千篰,千篰是一种积肥的工具,可见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施肥和人造肥料的技术。从纺织技术上看，钱山漾遗址出土了残麻布、绢片、丝带等纺织品。经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鉴定，麻布的质料为苎麻，织物密度每时40至60根，绢片是家蚕丝所组成，织物密度每时120根，丝带为10股组成，每股单纱3根，共计单纱30根编织而成。这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们，已具有相当高的纺织技术和养蚕缫丝的经验。这些成果使我们对良渚文化的生产状况有了具体的认识。（可参考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这两次发掘之后，新中国对于良渚文化的兴趣骤然升高。过去绝大多数人把良渚文化视作北方龙山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经历了新中国50年代的大规模考古之后，人们感觉良渚文化应该是有独立性的，于是到60年代便开始明确了其特点，“良渚文化”的命名也正式出现：

【对良渚文化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初期曾把它归于龙山文化的一支，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主编的《新中国考古收获》一书，才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随后曾昭烯、尹焕章两位先生撰写的《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一文，对良渚文化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概括。

徐湖平主编,南京博物院文物博物馆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10,第112页】

70年代中期，新中国对良渚文化的发掘进入了高潮期，出土的文物远远超过前代，特别是对于墓葬和古井的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72年至1973年,南京博物院对昊县草鞋山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草鞋山遗址的文化堆积厚达11米,叠压着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化层,在最早的文化层中发现了反映生产的重要实物,特别是分属早、中、晚三期的二百多座墓葬,丰富了对马家浜类型、崧泽类型和良渚文化的认识。1974年,南京博物院和吴县文化馆,对澄湖湖底出土的大批古井作了清理,其中最早的古井,属于良渚文化,可以丰富我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在此前后,苏州越城、上海马桥、松江广富林、吴县张陵山发现的良渚文化的墓葬也是比较重要的资料。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01月第1版,第94页】

在这个阶段，新中国对良渚文化社会性质与发展程度逐渐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因为墓葬当中的相关情况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的论述基本一致，证明其已经进入了阶级分化与国家开始形成的阶段：

【良渚文化的墓葬反映出该文化的社会性质。目前已发现墓葬近百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草鞋山3座、张陵山5座、寺墩3座、福泉山7座等。葬式一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少数为二次葬，头向大致朝南。葬地一般比周围地势高些，多数墓葬就地掩土而埋，少数浅坑埋葬，个别有葬具，墓与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墓地较分散，一般仅几座在一起，随葬品多寡不一，多的上百件，一般仅几件，个别没有随葬品，有的人还被杀掉当陪葬，因此贫富差别很大，充分表明私有制已出现，原始社会处在即将崩溃境地。在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层中，发现一座墓葬(M198)，墓深1.45至1.75米，有墓圹，南北长4.5米，东西宽2米，深0.3米，合葬一男二女，都有众多的玉璧、玉琮、石器和精美的陶器等随葬，这两个女性应是墓主人的妻妾，说明一夫多妻制已经存在，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人物才能办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58页)。显然墓主人是氏族的贵族。

徐湖平主编,南京博物院文物博物馆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10,第116页】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考古并没有把良渚文化孤立起来，而是将其和马家浜、崧洋等结合起来共同分析，逐渐构筑起了太湖地区古代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谱系。到70年代末，大多数人已经认定“太湖地区和中原地区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已经和我们今天的认识相差不远了：

【良渚文化已经出现了奴隶,而当时的氏族贵族,掌握权力,占有大量财富,剥削他人劳动,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奴隶主。随着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斗争,奴隶主要统治奴隶,就必须建立奴隶主的政权。随着奴隶主国家的出现,人类社会就进入奴隶制社会,这就是文明时代。……从上面对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简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自马家浜类型经崧洋类型到良渚文化,原始社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太湖地区和中原地区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太湖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悠久的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太湖地区考古发掘的成果说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01月第1版,第101页】

当然，在80年代以后，我们对于良渚文化的探索仍然在继续发展，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明确了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产生的文明时代。我们今天成功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是2007年发现的这个良渚古城。但是如上文所述，我们很难说这些成就和民国时代有多少关系，更直接联系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50~70年代一系列重大发掘研究的成果。

因此，这几天被很多人大量转载的“民国青年施昕更用生命最后的短短3年，一手推开了良渚文明大门。在此之后，良渚的考古发掘、良渚文明确证的工作被时代按下了‘暂停键’，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才恢复稳定、高效的节奏”这种表述并不准确。比较准确的表述应该改成，

【由于民国时期国家极其落后和混乱，对于良渚文化仅有的一点发掘成果也大都遗失。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近乎空白的条件下对良渚文化的探索突飞猛进，到70年代末已经接近了今天的认识水平。80年代以后，对于良渚文化的探索进一步发展，最终在2007年发现了良渚古城，明确了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产生的文明时代。】

事实上，关于良渚文化探索历程的资料并不难找，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相关人士太不认真的缘故，仍然在报道中出现了偏差，导致有很多人被带了节奏。因此，我希望朋友们以后要是再看到某个领域“民国时期异常辉煌，以后陷入停滞，80年代以来才开始恢复发展”这种三段论句式，最好不要先盲目的相信。一般只要认真查一下相关资料，就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最后，就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名言作为结尾吧：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