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晚上演了一个《真假老师》的小品，小品里有一个在校少年，结尾付了保洁工“串通费”两百元。年纪小，出手阔，称他“钱孩子”挺好。钱孩子骗人，骗了保洁工骗老师，骗了老师骗爸爸，还在保洁工犹豫不决的时候，以投诉要挟。骗子与时俱进，在校学生也从小做起，人们见怪也不怪了。钱孩子三骗之后，博得了阵阵喝彩。慢回味《真假老师》，怎么品出了笑不出来的味道。

　　老师要家访，家长又不在，钱孩子打起了蒙骗老师的主意。按照这样的剧情，发展到父亲正巧赶来的时候，钱孩子就骗不下去了。可是，小品就是小品，它不但让钱孩子骗下去，还要把辛苦归来的家长一起骗。钱孩子骗人得法、随机应变，单就那不打草稿、信手掂来的绝活，也非一日之功。不知钱孩子到底从学校、社会、家庭中感悟了什么？使他本该花一样绽放的年纪，却熟透若枯萎的花朵，油滑若混混无赖。以至于在骗人的时候春风得意，旁若无人，毫无羞耻敬畏之心。

　　剧情摊开的头很大，给人的期待也很大。老师的断喝！教育的反思和钱孩子的自责，是呼之欲出的潜台词。人们似乎屏住呼吸，聚焦钱孩子成长途径的云开雾散。因为那是教育成果的展示，也是文化精华的高度。可《真假老师》避开剧情的发展，像涛涛黄河水拐了个急湾儿，冲出个家长“不陪伴”的结论。这结论似乎头重脚轻地把人拽倒，摔出个得意忘形的骗人快乐。

　　不追究教育的责任，小品甚至找不到适当的办法，让钱孩子低下知耻、悔恨的头。有意思的是，却让爸爸低下了悔恨、谢罪似的头。家长花钱，学校教育，谢罪怎么可以只有家长？收了钱的教育哪里去了？从根本上说，小品中那么大的孩子，该有了基本的是非观和判断能力。一个具备好坏是非辨别能力的人，内因起决定作用。陪孩子的背后，是社会各阶层生存差异的疤痕，极难求全责备。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是中国教育的应有之义，也符合内因起决定作用的哲学逻辑。有谁可以教育孩子不管家庭什么情况，他们都必须要求家长付出更多。

　　《真假老师》小品试图传递给孩子们更多外因的、牵强的、放纵的开脱罪责的方法。丝毫没有顾及家长不陪伴的结论、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的攀比、撕裂和叛逆的潜移默化。有专家呼吁我们教育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让孩子们怀疑家长的依靠，孩子们的心灵该是多么的荒凉？

　　《真假老师》引出了一个社会留守儿童的问题。这大多是讲农民工的，小品用国外打工的爸爸替代了农民工，才引出了给钱和陪伴的圆满。这个话题在钱孩子身上，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话题。谁都知道，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是专业的让人受教育的地方。钱孩子不知耻，老师当愧疚。当我们看到那个有模有样的园丁缺位失能，专业到没有了浇灌力，怎么能不遗憾那教育的败絮其中！当父亲说“撒谎不能好好说”的时候，眼见着小品即将发挥教育的威力，直奔主题。可保洁工又大发慈悲，说：“挺可怜的，看见了一屋子的方便面啊！”。剧情由此升华，升华成给钱和陪伴的缺一不可。并且，撇开了陪伴和给钱以外的因素。保洁工冒充老师，以没资格断喝，没必要愧疚的身份，把教育的责任巧妙地调包到了家长的身上。真老师愧对园丁之名，假老师为其把责任卸了干净。给人以成才的好孩子是家长“陪”出来的和拿钱喂出来的假象，教育的清纯正气随之溃败得稀里哗啦。

　　小品由保洁工得出家长不陪伴的结论不是不可以。但不能偏废家长祖祖辈辈对孩子期望的热切，那热切饱含着人性的光芒。离开了那样的光芒寻找光芒，光芒只能是星星点点、支离破碎。

　　社会主义的教育，是在磨炼和摔打的实践中走过来的，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一群小伙伴的奔跑和嬉闹的自然活动中成长的。又常常是在带领弟弟妹妹、帮助家庭分忧中成长的。难以想象把家长的不陪伴作为孩子撒谎蒙骗、搞歪门邪道的依据；更难以想象道德滑坡的严重性要用家长不陪伴的结论遮羞。那让人联想起旧中国私塾里的打板子，先生对调皮捣蛋的孩子，用戒尺惩戒，就是对着孩子的手心打板子。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孩子走下道，咱就抡起板子，把孩子和家长一块儿打。这样的打板子不地道，起码不如私塾里的先生们打的光明正大。更难说打成误人子弟而不自知。

　　《真假老师》小品塑造的钱孩子，活灵活现地演出了现代育人的失败。可它小心地把这顶帽子扣到了家长的头上。张冠李戴虽然有点歪，那就歪着娱乐。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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