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叛党，巴黎公社与“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有感

胡  澄

    在2016年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学习这篇讲话后，令人精神振奋！总书记在讲话中鲜明的提出了“永不叛党”的问题。这是继毛主席之后，党的领袖在党的重要会议中郑重公开的提出“叛党”问题，其昭示作用巨大而震撼。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极端的重视这个问题，警醒起来，振作起来，奋斗起来，与叛党倾向做坚决斗争。

   “永不叛党”，近年来只是在新党员入党仪式上作为程式化的话语出现，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这其中的含义和分量？现在全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如此郑重的提出来，它的意义何在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鲜明的指出：“对党忠诚，永不叛党首先必须体现在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这就说在了问题的根本上。那么我们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这个信念又从何而来？它来自于无产阶级奋斗的历程；它来自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们的鲜血；它更来自于革命导师的理论教导，他们的理论经典著作就是无产阶级奋斗的历程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们的鲜血的结晶。革命导师列宁说的好：“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得到一切信仰。”（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3页）

   这就使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2月29号也是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他说：“我们要坚定信仰，坚定它是具有科学性的，如果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去读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它几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328页）

     想起无产阶级奋斗的历程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们的鲜血，就让人不能不想起巴黎公社。2016年是巴黎公社诞生145周年。是无产阶级的先驱们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流血牺牲145周年，资产阶级刽子手为了镇压公社起义，在145周年之前的5月份，对巴黎公社的社员进行了残酷的镇压，3万多公社社员遭到屠杀，4万多公社会员遭到监禁与流放，许多人忘了现在的“红五月歌咏比赛”就来源这里。《国际歌》的作者也是巴黎公社委员会的委员鲍狄埃在经历了反动派的镇压与流血之后，可以说用公社社员的鲜血谱写了《国际歌》这一曲壮歌。列宁说的好：“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它抛到哪里，不管它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着国际歌手旗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4页）

    就在前不久，2016年11月29日，法国国民议会正式通过907号决议——“为所有遭镇压的巴黎公社社员平反”！这一时刻终于到来，它距巴黎公社诞生整整145周年；它距《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诞生整整200周年。正义有时会迟到，但绝不会被忘记！就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平反现场，鲍狄埃那雄壮悲愤的词句通过议员的朗诵又回响在大厅。

     2016年更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而创作的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发表145周年。马克思对公社的意义给予高度的赞扬，他说：“巴黎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他又说：“工人的巴黎是19世纪无产阶级运动最伟大的典范，他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先驱，受到人们的敬仰。（《法兰西内战》）----“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的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那么这些以巴黎公社社员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们的鲜血凝聚成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在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时给《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明确地总结了出来。第一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到：“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就是“廉价政府”和“人民公仆”，恩格斯对此极为赞赏，说可“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但是对于我们当今的共产党人，最应该记起的还是公社的失败教训，这些教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给予了深刻的指出，值得我们深深的体味，也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意义。

    那么这些教训是什么呢？

    第一，必须有一个坚强团结的革命党和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早在巴黎公社爆发前夕，马克思就致信恩格斯说：“巴黎如果爆发一种革命，那就要问它有没有方法和领袖足以反对普鲁士人，做认真的抵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6页）遗憾的是巴黎公社没有听从革命导师的告诫，它的领导团体是一个由普鲁东派、布朗基派和新雅阁宾派组成的松散联盟，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政党。公社没有主席，国民自卫军没有总司令，因此公社领导后来在实际中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为一些琐碎问题争吵不休，严重的削弱了革命力量。马克思沉痛的说：“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

    第二，巴黎公社失败还由于对敌人过于仁慈。早在公社成立初期马克思就深刻的指出：“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2—393页）巴黎公社成立以后任由敌人的部长、议员、将军、资本家、警察、军队一批一批地从容地撤走，也没有积极镇压资产阶级政客的示威与捣乱，这个教训给我们是非常沉痛的教训。

    第三，不掌握舆论。任由30多家反动报刊每天谩骂攻击和诅咒公社，并为资产阶级反动派唱赞歌，这个“第五纵队”的存在加速了公社的灭亡。这让我们想起了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党媒姓党”的原则是多么重要；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对那些网络大V与公知们的打击是多么的有力与及时。

    第四，不敢得罪金融资本家，没有掌握金融主导权。公社成立以后，并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等几家大的银行机构，任由这些金融机构用巨款资敌——梯也尔集团，让他们迅速利用巨额资金缓过气来，镇压了巴黎公社。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当今金融市场上的那些“野蛮人”横行的情景，这才是深深让我们忧虑的。在当今全球金融资本居于垄断优势和地位的情况下，我们的国家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巴黎公社的覆辙，我们应当好好吸取公社先驱们的教训。就在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之际，恩格斯为马克思这部《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还恨恨的诘问：“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于法兰西银行表现出来那种敬畏和那种不敢侵犯的心情。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法兰西内战》导言）我们珍惜先辈的鲜血与革命导师的教导吧！在现实中这种错误永远不要再犯。

    第五，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追求所谓的“合法性”和树立所谓的“最高公理”，公社的社员们真是被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迷瞎了双眼，以至于断送了革命事业。公社沉迷于“选举”没有向反动派大本营凡尔赛进军，追剿残敌。公社建立后，本来应像马克思所说的 “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备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尓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作，反而是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较量”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法兰西内战》）

    这一点也让我们想到，现实当中我们要经常面对敌对势力对我们所做一些事情所谓的“不合法”“不合普世公理”的指责与纠缠。面对这些，习总书记表现了坚定成熟的政治定力，他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中深刻的指出：“只要我们抓什么，他们就找什么的茬，只要我们出正调，他们就必然唱反调。对于这些言论，我们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不上他们的当，不被负面舆论牵着鼻子走。要不想让他们美言，也不稀罕他们说好话。这个问题要掌握住。”（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第341至342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要求我们党员干部心里对党的信念“不踏实”的话，就多读经典著作。但是现实中却有一种对经典的“权威”解读，读了不仅读了让人更加“不踏实”，而且会让人在信念上更加“不坚定”。这就是某些“权威机构”的“权威人士”编写的“权威”的经典马列主义著作解读。日前，为了纪念巴黎公社145周年，想重读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我想真正的权威解读应该是编译马列著作的最高权威机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所编，这个权威机构的权威人士编写的权威解读才是最权威的。我就选读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中的一本，这就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该书是由该局巡视员兼研究员李惠斌先生编写。但是读了之后真是让我惊的瞠目结舌。本书其中最核心的一章就是《当代解读》，李惠斌先生在这章中的“解读”着重说了两点：第一，就是强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问题的政治学纠结”；第二，就是他宣称的：重读《法兰西宣言》这部经典著作，一个“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

    我们先看看第一点，他所说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问题的政治学“纠结”是什么。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主张有什么无产阶级国家。”并说“恩格斯所讲的“国家废物”和“祸害”又重新被列宁找了回来，作为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86页）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真的不主张无产阶级国家吗，无产阶级国家是“祸害”与“废物”吗？其实，这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关于国家问题的政治学“纠结”，而是一些资产阶级代言人学者与无产阶级叛徒（如考茨基）在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对无产阶级的无休止的“纠缠”，一直到了今天！只要熟悉经典著作与国际共运历史的人都清楚，这个问题本质就是——怎样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而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态度问题。我们就先看看马克思论“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国家”的论述原文。就在巴黎公社失败4周年即1875年的时候马克思完成了著名的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他在这部著作中就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有相应的也应该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大家看清楚了吗，马克思这里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概念。我们再看看恩格斯与此相关的原文，就在巴黎公社失败4周年，即1875年3月18日的时候恩格斯在给培培尔的一封信中比马克思更加鲜明的提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8页）看清了没有，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更加明白了，他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国家”与“镇压”。在巴黎公社失败20周年的时候，恩格斯更进一步地明确的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2页）李惠斌先生所说恩格斯说的国家“祸害”，其实是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时的用语。而国家这个反动学者以及庸俗社会主义者拼命纠缠的问题，已经让列宁给予了理论上彻底的无情批判与廓清，这正是列宁在国家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与发展。列宁的中心思想就是“无产阶级国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现在到了李惠斌先生的书中却成了列宁的“罪过”，且看他在书中是怎么说的：“列宁定义的革命专政的意思即一种暴力性质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镇压，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事业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见该书第89页）这真是莫名其妙，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的严重的虚无主义。因为要按照这种论调，当时新生的苏联与新中国对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围剿”和国内反革命的反扑，无须镇压，对他们讲仁慈、讲民主，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就可以生存下来。这是在解读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吗？这真是赤裸裸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这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的论调真是如出一辙。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让革命导师已经批到批臭的论调，何以今天我们“中央局”的学者还要拿来跟无产阶级做纠缠，这是为了什么？

   1918年，面对十月革命后的新生苏维埃政权在列宁领导下对国际国内反革命和白军进攻的英勇斗争，考茨基如丧考妣，抛出了《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册子，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疯狂的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乱创造舆论。列宁对考茨基进攻给予了反击与批判，写下了著名的经典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他尖锐的指出：“如果要名副其实的话，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做《附和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列宁还说：“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他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做了机会主义的歪曲。”列宁在部著作中深刻的指出：“从资本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是整个历史时期，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且把这种希望变作复辟行动。专政就是铁一般的政权，具有革命勇气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

    我们之所以不惮繁琐大段引论经典著作原文，就是让读者对比一下历史和现实中的情景；再看一看考茨基的叛徒嘴脸。我们真应当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主生活会上的教导，在“不踏实”的时候要好好的读读马列主义经典“原著”。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两个光辉思想，对于我们更具有针对性。

    第一，他说：“我们的任务要战争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在全俄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6页）。资本家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反抗，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必须要寻找代言人，而考茨基之类的“理论权威”最为合适，这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部著作中所指出的：“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取的革命暴力），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正是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第二，列宁又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是在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375页），这就是我们党的“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念与思想来源。

    那让我们再看一看李惠斌先生所谓的“新的重大收获”是什么。他说：“如果说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还有什么新的收获的话，那么，认识到劳动的解放和这种解放的途径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不过，这种经济上的解放，不是通过传统的公有制就可以解决的，只有通过“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通过给劳动者个人让占有为己有的机会（原文如此），才能最后实现解决。”他又进一步解释到：“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过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劳动解放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一切民主形式，对于劳动的解放来说都是欺人之谈。----这里是全部问题的总根源，个人没有任何财产的意思是说，不允许个人有任何可以占为己有的机会。这就是说，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的，至少在经济上是没有权利的。在个人没有任何经济权利的情况下，民主就成为一句空话。”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96、97、99页）  

     李惠斌先生把这个看作他的“新的重大发现”，其实这才不是他的什么“重大发现”，因为这个“重大发现”早在著名反共反社会主义专家，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那里早就明确的提出了，请看哈耶克的反共专著《通往奴役之路》里的论述，他说：“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单个，许多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01页）这里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机构的权威专家，却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权威专家的论调如出一辙呢？！

    我觉得这第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歪曲，第二是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的历史的虚无。

     我们先看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明确论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即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第832页）阅读原文我们就可以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劳动者这种权利的前提和保障，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也就是和《法兰西内战》中所论述的意思是一致的，也就是指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重新恢复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占有，而公有制就是实现劳动者这种权利的前提和重要保障。

   这种权利实现的历史也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给予工人阶级权利的历史。让我们看一看历史就明白，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工人劳动者协作生存的“共同体”，与工人阶级血肉相联。广大工人阶级正是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所以才产生有了一大批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如：老孟泰、王崇伦、赵梦桃、王铁人、郝建秀以及新时期的工人阶级代表郭明义等等。他们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可，更得到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这是在旧中国私有制经济中不可能出现的。具体来说，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得到了哪些具体权利？就是就业劳动的权利，领取报酬的权利，享受福利的权利，子女入托上学的权利等等，更重要的更高一层的权利就是参与管理企业，管理社会和管理国家的权利。这一点毛主席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中》给予了明确的阐述。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障。”

     他更进一步论述更有意义：“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影响的问题，像报刊、广播、电视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属于权利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构，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手里，绝大多数的人民权利就有保障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派分子手里，他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障。总之，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下册第859页）

   这些权利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工人阶级不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在享受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是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榨取剩余价值服务的，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非常明晰，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主线和本质。决不是像李惠斌所言：“一切民主权利对于劳动者来说，都是欺人之谈，任何人都是没有权利的至少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这种谬论可以说是在理论上成为了对新中国历史最大的虚无主义。

    在这里，我们要郑重指出的是：恰恰是近年来在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的误导下，明确所谓的企业家“权利”、“角色”，让国企负责人可以按照个人意志，而不是按照人民和国家的意志随意处置公有资产，“明晰产权”，化公为私，大肆把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变成官僚资本所有与和大资本家所有，这在现实中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只要看看那些被“明确权利”后的下岗职工的处境吧，在失去了公有制的庇护和依靠之后，那些凭借着买断工龄得来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在大资本的压榨和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权利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只剩下了骑着自行车驮着自己的妻女去卖淫谋生的权利！马克思早有指出：所谓“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他人并同共同体分开来的人的权利。”（《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003年版，第18页）广大的下岗职工正是拜某些“理论家”和“改革者”所赐，获得了同公有制这个“共同体”分开来的权利——即生生撕裂国有企业和广大工人阶级血肉相连的 “共同体”的权利，工人阶级才成为了资本家案葅上的血肉，任人宰割。请问这种“权利”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应该享受的吗？！可见在生产力还没有得到极大发展，在国际金融垄断大资本和国内官僚买办资本的双重压榨下，是绝对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更是谈不到“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这个道理，“马列理论权威专家”不是看不到，只是立场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他们鼓吹的那种所谓在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产权的新自由主义的论调，恰恰误导了改革，剥夺了广大工人阶级在公有制庇护下的生存的权利。

    这使我想起了中央编译局同一部丛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中的另一本即裴晓军同志所著《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读本》，他在书中对这个问题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不仅坚持而且更加强调了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的是社会所有制，它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和集体经济，它发展的方向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我们注意到有个别理论工作者，从“私有制”和“民主社会主义”角度来解读“社会所有制”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他们的主张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借用马克思的有关思想进行包装，试图通过共同占有、人人有份，把私有经济划入到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中，从而模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这种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的危害可见一斑，需要引起我们足够警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39页）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正确解读。

    总之，我们看到了李惠斌先生在这本书里作为解读，一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了最重要的两项，那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成为空谈了。这不仅让我想起了这个“编译局”的一个领导副局长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宣称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时了，应该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工人也有资产；资本家也有劳动。故意混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这是赤裸裸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于共产党来说，理论上的背叛才是最可怕的！当一个编纂马列著作的中央权威机构从领导到研究员都改变了立场，偏离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我们的从严治党又从何说起？我们注意到，“俞局长”和“李巡视员”都是“中央马克思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首席专家”，这样“专家”当政，简直就是在搞“马克思理论研究与破坏工程”！我们党每年拿出的上亿元经费搞这样的工程，简直就是在给我们中国共产党自己“修坟墓”！还不如把这些资金拿给下岗职工，像李惠斌先生所说的，增加工人们的“经济权利”！我们应像当年列宁批判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那样，拿出我们的态度，站稳我们的立场，与之做最坚决的斗争。

     就在1926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诞生55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篇文章题目叫做《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他在这篇文章中深刻的总结出了巴黎公社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做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党，以至于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打倒杨、刘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于对于敌人采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采取严厉处置，还允许敌人站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 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5页）毛主席对巴黎公社的推崇和对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的研读伴随了他的一生。他也牢牢地记住了巴黎公社失败的这两个教训，在建设一个纪律严明，团结奋发，战斗力强盛的党和坚决对敌斗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典范。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熟读《法兰西内战》，有一部毛主席签名批注的《法兰西内战》经过征战岁月保存了下来，现存中央档案馆。

     毛主席晚年一直强调党员干部要多读几本马列主义著作，并于1964年2月15日亲自审定了《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书目》共 30本，并给有关领导批示：“请你督促速办。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我急于想看大字本。”这个书目中就包含了《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有关马列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经典之作。（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册317页）1970年9月6日，在谈到党的高级干部不读马列的书时，老人家忧愤地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26页）

    老人家晚年亲自布置号召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在学习材料中亲笔批示：“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26页）当年，人们不理解老人家布置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用心，现在，觉悟的人们终于懂了！

    最后，我要借用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的著作《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语，与大家共赏。

   “《法兰西内战》中最慷慨悲壮的语句，也是令晚年毛泽东最为动人的那段宣言：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他们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自己的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

   我想这也是毛泽东晚年极力向全党推荐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原因。那些以为毛泽东晚年糊涂了的人，他们自己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明白过。

    不过，那时，老人家说话已经不利落了，何况他说的话大家听不懂，他推荐的书大家也看不懂，过去是“你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冈山打游击”，而今他的腿已经不是长征时期的腿，他的眼睛也已经不是延安窑洞里借助煤油灯就可以穿透无边长夜的那双眼睛。于是批阅窑洞前演讲的旧照片时，翻看阅码陕北的旧照时，他只能嚎啕大哭，然而既使是这样，人们也不会懂得他为什么哭？为谁而哭？

    毛泽东当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哭，他是为了马克思而哭，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为了劳动人民的命运而嚎啕大哭！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应该说毛泽东晚年其实是怀着无比悲壮，无比沉痛的心情推荐共产党人来读马克思的。

    也可以说毛泽东、周恩来是高唱着《国际歌》离开我们的——与无数先他们而去的共产党烈士当年义无反顾的走向屠刀和刑场一模一样。

大树无言立北风，

残阳如血说英雄。

漫道雄关岂是梦,

  男儿何必尽成功。”

  （《一篇独霸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中信出版社，2014年3月版。第303——304页）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