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历史，日本人应当负起责任，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受害国，更不能让一些历史学家在关键问题上颠倒黑白。

　　学者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时候，必须有强烈的使命感，必须从尊重事实的角度出发，搜集更加详细的资料，证明自己的观点。到目前为止，既没有看到苏联和日本关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讨论的历史记录，也没有苏联答应日本通过谈判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历史资料。部分学者只是凭借日本国内一些政府官员提出的主张，认定美国不应该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这样的结论是十分草率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历史，日本人应当负起责任，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受害国，更不能让一些历史学家在关键问题上颠倒黑白。

　　每年日本都要在广岛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活动，日本天皇和日本首相都要在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缅怀死难者，重申日本和平发展的立场。可是近些年来，关于美国是否应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问题，史学界出现了争论，一些历史学者言之凿凿，认为苏联决定出兵东北，已经决定了日本的命运，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而不是为了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根据1945年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可是，日本并没有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因为如此，美国、苏联不得不考虑继续采用非和平的方式促使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条件，立即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并非铁板一块。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虽然都面临侵略战争，但是，这几个国家在如何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1943年的开罗宣言，由于苏联和日本存在互不侵犯的友好条约，斯大林和中国的蒋介石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开罗宣言不得不采取分别签署的方式对外发布。1945年召开的波茨坦会议，英国首相丘吉尔忙于大选，因而提前退出会议回国。蒋介石忙于内战，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而苏联仍然保留与日本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所以，苏联也没有公开签署波茨坦公告。主持会议的杜鲁门只好采用通讯的方式，征求蒋介石的意见，并且由英国的新首相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可以这样说，波茨坦公告决定了日本的命运，但是，波茨坦公告同时也反映出同盟国之间十分微妙的地缘政治关系。苏联之所以决定出兵东北地区，宣布对日作战，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已经看到了日本必然灭亡的结局，不愿意美国把远东地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苏联在最后一刻撕毁了与日本签订的协定，决定对日本宣战。

　　正如美国执行轰炸任务的军官所指出的那样，凡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残酷战争的人们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那就是为了减少军人的伤亡，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在当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至少可以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充分意识到，美国有足够的能力摧毁日本，如果拒绝投降，那么，日本还将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一些历史学者很善于从细节入手，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机会主义表现。某些历史学者总是希望“反弹琵琶”，企图通过给历史翻案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学术地位。这是一种极端投机取巧的做法。假如没有足够的历史材料，证明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就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不能用自己的揣测，推翻历史结论。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在美国没有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之前，日本并没有对外宣布投降。促使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投降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可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历史学者不能假设，不能以莫须有的推论或者个人的揣测，评判重大的历史事实。

　　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应当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从中吸取教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在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蠢蠢欲动，日本首相正在推动全面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重新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历史学者抓住某些细节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问题，甚至试图以学术探讨的名义，批评美国对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为日本军国主义鸣冤叫屈。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值得高度警惕的现象。

　　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科学，就是因为历史学者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并且初步确定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标准，如果无视历史研究的规范，违背历史研究的规律，那么，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荒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国内一些反战人士主张尽快结束战争，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分化的局面。部分日本官员提出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还有一些官员寄希望于苏联从中调解结束太平洋战争。但是，日本国内的讨论并没有促使日本天皇作出结束战争的决定。少数学者认为，当时的日本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投降，就是希望苏联居中调停，从而使日本体面结束战争。不排除日本国内的确有这种观点，但是，从历史的客观事实来看，当时的苏联并没有打算参与调解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更没有对日本作出任何形式上或者实质上的承诺，相反地，苏联的斯大林参加开罗会议，并且站在了同盟国这边，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联不可能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日本政府的一些官员完全是一厢情愿。

　　历史的事实只有一个，历史的观点可以有很多种。不管历史学者抱着怎样的心态从事历史研究，历史学者发表观点的时候都必须接近或者符合历史事实。现在一些历史学者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的问题上发表奇谈怪论，之所以在是否应该投掷原子弹的问题上进行所谓的历史考证，无非是想证明日本不应成为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无论是开罗宣言还是波茨坦公告，都已经公开了同盟国的立场，敦促日本必须无条件地投降。既然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进行疯狂战争，那么，为什么不能采取轰炸日本本土的方式尽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防止纳粹卷土重来，欧洲一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定，禁止历史学家宣扬希特勒的思想。部分历史学者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为希特勒鸣冤叫屈，被欧洲国家的法院判处有期徒刑，锒铛入狱。中国一些学者曾经提出，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必须制定专门的法律，禁止一些历史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现在看来，中国的历史学者有必要重申学术道德伦理规范，禁止历史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上胡搅蛮缠。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术界可以进行认真研究。但是，在得出结论之前，历史学者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绝对不能主题先行，对历史的事实材料进行剪辑，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部分历史学者之所以对原子弹的问题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爱好和平，而是因为他们期望以自己独特的结论，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胜利。学者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时候，必须有强烈的使命感，必须从尊重事实的角度出发，搜集更加详细的资料，证明自己的观点。到目前为止，既没有看到苏联和日本关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讨论的历史记录，也没有苏联答应日本通过谈判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历史资料。部分学者只是凭借日本国内一些政府官员提出的主张，认定美国不应该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这样的结论是十分草率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历史，日本人应当负起责任，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受害国，更不能让一些历史学家在关键问题上颠倒黑白。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发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才使得日本感到末日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已经控制了国家的政权，他们不愿意接受失败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极端的方式，迫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正视现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结束战争。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时，历史学者必须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尊重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绝对不能以自己的揣测代替历史结论，更不能以悲天悯人的姿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鸣冤叫屈。对待历史的态度，不仅反映出一个学者的学术素养，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学者的良知。期望一些历史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学会实事求是，学会尊重历史结论，万万不可哗众取宠，借助于史料中的只言片语，得出所谓的轰动性结论。决不能让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在某些历史学者的笔下悄悄地被改写。

　　（作者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