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对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单位金叶园会议中心进行控烟执法时，遭遇对方抗拒阻挠，最终没能进入现场。8月4日晚，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王本进告诉记者，这是6月1日北京市控烟条例实施以来，市卫生监督执法遇到的第一例抗拒执法的案例。（8月5日《新京报》）

　　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禁止吸烟，且不得摆放附有烟草广告的物品。新修订的《广告法》也对“烟草广告”增加了明确界定，即所有“烟草制品的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都将被认定为烟草广告。

　　作为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单位的金叶园会议中心，不仅违法摆放带有“黄鹤楼”、“利群”等香烟标志的纸巾盒、矿泉水瓶，还阻扰执法人员执法，摆出中华牌牙膏羞辱执法人员，令人感到费解，更让人感到惊讶。《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出台之初曾被公众寄予厚望，媒体纷纷报道，这是“史上最严控烟条例”。但是从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执法碰壁的情况来看，控烟执法难度依然很大。我认为，要真正达到控烟效果，除了出台控烟法规以外，更要增加违法成本，提高控烟执行力。如果抗拒执法的烟草“钉子”不拔除，控烟效果会大打折扣。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早已生效，我国承诺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但是从各地控烟现实来看，控烟令根本就是一纸空文。不说实质性禁烟未启动，烟草广告与禁烟宣传还展开了拉锯战，禁烟形势十分严峻。这除了立法缺位、执法不给力以外，也与烟草消费大环境有关。烟草消费是不少地方重要的税收来源。数据显示，我国现有2000多万人从事烟草业，烟草行业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6%。2015年1月召开的烟草行业工作会上传出的数据是： 2014年，烟草行业工商税利达到10517.6亿元，同比增加957.7亿元，增长10.02%，完成年初提出的“保八争十超万亿”年度目标。

　　针对控烟问题，不仅烟草总公司下属单位抗拒执法检查，国家烟草专卖局官员还曾大骂原卫生部官员：“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烟草官员以利税功臣自居也好，烟草企业抗拒执法也好，实际上都道出了烟草行业垄断利益根深蒂固的现实语境。有的地方狭隘的创收思维作怪，一面宣传“吸烟有害健康”，一面默许烟草广告。有的烟草企业还以助学为名用希望工程打烟草广告。备受争议的谢剑平因为研究烟草“降焦减害”当选院士。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控烟之路走得比较艰难。

　　利益再重要，权力再傲慢，也不能以牺牲民众健康与环境卫生为代价。控烟的办法总比困难多。营造控烟氛围，构建健康的烟草文化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机关、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应该率先控烟，领导干部要自觉带头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不递烟、不吸烟，积极引导社会潮流。因为在烟草消费潜规则里，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吸烟往往不用自掏腰包，公款买烟隐藏着不少腐败因素。南京“天价烟事件”与常州小镇1个月公务招待中华烟280条，不过是烟草消费腐败的两个缩影。

　　北京出台“史上最严控烟条例”，认真开展执法活动，传递出一种控烟导向。但是，要真正实现控烟目标，还公众一片纯净天空，不在于怎么规定，而在于怎么做。比如，政府逐步摆脱对烟草财政的依赖，将为控烟提供动力支持。比如，加强财政预算约束，管住公款买烟。再比如，提高给力执行力，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如果政府体现责任担当，要求公务员带头不吸烟，全社会共同营造控烟氛围，构建健康的烟草文化，控烟愿景或将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