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功勋工人’吃不起抗癌药的消息牵动许多人的心,目前政府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已介入援助。“
原公浦服用的国产试验药。
两个版本的印度仿制药。
曾参与中国十次原子弹试验的工人原公浦,七年前查出罹患前列腺癌晚期,加上眼疾和其他慢性病史,多年来昂贵的医药费使他生活陷入困境。
据新民晚报报道,今年85岁的原公浦告诉记者,近年来为了控制前列腺癌病情的恶化,他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
一种美国进口的抗癌药没进医保前需要3.5万元一瓶,相当于一个月的用量,现在进医保后是1.5万一瓶,自费部分约6000多元;中国仿制药还没上市,只在试用阶段,自己的试药期已满,无法再免费试药。所以目前只能吃3200元一瓶的印度仿制药,这个钱是自费的。
除了抗癌药,原先生表示自己眼睛和肾脏等也有疾病,他在上海没有大病医保,退休工资4260元,老伴3000多元。老两口目前每个月将近8000元退休工资显得捉襟见肘。即便加上每年数千元的各种补助在内,除去正常生活开销外,能够用于看病的部分非常有限。
据澎湃新闻报道,原子弹“功勋工人”吃不起抗癌药的消息牵动许多人的心,目前政府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已介入援助。
4月24日下午,记者在原公浦家中了解到,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政府正在研究解决85岁“功勋工人”的用药困难。
梅陇镇社发办主任马飞说,他们已开始梳理民政、社区、党建、慈善等多个条线的政策,将通过综合施策帮助原公浦。
“我们愿意负责他每个月的抗癌药费用。”24日晚,上海市百将公益基金会会长潘振秋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该基金会了解原公浦的情况后,愿意承担原公浦使用进口抗癌药的6000多元自费部分,将会与原公浦见面商谈。
4月25日中午,原公浦二女儿向记者证实,上述公益基金负责人在25日上午前来拜访,原公浦向对方表达了谢意,不过,他暂时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这份援助,具体方案还在商谈。
中国首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在他的手中诞生
原公浦与妻子居住在一处较为简陋的房子里。
他还珍藏着自己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相关的各种照片、媒体报道以及相关的出版刊物等资料。介绍起这些物品,他颇为自豪,投入的神情就好像自己从未离开过当年奋斗的戈壁滩。
“我姓原,原子弹的原,这注定我跟原子弹有缘分。”原公浦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原子弹事业绑在一起。
他曾是上海的一位普通工人,身负机密使命来到戈壁荒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球在他的手中诞生。因加工的最后关键三刀,又被称为“原三刀”。
关键的核心部件铀球,应由最出色的车工来加工完成。在众多的优秀车工技术选拔中,6级车工的原公浦技高一筹。于是,主刀加工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为此,他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这是一项“看不见的刀山火海”,不仅要确保铀球质量达标,还要避免产生中子辐射的临界事故,打磨铀球的过程中,会受到中子辐射的影响,原公浦不得不穿上厚重的防护服,但加工标准不变,加工铀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那些日子里,原公浦每天用同样大小的钢球练兵,最后能达到一刀吃进去,不用看就知道削下了多少。
回想起当年加工铀球的最后三刀,原公浦记忆犹新。
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进行第二刀,再停下来仔细测量。车完最后一刀,原公浦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瘫坐在了椅子上,此时已是1964年5月1日凌晨。
检查员报告:核心部件的精确度及尺寸等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指标。
原公浦和他的同事们,用普通的机床,加工出高精度的产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从此,原公浦便有了“原三刀”的雅号。
原公浦当年的工作照。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到这时为止,原公浦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曾称他为“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
“夫人是被我骗去大西北的”
原公浦15岁时从山东老家来到上海学徒,1956年,原公浦所在的工具厂合并到上海汽车底盘厂。原公浦入了党,担任了团总支书记。一年后,他认识了比他小5岁的上海姑娘郭福妹。
1959年4月23日,原公浦和郭福妹结婚了。三个月后,原公浦决定去大西北工作。原公浦全身心扑在了学习、工作中,连每年一次的探亲假都放弃了。再见郭福妹已是两年半后。
原公浦和郭福妹合影。
原公浦具体做些什么工作,郭福妹并不知晓,原公浦说不能讲。但郭福妹知道,肯定是对国家很重要的事,所以她愿意为了支持丈夫,忍受相思别离之苦。
1963年2月,原公浦和郭福妹的大女儿出生了。远在戈壁滩的原公浦没有亲眼看到女儿出生。他想念郭福妹,想见女儿,就写信给郭福妹,希望她去戈壁滩,去他工作的地方。
基地的领导也常常敦促有家室的工作人员把妻子“骗”去,不要把戈壁滩说得太苦,等夫妻团聚了,大家才能安心工作。
原公浦响应“号召”,在信中说:“这里牛奶当水喝,骑着马打猎……”这些说辞是大家统一的。
郭福妹果然“上当”了。她向单位申请把工作关系调去了原公浦那里。可是大女儿才半岁,郭福妹犹豫要不要带女儿一起去。
这时,母亲站出来了:“把孩子留在上海,我来带。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你们都要工作,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带?而且孩子户口留在上海,总比去那里好。”郭福妹满怀感激,跟母亲依依惜别。
到了戈壁滩,看到原公浦住的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郭福妹哭了。
这里远比上海艰苦得多,别说牛奶了,连大米都限量供应,很多时候要吃青稞、粗粮。
2004年10月16日,原公浦在北京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大会上发言。
虽然有时会感到委屈,但是郭福妹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原公浦,原公浦在郭福妹的心中,永远是那个质朴、上进、孝顺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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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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