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 于磊：正确认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及教训

点击：  作者：王志刚 于磊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5-09-02 08:43:58

 

 

　　（油画：血战台儿庄）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这个主战场分为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依存与互相支持八年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覆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客观公正地评述和总结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作用及教训，对于认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地位，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增进国共两党及海峡两岸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统一战线是正面战场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我们通常所指的“正面战场”，是指中国人控制的连片国土与日军侵华推进线上日控区对峙交战而形成的战场。由于在这个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分析国民党正面战场首先要搞清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现在，一些人一说国民党正面战场，就只说国民党或蒋介石的主导作用，不说统一战线在正面战场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其实，离开了统一战线，正面战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说清统一战线在正面战场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就能更好地认清为什么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此，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必须从统一战线的形成说起。

 

　　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一起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为打倒主要敌人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的暂时或长久的联合、联盟。骊山的捉蒋亭已在1982年更名为“兵谏亭”。沿230余台阶而上，虽不见蒋介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惊恐之中藏身的大石头夹缝，但仍可以感受到惊心动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的爆发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由此开始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了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异常艰难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质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合作抗日。毛泽东接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搞党内合作吃大亏的教训，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外合作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即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蒋介石却迟迟不愿意给番号。因为与孙中山主动搞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却是出于被逼无奈之举。虽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6项条件，并以自己的人格作担保履行协议。但实质上，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决心一直没变。他想通过整编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国共两党经过半年多谈判，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断尾求生的蒋介石再三权衡后，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领导权完全给中共。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忻口太原战役，此后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正式形成。

 

　　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7年的八一三，日军侵华不断推进，中国人控制的国土连片沦丧，要是蒋介石真心抗日，正面战场早就可以形成。是蒋介石九一八前两个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致使张学良的十几万东北军，在1万多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下，不战而退至关内。要战，九一八事变就可形成正面战场。用张学良的话说，蒋介石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1935年2月，蒋介石对日本记者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派日之行为与思想，且无派日之必要”。他企图安抚日本，以便倾全力消灭长征中的红军。日本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加强对华北的争夺，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下半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华北事变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时蒋介石停止丧权辱国，正面战场也可以形成。但由于没有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正面战场是不可能形成的。

 

　　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主要作用

 

　　过去，关于抗战主要讲的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对正面战场抗战情况讲的很少。近年来则是对正面战场讲的很多，甚至出现了大肆吹嘘国民党正面战场、诋毁共产党敌后战场的问题。因此，对于正面战场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防御，是抗战时期我国军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而实行的军事抵抗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与日军英勇作战，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万余次，毙伤日军70余万人，自己付出322万多人的重大伤亡。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以国民党为重要力量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的敌后战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正面战场粉碎了日本妄图以“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想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15个月里，先后进行了平津之战、忻口太原战役、松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和徐州会战、广州之战和保卫武汉等大规模的战役和战斗。虽以丢失半壁河山而告终，但对于挫败日军“速战速决”战略企图，消耗日军兵力和战争资财，使“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基本成功，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松沪会战，国民党先后调集64个师70余万人，抗击日军22万余人对上海的进攻，毙伤日军六万余人，涌现出许多与敌浴血奋战爱国官兵。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800余人，在副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坚守四行仓库，连续抗击日军4昼夜的猛攻。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与“平型关”、“台儿庄”的勇士同列为“民族革命典型”。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先后组织7个师对当面之敌进行反击，激战三天三夜，歼灭日军2万余人，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台儿庄战役再一次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日本现代陆军在海外战场遭到第一次重创，影响很大。正如周恩来所说:“台儿庄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敌人，影响全国，影响世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二）正面战场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依存，互相支援而又相对独立的两个战场。我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打击和牵制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而正面战场的作战，也为我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一系列大会战，吸住了在华日军的80%，对八路军新四军深入华北、华中敌后，顺利展开建立抗日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徐州会战，日军投入了40余万兵力，其中30万人是从华北和苏皖一带抽调的，造成冀鲁豫敌占区出现大空隙。八路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开辟了华北战场；新四军也开始进入江南敌后。八路军由3万多人很快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也由万余人发展到2万人。到1938年底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西北、晋鲁豫、山东、晋西等十几块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坚持抗战的坚实基地和中心支柱。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这是对正面战场所起作用的肯定。

 

　　（三）正面战场有力地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急先锋，企图通过侵略和独占中国，进而征服东亚，称霸太平洋。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但由于遭到中国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日本陆军主力被死死“钉”在中国，不仅打破了日本的“北进”企图，而且使其“南进”计划一再拖延，使德日法西斯难以从战略上进行配合，打破了德日北攻高加索、中东，南攻澳大利亚，进而回师埃及和印度的狂妄计划。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得以将主要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也减轻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巨大压力。抗战时，曾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将军在他写的回忆录《在华使命》中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之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又无可争辩的事实。”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5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敌军”。事实充分说明正面战场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斯战争。

 

　　总之，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对于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破坏敌人的战略部署、配合敌后战场和支援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斗争，都发挥了积极、重大的作用，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回顾历史，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配合，抗日战争就不可能胜利。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主要教训及启示

 

　　我们既要看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坚持了八年抗战，其功绩应予以肯定，也应看到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表现特别是正面战场后期的惨败，令全国人民痛心和失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极大失利，有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原因，也有蒋介石战略指导等失误的原因。

 

　　（一）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导致了正面战场的屡战屡败

 

　　毛主席曾经提出，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应实行以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但国民党未能用好这一作战方针。由于正面战场执行持久消耗战略，因而在战役指导上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主要采取线式防御阵地，蒋介石要求“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否定运动战和游击战，作战样式呆板。国民党军队一般是利用预设阵地，平均部署兵力，等敌来犯，被动挨打。正面战场的战役，除台儿庄、长沙、桂南和上高等少数战役外，大都实行以阵地战为主的消极防御，给战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再加上战前准备不充分，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等因素，防御战役都以失败告终。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从保存实力，消极抗战，坐收胜利果实的政治战略出发，正面战场实行“敌来我挡，敌退我停”的消极防御方针。相持阶段共进行了18次大的战役，由国民党军队主动发起的攻势战役，仅有一次。正面战场军队的战斗力不是愈战愈强，而是不断下降。如第3战区在浙赣战役中，不到两个月就丧失了48座县城。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5倍于敌，在3周内却损兵折将过半，被迫退出中条山防区。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战斗力下降更为突出。在十个月的作战中，国民党军从黄河一线至信阳以北约400公里，从岳阳至越南谅山约1400公里，从衡阳至广州约6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除个别要点进行了顽强的固守外，再次出现了全线大溃退的局面。这次战役，正面战场共损失50-60万，丧失了豫、湘、桂、粤4省的大片土地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座大小城市。

 

　　（二）错误的政治战略干扰了军事战略

 

　　政治战略决定军事战略，一切军事行动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一切政策都以是否有利于维护一党私利、建立一党专政为出发点。国民党既惧怕日本的侵略，又害怕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当日本的侵略威胁到统治权时，宁可依赖外援，也不愿彻底发动人民抗战；外援无望时，才有条件地联合共产党和人民抗日，但又总想通过抗战削弱人民的力量。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军事行动的失策和失败。

 

　　蒋介石严重依赖外援的思想，是与毛泽东所主张的争取外援，但不依赖外援，以我为主的思想背道而驰，损害了军事战略的实施。淞沪会战，国民党政府主要政治目的，是引起在上海有重要经济利益的西方大国干预。因此，战略指导上不是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而是按照西方大国的脸色行事，使先发制人、侧后攻击、适时撤退等战术无法实施。为响应西方国家调停，曾几次下令停止进攻，给敌以可乘之机。特别是会战后期，经蒋介石同意已下令撤退，但当蒋获悉讨论中国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即将召开时，又下令停止撤退，要求疲惫之师再支撑两个星期，以便获得国际的同情和支持。结果两头落空，阵地没守住，外援也没得到。

 

　　国民党对日妥协的思想，贯穿于抗战全过程，虽未能变成现实，却动摇了抗战决心，影响了对日军事行动。国民党军有数十万人成建制地降敌充当了伪军，其中将级军官67名，连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庞炳勋部也因兵败而投降，这与八路军、新四军无一连一排降敌形成明显反差。

 

　　国民党当局虽然提出了联共抗日的口号，但其反共立场却未改变。联共既是对日作战的一种需要，又是在政治联合中溶化共产党的一种手段。1938年9月至1944年3月，国民党动用了190万军队，制造摩擦约2500余次，其中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抗战阵营几度出现了危机。豫中战役惨败的原因很多，但战前将几个军抽去准备围攻陕甘宁边区，以致防御兵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错误的主观指导造成丧师失地　　

 

　　战争是敌对双方以军力、财力为基础，互争优势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纵观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诸多重要战役失利的教训，大都与最高统帅部和战役指挥员的主观指导出现严重失误有关。第一，敌情判断错误，决策失当。抗战开始，蒋介石就对日军实行的缓兵之计判断失误，错过了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当面日军的机会。战略防御阶段，出于阻止日军直下武汉和企图引起国际干涉的需要，国民党当局将防御重点由华北转移到华东。结果，不仅丧失了华北，而且京、沪、杭广大地区也沦于敌手。相持阶段，蒋介石又错误地认为“转守为攻”的时机到来，于是发动了1939年的冬季攻势，结果却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想靠美国的援助而迅速取胜，得到的却是盟军初期的失利和盟军“先欧后亚”方针的实施。可见，决策失误使正面战场屡遭败北的重要原因。第二，不能驾驭战争全局。当日军已完成华北会战的准备之时，国民党野战兵团的组建、作战部署、战区协同等等都还没有具体实施方案。因此，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只好仓促应战。当日军从河北沧州到绥远集宁的千里战线上，各部之间空隙达数百里。国民党军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隙，以机动兵团进行运动防御，集中优势兵力突击敌之侧背和后方。但统帅部却没利用这种机会，导致战争爆发的头5个月，就丢失了黄河以北大片国土，华北会战遂以败退告终。第三，组织指挥不灵活。如台儿庄大捷后，日军第10师团等部向峄枣方向撤退，企图利用山地固守待援。本应抓住敌败退疲惫、立足未稳、援军未到之机，调集优势兵力将其歼灭，却只是命令一些装备不良、军力疲劳的部队跟踪追击，结果丧失了歼敌良机。撤退，要么撤退过早而形成了溃退的局面，要么撤退过迟，使守军损失严重。反击，要么是不顾敌情我情，片面强调“有失必反，死打硬拚”；要么是条件允许也不组织反击，从而给许多战役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四）独吞果实的狼子野心影响了战略反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日战略反攻，是从1943年起，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下进行的。但在我国正面战场基本没有主动实施战略反攻。国民党战略反攻构想的基调是消极反攻。这种反攻所要达到的目标，一方面是要求赶走日本侵略军，另一方面又要求保存自己的实力，同时尽可能地抢占更多的地盘，为以后的全面内战打下基础。从此种战略要求出发，国民党军在反攻中并不寻求与日军在华主力进行战略决战，而是敌军退到那里就跟进到那里，重在收复地盘。这种消极反攻，既是国民党的消极战略在新形势的表现，又与它保存实力、坐待胜利、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基本政策相适应。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特点，对日战略反攻应从各个已具备了条件的战区先举行局部反攻，然后过渡到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最后完全战胜敌人。解放区战场就是这么做的。从1944年起，敌后战场发动了局部反攻，一年内毙伤日伪6万余人，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1945年上半年，解放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攻。然而在正面战场，就局部反攻的条件而论，比解放区战场有利得多，但整个国民党军在1944年没有举行任何一次局部反攻作战，相反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严重失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解放区广大军民，已将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局部反攻，发展成战略大反攻，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进行了“最后一战”。最后一个月里，共产党的军队收复城池16座，国民党军失城18座，不仅没有参加这一反攻，而且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对我军向战场上仍然拒降的日伪军继续实施的反攻行动，采取了种种无理的阻挠和破坏。由于国民党垄断了受降权，在美国的支持下，我国(东北除外)原日军侵占的重要地区，大多为国民党军队抢占。

 

　　从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几乎百分之百。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武装，共对敌作战12万5千余次，消灭日军52.7万余人。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名副其实。当然，在抗战八年中，正面战场始终存在着，尽管没有反映人民的意志，但它毕竟是这场空前规模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八年之中，正面战场上曾有无数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为国捐躯，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流血牺牲的，亦是中华民族的烈士和英雄，同样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