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印：我所认识的张全景老人

点击：作者：王长印来源：“德州采访实录” 发布时间:2022-11-14 10:00:05

2022年11月9日凌晨，从一些民间媒体得悉，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同志，11月8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岁。震惊和悼念之余，我和老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像是一帧帧影片，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第一次在省委大院见到张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地点在他的办公室里。因他和我的父亲是曾经的同事，又是平原老乡，私下里我便称他为张叔叔。

那年，父亲到济南参加省里的大会，住在八一立交桥东侧的军区五所，离张老的单位和家都很近，恰好我也出差到济南，住在拆迁前的泉城饭店，便抽空去看父亲。到了五所，父亲说，正准备去看望你张叔叔，已联系好了，你去吗？我欣然答应同去。

省委大院庭深林茂，幽静安然。看来父亲来过或电话中已知门号，我们父子二人直达张老办公室。他两人没多寒喧，父亲先把我介绍给张老说：这是我的老二，在平原糖厂工作。张老说，我知道这个名，在方书记（时任平原县委副书记方玉珍）那也见过面。随后，张老便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他两人便聊了起来。

旁听的我，从两人的娓娓交谈中，也记住了一些信息，什么平禹县，刘区长，渤海教导旅等等，似乎是当年他们在老家参加革命时的有关情况。

话题跟我的糖酒业务无关。我便随意拿了一本党史类书翻阅。不知不觉中，他们二人促膝谈心将两个小时了，父亲要告辞，张老说，干脆到我家吃点吧。父亲说大会上有安排，很丰盛，还是上会上去吧。张老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张老的部长名头，我早已如雷贯耳。在我想象中，高官们大多是高不可攀的“望之如云”，没曾想他竟是如此和蔼慈祥“就之如日”。这是当年我对张老的第一印象。

1980年，何圣学同志调入平原糖酒厂，我俩搭班子。何圣学和张老是同村，按辈份他称张部长为叔叔。因此，后来我俩出入省委一宿舍就成了家常便饭。凡到济南，就顺便到张老家一坐。大都是办完公务，抽晚饭后的工夫，我们主要是和张老的夫人拉家常，我们称婶子。何圣学话题多，我多做听客，只偶尔插言。我们两人有一个默契，在家不谈公事，不谈个人私事。故而，张老在家见到我们，只当邻家孩子来串门，招呼过后，他就做自己的事情去了。但，有一次却破例了——我和何圣学遇到了难处，无奈中只好求助张部长他老人家。

1982年，平原啤酒厂项目批下来了，平原县委县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方玉珍挂帅，副县长张玉珂、计委主任李延亭任副组长，我和何圣学负责项目实施。当时，没图纸，没资料，没经验。怎么办？笨鸟先飞吧，去兄弟厂学习。

那时的泰安啤酒厂名头较响，就去那里学习吧。结果，我们进厂只两三天，厂方便关门谢客。就这两三天也是派人监视，形影不离——关键部门“谢绝参观”，重要岗位“外人止步”。把我们气得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下定决心学少年霍元甲，来个“偷技”。我那在泰安工作的弟弟，有一个同事的夫人是泰安啤酒厂的会计，我就借了她的工作服混入厂内，一头钻进发酵车间，和职工师傅交朋友，学技术。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的举动“败露”了，泰安啤酒厂一把手当众没鼻子没脸地好一顿数落，并上报了泰安市一轻局，把管技术的李副厂长罚了款，把教我的师傅调离了发酵岗位。这事闹大了，我俩被“驱逐出境”。

受气受辱事小，建设啤酒厂是大事，那可是德州地区重点项目啊。重任在肩不能半途而废。苦思冥想中，我们想到了老爷子张部长。

我和何圣学直奔张老家。一见面，我俩如同受了欺负的孩子向家长诉苦，好一顿“痛说革命家史”。他老人家赞赏了我们的工作精神，又安慰式地批评了我的莽撞。随手在便笺上写下了几行字，扯下来交给了我。大意是：法棠同志，平原县新上一个啤酒厂，需要你们支援一下，请安排。我俩如授获“尚方宝剑”，理直气壮地直奔泰安。

当时的泰安市委书记宋法棠（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当场给泰安一轻局下达指示，要求泰安啤酒厂全力支持平原啤酒厂建设。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俩彼时“丧家犬”，此时成了座上宾，光明正大地在泰安啤酒厂学习了两周，之后便直奔中国轻工部广州设计院去设计图纸，厂里组织各工序人员入驻泰安宾馆，浩浩荡荡地到泰安啤酒厂对口学习。

不打不成交，张老帮我们拆掉了兄弟厂家之间的“技术籓篱”，两厂又结为“金兰之好”。平原啤酒厂试车生产之时，泰安啤酒厂的许厂长、李副厂长一行，连同技术人员，全力盯在各生产岗位，为平原啤酒厂实现“三个当年”立下汗马功劳。这些事有谁知道，在我们的背后，有我们亲爱的老前辈一直在关注、支撑着我们呢。

每次张老回家乡，都要到平原啤酒厂坐一坐、转一转。即便时间紧，县领导也会安排我到他的住处见个面。每次见面，他就是简单的那句话：干的不孬，不孬。好好干，好好干。那时刻，我再怎么感动，也仅是喃喃地重复那三个字：听你的，听你的。

还记得那几年，在各单位、各系统时兴编写“XX史”，平原啤酒厂也“随大流”编写了厂史草稿准备付印，我想到了张老，恳求他题字，他欣然答应，题写了书名——“平原啤酒厂厂史”七个大字，我如获至宝，郑重地排在草稿封面并在首页附了说明。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场意外火灾，烧掉了所有的纸制记载，连同张老墨宝也毁于一旦，从此，我不再收藏字画。

1991年，张老调任中组部副部长，他回乡省亲代告别，市县领导都在宾馆楼会面。忘了是领导的安排还是我闻风而至，反正我也在被接见的人之中。宾馆楼201室内都是市县负责同志，我一直站在门外。送客的当儿，张老瞅见了我，朝我笑了笑，点头会意便转身进屋了。中午时分，安排照像。因人员太多，我没出大厅照像。回转到大厅的时候，张老看见了我，便说：来来来，咱爷儿俩照一个。我正巴不得呢，跟他返回门口。还没站定，他又回头招呼张光峰（张老小儿子）：来，过来一块照。我们爷儿仨的照片，定格在平原的大地上，谁知，那竟是我和张老的最后的一面！

张老进京赴任，是个人仕途上的荣升，也是一个小县的荣耀。特别是在那个时兴“跑步（部）进京”的时期，多少人为此而欢欣鼓舞，接踵而去。而我，一介平民，一个晚辈辈，总觉得离张老更远了。中组部不是随便进的，部长楼家属区，也不是随意去的。他老人家是“管官的官儿”，日理万机，我不能再去添忙添乱了。令我一辈子后悔的是，怎么就不会找个理由去看望他老人家？！

理由倒是有，关乎我个人的事。

1987年，平原啤酒厂晋升为平原第一家中型（一）企业，作为厂长的我，升为市管干部，享受县级待遇。由市委组织部下达红头文件，与平原职高、平原一中的校长同文公布。1994年，我被调任县外经委，公布职务为副主任。我服从上级安排，愉快上任，并干得有声有色有政绩。可是，同行同事、亲戚朋友都为我的职级问题而忿忿不平。甚至提出建议：去北京找张部长评理去，你又不是不认识，咋就不去找呢？每每此时，我都平静地解释：张部长不管我这一级的官，别麻烦人家。凭心而论，我也明知道升官总比降官强。但我很知足，并不断地审视自己：从参加工作起，就靠党和政府发的工资安身立命，养家度日。钱是党给的，官是党给的，荣誉也是党给的，现在“官帽”小了点，不是还戴着嘛，不一样干事嘛，有什么脸面去搬门子找熟人跑官要官？再说，到北京挨顿熊还好，若一个电话打到父亲那里，还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呢，我父亲可是个“科班”的老革命啊。我不能给老一辈丢脸！

悼念张老叔，缅怀老一辈。这些风雨同舟的老革命干部，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在老人家逝世的痛苦中，眼前展现出这些刻骨铭心的追忆，犹如他在身边。手捧着老人家的黑色照片，现实告诉理智：他老人家确实走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只是此刻，我心里空落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