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李力群

2007年，86岁的李力群住的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座四合院将要被拆迁，斗大的“拆”字落在墙上有些时日了。李力群在这儿已经住了30多年，作为一个公民， 她有权选择自己居住的地方。似乎为了验证她的话，她拿出“两会”刚刚通过的《物权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李力群说：“我也说不上什么话，只是自己年纪大了，不愿住楼房，也不想再过那种搬来搬去、动荡不安的生活。”

解放后，李力群随高岗一起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先是暂住在三里河国家计委大院，随着高岗职位的升迁，一家人又搬到了东交民巷居住。

1954年8月18日，即高岗去世第二天，李力群带着4个孩子和正怀着的第五个孩子一起搬到了北京新街口的一处四合院。门前不再像从前那样车水马龙，一家人开始过起了普通人的安静生活。

“但不久，彭德怀事件发生了。”本已远离政治漩涡的李力群还是被政治所牵连， 她说：“我从新街口的家里被带走，关了三个月，要我交代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阴谋勾结进行反党的。我说，彭老总和高岗接触时间最多的是1950、1951年，他们在房间里一谈就是一天一夜，门前站着两道岗，别说我，连秘书都不让进，我哪能知道他们是如何勾结，怎么反党的?”

见李力群提供不出有价值的东西，专案组将她从行政11级降为13级，放了出来。

李力群是江苏邳县人，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县长，叔父是中共地下党员。17岁那一年，还在徐州女子师范读书的她拿着叔父的上级、红军高级将领朱瑞写给林伯渠的推荐信到了西安，换上八路军制服后，和一批进步青年前往延安。

一天，陈云问她：“你学过‘党建’没有?”李力群说刚从党校毕业，当然学过。陈云就说：“给你讲‘党建’的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高岗，你被分到他那里去工作。”

到陕甘宁边区秘书处报到不久的一天下午，高岗来到李力群的住处，说要带她去杨家岭见毛泽东。李力群听说能见到伟大领袖毛泽东，高兴得一连声地说好。

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不与高岗说话，却一个劲儿地问李力群多大了，哪里人，谁介绍到延安的。席间，毛泽东对李力群说：“高岗是陕北领袖，不仅陕北人，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要向他学习，今天你来延安参加革命，分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要好好和他相处，好好向他学习。”

 “我当时吃了一惊，”李力群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听了这话心里很害怕。我对高岗还不了解，让我和他好好相处，一起生活，我不知道主席说的是什么意思。”

四五天后，王若飞、王明、习仲勋几个人一起来找李力群，说：“今晚开个会，请你参加。”到了会场，李力群被安排坐在高岗跟前，王若飞开始讲话，说今天煮了只鸡，煮了些枣，开个晚会是要举办一场婚礼。

这就是李力群与高岗的婚礼，时间是1940年元旦。

随着孩子接连出生，李力群开始把精力放到了孩子和家庭上。丈夫一步步的荣耀她不惊，突然间一落千丈她也能够适应。李力群说：“降了级以后，我们家从西城的新街口搬到了南城的牛街，还是一个四合院，不过略微小了些。我对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行了。”

但这时，一本《刘志丹》的小说又扰乱了他们一家的平静。1962年出版的《刘志丹》，本是为纪念陕北领导人刘志丹而写的一本小说，因为“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和“夸大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被批判是为高岗翻案。

 “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李力群无奈地说：“不停地被审查，不停地揭发，叫我这样写，叫我那样写，许多都是不实之词，不写就回不了家，见不了孩子。”

接着，李力群的几个孩子分别被“发配”去河南、湖南、甘肃、内蒙古插队，自己也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1年，在“四人帮”横行、自己也不保的情况下，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力群一家，毛泽东也指示将李力群作为保护对象。就这样，李力群和几个子女陆续返回北京。

李力群先后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从那以后，每逢重大节日，李力群都会受邀出席国宴，享受登天安门观礼的高规格待遇。

孩子都大了，牛街的两三间房子显然已经住不下李力群和她的子女，周恩来亲自挑选地方，将他们一家安顿在现在的住处，漂泊的一家人总算又安定下来。

从始至终，李力群一直对毛泽东、周恩来心存感激。周恩来将她从安徽接回北京，亲自挑选王府井一处闹中取静的四合院给他们一家居住。这次拆迁，李力群知道不是她能阻止得了的。

经历了数次运动，到最后她只能顺其自然，才能保全家人，保护好自己。随着一户户人家搬走，水停了、电断了，仅存的几户居民无奈地搬个小马扎到毛主席纪念堂向老人家哭诉一番后，也陆续签字走人。

李力群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也会离开这儿，时常坐在院内的树荫下，望着天空中日益逼近的高楼大厦，回忆初次和高岗去见毛泽东的那个下午，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老人的面颊流了下来。

晚年李力群

来源：西门一号传达室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