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关心妇女儿童，重视建设托儿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使“每个劳动妇女可以尽可能的来参加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并且使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养与照顾，在集体的生活中养成共产儿童的生活习惯”，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4年 2月特颁布《托儿所组织条例》，要求各级内务部对托儿所工作进行组织与检查。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依然注重建设托儿所，于 1940年在延安开办托儿所，“使这些儿童的父母能安心参加前后方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亦大力推进儿童保育事业。1946年仅陕甘宁边区就有“10个保育机关，收容儿童 2840名”。新中国成立后，托儿所建设被视为推动国家建设与城市建设的重要实践而受到高度重视，其中“以工厂托儿所的发展最突出”。目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厂托儿所建设工作虽已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但已有研究成果或在论述新中国妇幼卫生保健工作时略有涉及，抑或将其纳入女工福利的范畴以妇女解放的视角考察之，缺乏多种视角下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对于全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往往发挥着标杆作用。上海的托儿所建设亦走在当时全国前列，其中又“以工厂托儿所发展得最为迅速”。有鉴于此，笔者拟依托档案和报刊等史料，细致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厂托儿所的建设进程、运行实践与历史意义。

一、上海工厂托儿所组织的发展

上海工厂托儿所组织的发展，是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上海的实际情况息息相关。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更好地开展生产建设，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参与。而工业生产是生产事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党和政府大力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工业生产。同时，参加生产亦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因为只有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成为家庭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才会更容易提高和巩固自身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为实现男女平等、建立新的社会风尚奠定强固的基础。如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即坚持贯彻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把恢复与发展解放区内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作为妇女工作的中心环节，执行以女工为基础，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动员与组织上海妇女参加建设新上海。

但是，女工除了参加工业生产，还承担着繁重的家庭责任。这就使得女工在工业生产中必然会遭遇抚育孩子的特殊困难。显然，解决这个难题能在很大程度上将女工从照顾孩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使其安心从事生产。列宁曾指出，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党和人民政府也意识到，“广泛设立托儿组织，为妇女们解决抚育孩子的困难，以便她们参加各种生产建设工作，在目前的确是一个有普遍性并且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国家建设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

除了更好保障妇女参加国家生产建设，工厂托儿所还关乎国家卫生事业的发展，是推行现代婴幼卫生工作的实践依托。儿童是社会未来的希望。然而，旧中国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每年一岁以内的婴儿死亡率平均达千分之二百”。婴儿死亡率之高低，足以表明国家民族之盛衰强弱及公共卫生之成败优劣。针对这种情况，1949年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五章第四十八条中特别规定，“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949年 11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卫生行政会议也规定，卫生部门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妇婴保健为城乡并重的事业”。此外，当时的妇婴卫生专家提出，我们不但要想方设法减低死亡率，“还要积极的组织托儿机关，用科学的合理的方法来保育儿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也指出：“希望以后在城市和乡村中尽量地增设工厂托儿所、农忙托儿所、机关托儿所和变工托儿所，以使劳动大众的儿女们，普遍受到合理的照顾。”如此，在国家卫生建设的工作设想中，工厂托儿所是急需推广的社会卫生事业，其主要职责是卫生育儿。

具体到上海而言，建设工厂托儿所的需要就更为迫切。上海解放后，全市努力的方向，是要把帝国主义支配下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改造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商业的生产城市。恢复与发展生产自然成为城市建设的中心，而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建设，则是上海市完成中心任务和推动一切工作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党和政府的宣传动员下，上海女工人数很快就增加到近 30万人。她们大多处于青壮年时期，因而生育率很高。据相关部门统计，上海每 4个适龄女工平均每年添 1个孩子，每年出生婴儿计 5万以上。但上海刚解放时，全市仅有工厂托儿所 36所，收托儿童总数为 2192人，远远不能满足上海女工的托儿需要。同时，这些工厂托儿所大多数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应付工人斗争而产生的点缀品，“托儿所很少有专人负责，保姆全未受过训练，在受托儿童中，职员的孩子占了优先权，工人的孩子能够得到寄托机会的为数甚少”。因此，多数女工母亲们只得带着孩子上工，无法安心生产。即便孩子在托儿所，她们也不能安心工作，“一会儿就去看一回小孩”，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厂里的生产。

鉴于上述情形，上海解放后不久即遵照党的指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成立了由市妇联妇女儿童福利委员会领导的市级托儿所事业联合会，工厂托儿所组则是其中三大组织之一。1949年 10月召开的上海各界妇女代表会议进一步指出，做好女工工作的关键之一，即是逐步改善与举办工厂托儿所等女工福利事业，减少女工家事与育儿的牵累。至该年年底，上海工厂托儿所的数量已由刚解放时的 36所增至 51所，收托儿童总数增加了1411人。自 1950年 8月上海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后，市妇联福利部、总工会女工部更是以举办工人幼托机构为重点工作。与此同时，面对上海市婴儿死亡率明显偏高的严峻情况，建设工厂托儿所的工作也受到了市卫生局的重视。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制定了《上海市办理婴幼保育机构暂行最低标准》，对工厂托儿所等婴幼保育机构管理和业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这就为上海工厂托儿所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仍有些干部认为工厂托儿所只是少数女工的福利，对这样的“小事情”不感兴趣。对于在实际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国家从政策层面进一步完善了制度设计。1951年 3月 26日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行细则（草案）》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各企业的女工人与女职员，有两周岁以内的子女在二十人以上，经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与工会基层委员会双方协商，有必要和可能时，得设立托儿所”，使工厂托儿所的设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次月，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指出，“现阶段上海市政建设的基本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而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此后，上海市各产业工会“各基层委员会纷纷的为女工群众的福利争取建立新托儿所”，上海工厂托儿所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起来。截止 1955年底，上海全市已有工厂托儿所 289所，收托儿童18473名，规模远超新中国成立前。

除了量的增加，这一时期上海的工厂托儿所在质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如公营中纺系统下的工厂托儿所，一般说来，条件比较优越，各托儿所均有新造的或利用厂房改造的房屋，采光与通风也很好，调剂温度时有水汀或火炉，床位、枕被、用具等大多是新置的，符合清洁卫生的要求，其中尤以中纺第一、第七、第四、第十二、第六厂的工厂托儿所设备最为完备。私营工厂托儿所中则以统益纱厂托儿所的设备最完备，“一桌一椅，一锅一碟，无不是新购置的，一切都是合乎标准。尤其是托儿所的房子，是一整幢的西式平房，清静而优雅，空气新鲜，阳光充足。里面分为牛奶室、寄婴室、医务室、储藏室、清洁室、隔离室及办公室七间，一切布置都很美观而大方”。

二、工厂托儿所保育人员的培养及施教

保育工作讲求科学性，保育工作者应该兼备母亲、医生和教师的美德和一定的业务知识。但是，托儿所工作在新中国还是一项新事业，儿童保育人员的缺乏成为阻碍当时托儿所工作快速健康发展的最大问题。为此，上海市妇联统筹各方面的力量，逐步开展了对工厂托儿所保育员的培养工作。

保育人员的思想与认识对托儿所工作至关重要。上海解放初期，工厂托儿所内的保育员“有的来自妇联亲职班，有的是私人办的托儿班学习，有的由各厂自己从车间调来。因为急于需要，有的没有经过学习，有的只受短期训练”。部分保育人员“思想上苦闷，认为做保育工作没有出息，成天为孩子拉屎拉尿，想调动工作”，而且业务也不熟悉，“对孩子的态度生硬”。有鉴于此，上海市妇联主动作为，通过召开全市工厂托儿所工作会议，以及举办保育人员训练班、轮训班、业余讲习班等形式帮助保育工作者转变其对保育工作的错误认识。此外，上海市妇联还在 1951年的“六一”儿童节，通过评选模范工厂托儿所、优秀保育工作者及召开嘉奖大会，让保育工作者“认识到自己工作意义的重大，前途的辽阔”，坚定了她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决心”。各工厂托儿所则多通过学习会、庶务会及检讨会等会议，以及组织参观其他工厂托儿所、举办讲座报告等形式改造保育人员的思想。部分保育专家还发文纠正保育工作者的错误认识，号召社会人士“向从事于托儿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和尊敬”。一些颇有心得体会的工厂托儿所保育员则利用报刊“现身说法”，向广大同行讲述自己思想转变的经过、分享工作经验。经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多工厂托儿所保育员克服了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如旧的雇佣观点、自私、自卑和轻视保育工作等”，明白了“带好孩子，使妈妈们安心生产，也就是为生产服务”。

保育人员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就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保育人员。因此，仅在 1949年至 1952年，上海市总工会女工部就配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市妇幼保健委员会等前后举办了保育人员训练班 7个班次，向学员们传授科学卫生的育儿知识，共计培养保育员 515人。同时，为了提高原有在职保育员的业务与文化水平，每次趁保训班学员在所实习期间，还有计划地抽调各厂托儿所在职的且没有经过学习的保育员加以轮训，使其学习“婴儿生活管理，公共卫生与婴儿健康，婴儿疾病预防与营养，妇女问题讲话及专题演讲等”科学育儿知识，共计举办了 5期轮训班，培养保育员 499人。鉴于婴儿营养的重要性，1951年 5月，相关部门还办了一期在职营养员轮训班，为上海各工厂托儿所培养了具有初步现代营养学知识的营养员 90人。此外，提高各工厂托儿所所长和骨干人员的业务知识和管理水平，也是提高托儿所工作质量的重要方式。如 1951年 8月，上海市专门组织 70名工厂托儿所负责人参加短期托儿所负责干部轮训班，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和改进领导方式。仅 1949年至 1952年的 3年时间里，上海市总工会女工部运用就地取材、班中取优的办法帮助各厂托儿所调配了 77个所主任和 10个保育长。

通过上海市各相关部门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的训育，绝大多数保育人员的业务水平都有所提高，并在保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恒丰纱厂托儿所营养员通过学习，回去做营养品的时候很严格地注意烹饪卫生和饮食用具的消毒，务使蔬菜不失去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和达到彻底消毒用品的目的。此外，初步具有科学保育知识的部分保育工作者开始用科学的保育方法教养孩子，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启发他们的智慧。如 1955年初，申新二厂托儿所保育人员在学习了苏联《三岁前儿童集体教养》的课程及保育工作经验后，知道孩子哭吵的主要原因乃是没有合理的生活制度和缺乏教育引导，于是首先培养孩子的集体睡眠习惯，然后根据不同年龄阶段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经过科学的教育引导后，该所“孩子比以前活泼、愉快了，同时也纠正了工作中的混乱状况，使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让女工在生产中不再有后顾之忧。由此，保育员得到了女工们的信任与尊重，“自动把子女送入托儿所的家长的数字一直不断地增加，托儿所网也在一年一年的扩张”便是明证。

三、工厂托儿所的卫生保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儿童健康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健康问题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而托儿所的工作基本上是一个保健工作，判别一个工厂托儿所办得好坏，首要的“不是看儿童会唱多少歌，更不是看儿童认得多少字，而是看儿童是否健康、愉快、活泼”。基于上述认识，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视开办工厂托儿所为开展婴幼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并致力于建立工厂托儿所卫生保健制度。

饮食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石，“平衡的膳食实在是儿童发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之一”。1951年 5月，上海市卫生局为庆祝新中国第二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特为全市50个工厂托儿所 1周岁以下的 4500名婴儿做了健康检查，并对其中部分检查结果进行了分析与统计。根据此次婴儿健康检查中的主要食品调查得知，在 1684名 6月龄以下的婴儿中，以母乳喂养为主的占 90.56%；以人工喂养为主的则有 9.46%，大都以奶粉为主要食物，但中间有1.45%完全没有乳类食品，而以奶糕、米粉、粥为主要营养物。7月至 12月龄之间的 1348名婴儿中，以母乳为主要营养物的占 83.36%，人工喂养有16.64%，全无乳类食物的有4.39%。随后，根据此调查结果，上海市卫生局就如何调整工厂托儿所内儿童的膳食使其合理化给出了具体建议与意见。而据检查结果显示，当时上海工厂托儿所绝大多数受托婴儿的营养状况属于优等或中等水平。

传染病防治是工厂托儿所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托儿所儿童众多，而儿童免疫力相对较弱，疾病很容易发生传播。预防接种是防治传染病的有效举措，但据 1951年 5月的工厂托儿所婴儿健康检查结果，3500名婴儿中接种情况参差不齐，已接种牛痘的有90.66%，接种百日咳疫苗的有 20.34%，注射了白喉疫苗的占5.83%，接种卡介苗的仅3.77%，伤寒、霍乱预防注射的比率则更少。为了更好防止传染病的发生，上海市卫生部门根据中央卫生部的指示，本着预防为主的总方针，重点开展了针对工厂托儿所儿童的几种最普遍急性传染病的预防接种与注射工作。如 1950年 7月 15日，市卫生局卡介苗防疫总队派人到上海国棉第十九纺织厂托儿所，为所内全部婴儿接种了卡介苗。此后，在各相关部门的宣传教育与接种实践的推动下，受托婴儿预防接种率不断提高。因此，对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百日咳、白喉、天花等疾病都可以做到避免传染，白喉已于 1953年基本从上海消失。事实上，疾病的广泛流行，除了接种等预防工作没做好外，还因为“有些托儿所的消毒工作流于形式，没有很好地执行消毒制度”。因此，在卫生行政部门及医务人员指出缺点后，一些工厂托儿所的保育人员即建立了严格的隔离、消毒制度。如 1955年第 3季度，上海市各工厂托儿所在市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与厂方、工会的支持关心下，重点开展了麻疹防治工作。每年麻疹发病率较高的普陀区统益纱厂托儿所在区妇幼所重点帮助下，开辟了隔离室及疑似患者隔离室，加强了晨间检查工作。1955年 11月发现有儿童患麻疹后，该托儿所迅速将患儿送至隔离室照顾，切断了传染途径，及至隔离期满而麻疹未蔓延，成效显著。很多原来没有隔离室的工厂托儿所也都在此次开展的麻疹防治工作过程中，设立了不同规模的隔离室。截至该年年底，全市 289所工厂托儿所共有隔离室213间，比 1954年增加了 48间；拥有隔离床位 1431个，比 1954年增加了 354个。此外，为控制托儿所传染病的流行，1955年，上海市卫生局特制定了《上海市托儿所关于传染病报告制度的补充规定》，规定以后全市各种类型的托儿所均须增加对脊髓灰质炎、腮腺炎、水痘、脓疱病 4种儿童传染病的报告，并由区儿童保健所会同区卫生防疫站进行疫区处理。全市工厂托儿所遂在当年建立了全面的传染病报告制度。次年，市卫生局又制订了《上海市托儿所儿童事故、死亡报告处理办法》，要求工厂托儿所等全市所有托儿所如遇所内儿童意外及死亡事故须立即向所在区儿童保健所报告，由区儿童保健所派员进行调查处理。可见，规范化、系统化的工厂托儿所卫生保健制度在全市妇婴卫生工作的实践中得以逐步建立健全。

保障儿童健康，除了健康饮食和保持卫生外，还需要“新鲜的空气，多量阳光，适当运动，充足休息睡眠，以及有规律的生活”。如 1955年 1月，上海国营第三毛纺织厂、申新二厂、国棉一厂及国棉十九厂四个单位就重点试行合理的生活日程。试行过程中，托儿所保育人员除安排婴儿在所的 8小时生活日程，还面向孩子父母进行宣教，帮助其订立 24小时的生活日程，以巩固对托儿所生活制度的执行。如此一来，儿童得以养成合理的生活习惯，定时睡眠，定时喂养，情绪愉快，体重增加，自然赢得了广大家长特别是女工的认可。通过试点以后，大多数工厂托儿所都逐步建立了新的合理的生活日程。如截至 1955年底，该市榆林区 39个工厂托儿所中已有 26个按 24小时排列儿童生活日程。

四、发展工厂托儿所的作用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上海工厂托儿所组织有了较大发展，真正成为为工厂女工及其子女服务的儿童保育机构，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第一，扩大了妇女就业机会，推动了妇女解放事业的前进。对于女工而言，工厂托儿所的发展使其抚育孩子的家庭负担大大减轻，得以有更多可能参加工厂的生产建设，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进而提高家庭与社会地位。同时，工厂托儿所对保育员的迫切需要还为过去没有条件参加社会劳动的一些失业助产士、里弄家庭妇女等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使她们成为家庭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第二，促进了女工生产效率的提高。保育人员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将保育工作与保障生产相结合，保障了已育女工可以无后顾之虑地参加生产，使工厂托儿所真正起到了为生产服务的作用。如恒丰纱厂摇纱间托儿女工徐根弟每天原本摇纱 30多车，孩子送入该厂托儿所后，每天竟能将工作量增加到近 70车，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再如 1953年底，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托儿所保育员在车间制定增产节约计划时与女工订立了“联系合同”，降低了孩子的疾病率，进一步鼓励了女工的生产积极性，促使该厂在 1954年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工厂托儿所对工厂经济效益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保障了儿童的卫生健康。工厂托儿所在建设发展中，逐步建立健全了收托儿童疾病预防接种制度、隔离消毒制度、儿童传染病报告制度、儿童事故与死亡报告制度等儿童卫生保健制度，收托儿童的卫生健康面貌大为改观，工厂托儿所卫生保健工作也得以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与科学化。工厂托儿所逐步成为播撒并贯彻现代科学、卫生育儿法的重要实践依托。保育工作者经过专业的业务学习，并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逐渐掌握了基本的卫生育儿知识；而受托婴儿家长则经过工厂托儿所形式不同、方法各异的新式卫生育儿知识的灌输，逐渐接纳、吸收了现代儿童卫生保健观念。这些都更加有力地保障了上海市儿童的卫生健康。

第四，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情感认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少数优质的工厂托儿所“为的是供给政府要员与高贵人物的参观”，且不对广大工人家庭开放，而大多数面向工人的工厂托儿所，物质条件极差，部分托儿所甚至因过高的婴儿死亡率而被工人们称为“杀人所”。新中国的工厂托儿所则在不断发展中尽可能满足最广大工人的育儿需要，为收托儿童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饮食卫生服务，配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保育人员，保障了儿童健康成长，充分彰显了新社会的优越性。上海民众尤其是广大女工切身体会到了党和政府对妇女儿童的深切关怀和保护，感慨地说“上海早解放几年就好了”。鼎鑫纱厂托儿所全体女工妈妈更是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人的孩子才有今天”。由此可见，上海各工厂托儿所的建设与发展成为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增强了工农群众尤其是广大妇女对新中国的情感认同。

作者：夏雪，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赣南师范大学“赣南苏区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高晓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