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多年前,我儿子在旧物堆中,翻看到我当年的“五七干校”来往车票,便说我在“文革”中一定遭到“迫害”。不过,要声明,我儿子本人对此是没有任何“责任”的,责任是上世纪80年代后,少数伤痕派人物对青少年的误导。就是说,当年“伤痕文学”十分荒唐和阴恶。它实际地标明,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确有少数人对毛泽东在世时坚持、完善公有制共富和造人善业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比如,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进“五七干校”,能官能民……存在偏见,甚至抱有“剥削阶级意识”的怨恨。毫不夸张,后来的“伤痕文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社会主义探索、意识形态更新的“哭诉”;有的,还用这些到西方世界渔利猎奖。
上世纪60年代,在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曾有过多次的——很是“全面”的——下放的经历。晒过盐、种过水稻、插过连队代过职、打过坑道、从过商、办过工业……也到过“五七干校”,等等。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每一次下放,并无半点“蹲牛棚受迫害”“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在工作中,有时是觉得有点苦和累,也偶有不十分愉快的情况。然而,时间极短的。从根本上说,一次次下放,确大大炼塑了个人的崇公利他的世界观。
——由于历史上的多次下放,给我如今的生活,留下了不少的痕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儿子稍大了。记得他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一次闲暇中,他翻看我以往的学习笔记,发现了一大叠我当年由机关到“五七干校”的车票,脸色立即变得不很正常,随即以肯定的口气问我:“爸!你进过“五七干校”?遭过迫害?!”一听此话,我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因为,在我们家庭教育中,几代人下来,都是以“诚实”“利人”四个字为传教之本的。我们也以身作则,为儿子示范。在儿子面前,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过去——在党的教育下顺利成长……很显然,儿子面对“五七干校车票”的事实,产生了“爸妈也不说真话”的疑窦;从另一层意义上,我们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一些所谓精英抵触社会主义探索,夸大我们党的历史的缺失……的问题。
说心里话,那次儿子的话,让我心灵受到了一定的震撼。当时,我只平静亲和地对儿子说:现在你学习忙,待有机会时,爸妈将提供详细情况,让你明白这一切。事隔一年,儿子高考结束了,并且考得很好。我们十分高兴地带着儿子,旅游了我当年下放过的几个地方,尤其是“五七干校”,也到过我代过职的部队。
当年的“五七干校”,名字已变了。但该单位的好多老人还在。主宾相见,免不了重话当年的一切:文革、讨论争论会、大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我们共同学文化、学理论,等。在我代过职的部队,走访了当年我参加部队拉练往过的几个房东家,时隔二三十年,然大家仍如别昨日,不时回忆那时给我们上课、辅导、讲话和劳动……
一个夏天的旅游下来,儿子高兴得不得了。在回归的路上,他又主动问起我“下放”的事。我只告诉他:毛泽东时代的“下放”,是毛泽东当年改造旧世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毛主席本人也曾有过“下放自己,办一年商业,办一年农业”的打算(毛主席关于他自己准备下放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进了紫禁城,当了大官了,我成了最大的官僚主义者了……我要下去,办一年农业,再办一年商业……我要做两件事,一是写一本书,写自己,把优点缺点都写进去;二是骑马考察黄河……)其目的、意图是多方面的,既有改造人们世界观的意义,又有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考虑,更有向广大群众学习、缩小各种各样的不合理差别的指向……
我还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后,这少数人“抹黑”毛泽东时代,歪曲“下放”“上山下乡”“干部下乡、进连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诬说“这是受迫害”,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当时的“下放”,也是有多种情况的,比如有机关精减而下放的,也有培养接班人的锻炼式下放,更有城市支援农村、边远地区的下放,还有作为各类骨干为艰苦、落后地区服务而下放的,其中,仅有极少数极少数右派分子接受基层群众再教育的“下放”。也要承认,最后这种情况的下放,在执行过程中,有个别地方,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不公正不合理,然而,其实际情况也绝非“惨无人道”,不是什么“蹲牛棚”。
我并告诉儿子,我本人在学生时代,曾见过好几个“右派分子”——下放在母校的——老师,这些下放右派的生活、工作和工资收入上同常人是一样的。其中只有一两人,在文革中遭到少数极左群众的批评性冲击,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都与幕后的坏人唆使有关(本质仍属坏人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范畴)。
儿子心如明玻洁水,——听了这一切,他大笑说 :“这不是搞笑吗!”
现在65岁以上的人,大多会有这样的认知:文革后的新生代,整个学生时代接受的教育,几乎全是现代某些精英精心设计的。这些新生代的认识,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伤痕论”的某些误导;而今,这些误导,在已逐步将昨天的真实裸露在历史河床上的今天,正烟消云散,——并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
我儿子自这次事后,——因“历史”的诚实之教,因为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之真,对“公、善”信从之实,行为之定笃,确已对某些精英的“伤痕”说教不屑一顾,——不仅仅是再不相信“下放就是迫害”这类谎话。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曾写过,我儿子现在对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教育,崇尚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努力做到“实话实说、实事实干”,已然接受。他曾不无赞同地说我们:“你们中毛泽东的‘毒’太深了,连我也受影响了,哈哈!”
是的,——以下,有点似题外话:如今,我儿子已独立开始了自己的“公、善、忠、义”的认识里程。前几年,他考到世界好几个国家的著名大学读工科、理科、文科和管理,古今比较,东西析读,使他又大大地长进。前年的一个夏天,我们一家在一起又讨论“毛泽东现象”、讨论“崇拜、迷信毛泽东现象”。儿子说:所谓迷信,是对“非存在”的信从;世界上有人对中国进行搅扰,把中国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的真实、真理、真理探索和发展的信从,说成是迷信,这是一种可笑伎俩,不久便会破产!
他说:真正的迷信,是信“无”。有人说的好多“错”,以及说中国社会主义伤痕累累,毛泽东身上本没有,中国没有,然这些伤痕派说教者却偏偏相信其“真”——说其“真”,并教唆别人去相信,这是荒唐,这是迷信,也是真正的历史伤痕。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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