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讴歌中国百年防疫的一部文学史诗

点击：作者：陈先义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2-01-27 10: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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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中国百年防疫的一部文学史诗

——评江永红报告文学新著《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去冬今春，一场史上罕见的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的蔓延，使“病毒”“疫苗”“冠状”“瘟疫”这样一些词汇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媒体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社会大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传染病”这个似乎离我们还显得遥远的事情。正是新冠病毒暴发期间，一部皇皇50余万言的报告文学巨著《中国疫苗百年纪实》应时出版。很多读者纳闷，为什么作为军旅作家和资深报人的江永红，好像一年之前已经预料到这场2020年冬春的新冠病毒一样，他从一年之前开始采访创作的这部著作在付梓成书的时候，就赶上史上罕见的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暴发呢？事情竟然是这样的偶然和蹊跷。是的，的确如此。这恰恰应了中唐大诗人白居易的那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名言。

江永红的这部作品好像就是特意为这次疫情而创作的。不管怎么说，《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的的确确为蜗居抗疫中的中国百姓提供了一部可供了解中国人民百年来与重大疫情斗争的历史。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部《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文学形式记述中国疫苗发展史的著作，也是一部第一次运用文学形式向全社会普及关于传染病知识和疫苗知识的优秀作品。这的确是当下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如果讲特点的话，我首先认为这是一部寓事于史且具有史诗品格的著作。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伴随着同各类传染病的斗争，人类就是在经历无数瘟疫并且同各类瘟疫的斗争中发展过来的。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在这部记述中国疫苗百年的著作中可见，仅仅在中国就有过1700余次载入史册的大的瘟疫发生。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染病和瘟疫，曾经一次又一次让人类几遭灭顶之灾，有的甚至濒临亡国灭种之悲惨境地。别的不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王朝的覆灭，几乎都伴随着瘟疫的发生。1232年，当蒙古草原的铁骑元军兵临金人统治的汴京城下的时候，金人曾经想屈膝求和，可戒严刚刚解除，汴京遭遇的就是一场大瘟疫，50日90余万人毙命，这是何等惨烈恐怖，金都汴京元气大伤，无可奈何，只有举旗向大元缴械投降了。大明王朝的灭亡当然首先在于自身的腐败，皇帝治国无方，不理朝政，但历史典籍也清晰可考，崇祯年间的那场京城大瘟疫，何尝不是灭亡大明王朝的点点星火的助燃剂呢？还有，历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几乎是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最佳组合，但是公元217年的一场瘟疫，却几乎用“团灭”的形式让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男子天团倏然凋零，七人中有五人相继死于瘟疫。1060年的北宋开封大瘟疫，死者遍野，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经以《七哀诗》来悼念他突然亡故的七位友人。这七人中，就有宋史上有记载的著名诗人江修复、梅尧臣、韩宗彦。查遍史书，历史上死于瘟疫的帝王名流，可以说数不胜数。作者正是以站在大历史的更宏阔的视野为背景，开始了对中国人民战胜各类瘟疫斗争的记述，开始了对中国疫苗百年发展史的文学记录。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近百年的历史？我想从五千年我们民族的历史沿革来看，中华民族同瘟疫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其个中原因，被毛主席赞为“中国对世界第一大贡献”的中医，在几千年制伏瘟疫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预防和治疗经验，自然是功不可没的。而运用研制疫苗的形式来主动应对和力求根除各种传染病，是近百年才有的事情。作者从1910年中国东北那场大鼠疫起笔，开始了对我们这个民族与瘟疫主动斗争历史的记述。东北起于哈尔滨的那场被称为肺鼠疫的大瘟疫，从1910年底暴发到1911年初，整个东北死于鼠疫的人口多达6万。但是，以伍连德为代表的科学家，采用“焚尸”、“大隔离”、“戴口罩”等办法，用了仅仅67天时间，便扑灭了暴发于哈尔滨的肺鼠疫，成为世界奇迹，也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科学防疫的巨大威力。当1911年的4月3日，来自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墨等11国和中国的34名专家齐聚沈阳，召开“万国鼠疫大会”时，第一个提出鼠疫“人传人”并且科学防疫的中国科学家伍连德先生不仅被请上主席台，而且被国际医学联盟封为“鼠疫斗士”、被当时的宣统皇帝封为“医学进士”，并且非常荣幸地当选为大会主席，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这样一个领域获得的最高荣誉，它标志着中国作为政府主导防疫的一个崭新开端。从那以后，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进入了利用疫苗科学防疫和主动作为的新的历史阶段。作为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民国政府中央防疫处的成立，这时才开始了由国家主导的有组织地开展对疫苗的研制和对传染病的防治。

但在旧中国，不管是战乱频仍的军阀大战的时代，还是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年代，都不可能用多大财力精力去关注民生疾苦，民国时期的国民防疫受制于洋人，科学家们空有一腔报国志，工作十分艰苦。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把更多的钱用在“围剿”和对付共产党上，发展防疫抗灾几乎是一毛不拔。但是，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科学家们以极其顽强的精神，抱着对人民生命的极大关注，也创造过疫苗发展史上的诸多奇迹。比如，由伍连德博士主导的运用科学方法开创了战胜鼠疫的世界先河，由科学家齐长庆和李严茂发明的根治天花的“天坛株”疫苗和根治狂犬病的“北京株”疫苗，都曾经是轰动世界的大事，这些成就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防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由科学家汤飞凡主导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支青霉素，等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防疫事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那种勇于同瘟疫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但是，《中国疫苗百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防疫事业真正成为在世界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真正成为一项为民生的蓬勃发展的伟大科学事业，真正取得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真正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人民健康当作执政的第一要务。作者用娴熟的文字和动人的叙述在书中列举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数字和事例，我们读来为之震惊和鼓舞，这些事例和数字使我们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进步而骄傲，也为我们一代又一代为防疫和疫苗研制献身的科学家们的成就而骄傲。比如，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生物战线的广大科学工作者，通过免疫手段消灭了天花，消除了脊髓灰质炎，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有效控制了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这是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国家卫健委为此曾经向全世界宣布，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降幅达到百分之99以上。全国普通居民有计划的疫苗接种使人民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居民平均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到35岁，提高到2018年的人均77岁，婴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千分之200下降到2018年的千分之6.1。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是1961年，而世界宣布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是1977年。整整提前了16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人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老百姓为什么在我们的党曾经有过这样那样失误的情况下，依然坚定不移跟定共产党？坚定不移认定社会主义道路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以叙事选材和结构故事见长的作家，在这部书中从疫苗这个独特的视角，用无数荡人心魄的历史故事讲述了透过疫苗折射的共和国历史，有的听来感人泪下。比如，1949年，就在新中国成立的10月份，新中国的开国礼炮刚刚响过，近在百把公里的察哈尔省便传来凶讯：一场罕见的鼠疫从一个村暴发迅即传遍察哈尔省，并且正在向首都北京逼近。似乎有意在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此时，依托大西南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心中窃喜，敌人都在暗暗看中国共产党的笑话，他们认为共产党过不了这道坎，等着这个新生政权乱中出错，会遽然夭折。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马指挥，董必武亲自挂帅，仅仅用一个月时间，便扑灭了这场亘古罕见的疫情。在新中国防疫第一战中，用苏联支援和自己赶制的疫苗扑灭鼠疫，打了胜仗，向人民交出了一张合格的答卷。用铁的事实回击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梦想。此后，以原来六大生物研究所为基础，中国生物制品的国家队迅疾组成，捷报便一个接一个传来。关于疫苗研制的故事伴随了新中国的历史。斑疹伤寒疫苗、森林脑炎疫苗、伟大的天花歼灭战、沙眼病毒歼灭战、麻疹攻坚战、脊髓灰质炎围歼战、新疆肉毒素突击战、消灭结核病的持久战等等，等等，这一切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几乎都伴随着关于疫苗的研制开发的历史。直到2003年出现的非典病毒和眼下依然在世界蔓延的新冠病毒，新中国的70年历史，几乎就是一个不屈不挠地同自然界的各种病毒斗争的历史。

但是，我们如今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中国防疫科学以其骄人的成就如今已经傲然屹立于世界。在多个方面我们已经领先于世界，改革开放年代，我们有了闻名世界的工业化疫苗生产线，有了领先世界的百白破、麻疹、脊髓灰质炎三种疫苗，我们提前消除了小儿麻痹症。有许多世界公认和羡慕的事实：全球最好的乙脑疫苗在中国，世界首创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在中国，等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防疫事业的巨大成就。眼下正在进行的全民与新冠肺炎的抗疫斗争，再次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一场超大型的瘟疫，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对比毫不掩饰地展示在世界面前。当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率领和指挥下，开展全国全民防疫，竭尽全力挽救每一个生命时，西方世界却把优胜劣汰、群体免疫、适者生存的口号叫得山响。对人民生命的态度泾渭分明。当中国以举国之力迅速控制疫情，投入恢复生产时，整个西方却正在处于手足无措的慌乱之中。可以说，作者透过防疫和疫苗发展这样一个百年历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真正的为人民福祉着想的幸福之路。一部写疫苗发展的书，也同时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礼赞社会主义制度的颂歌。

作为一个资深报人和军旅老作家，作家谋篇布局的能力是非常值得称道的。百年来有很多故事，很多人物，很多事件，但作者在《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中以中国生物制品的时间轴结篇布局，但这毕竟不是一部疫苗通史，更非写疫苗技术的专业书，只能选择中国疫苗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来写。但作者叙述张弛有度，娓娓道来，百年历史，清晰可辨。我觉得，如果这部书更具特色的话，那就是作品对人物形象的记述和塑造。

作为报告文学题材的文学作品，人物形象能否站得住，是作品成败与否的关键。鲁迅先生有一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本书以疫苗和防疫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和塑造了一批足以称为民族脊梁的人物形象。比如被称为中国防疫开拓者形象的伍连德，正是这样一个被称为“鼠疫斗士”的传奇人物，在黑暗的中国为无助的人民用科学送去了生命的光芒，也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在那个时代赢得了无上荣光。他的成功挽救了千百万同胞的生命。那个牺牲在防疫一线的科学家俞树棻，在旧中国的那样一个黑暗年代，展示了将事业看得重于一切的为民生情怀。还有老一代医学科学家如汤飞凡、谢毓晋等人，在作为医生最为吃香的时代，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改行做了生物制品研究，这里边包含着他们为民生献身不顾一己之私的博大情怀。当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汤飞凡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们面临着留大陆、去台湾或者出国发展的三种选择，但次日便可飞往美国的汤飞凡，却义无反顾坚决地选择了留在大陆，他离不开他热爱的故土，更离不开他毕生为消灭灾疫和苦难而奋斗了半辈子的人民，他的留下，便使新中国防疫事业有了重要的奠基人。而193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的谢毓晋，与三名同窗好友一起去德国留学，他们共同的理想是解救饱受疾病磨难的中国人民，摘掉外国人戴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在德国，其他三人都毫不犹豫选择了临床医学和免疫学。而谢毓晋却坚决选择了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他认为当医生每次才能救一个人，而做疫苗和血清就可以救一大片人。正是谢毓晋的这种观念，影响了他的校友刘隽湘，这个在全国数一数二的血液制品专家，正是听了谢毓晋上边的话，决定跳槽改行，从此研究了一辈子生物制品。

可以说，在中国每一个新疫苗的诞生，都伴随着一群为事业献身，甘当无名英雄的人物形象。正是因为他们毕生的付出和牺牲，我们的同胞减少了更多疾病和灾疫带来的苦难。作者有一段这样的记述，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靠中国生物及其六大生研所研制的疫苗进行计划免疫，消灭了天花、消除了脊髓灰质炎、控制了常见传染病，累计减少发病3亿人次，减少死亡400多万，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贡献。这是这样一批科学工作者，他们用毕生的付出，为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构筑了一道坚强的屏障。作者讴歌科学家们的这种精神，有几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称赞他们是：驱魔灭疫的“上医”精神、以身试药的献身精神、甘坐冷板凳的付出精神、愿做绿叶衬红花的人梯精神、凤凰涅槃的牺牲精神。其实，这每一种精神，决非空洞的口号，都有一系列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些故事，成为本书至为感人的篇章。一部作品，第一次在中国疫苗研究领域里，耸立起了一道堪称中国防疫史上可以成为民族脊梁式的人物画廊。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些曾经默默无闻地在防疫战线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奋斗终生的科学家们，就他们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本应该同“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王淦昌一样，甚至同驰骋沙场的将军元帅们一样，具有毫不逊色的同等价值和意义，他们也应该是万民崇敬的民族脊梁和民族英雄。特别是当下我们面对蔓延世界的重大疫情，诸如钟南山、李兰娟、陈薇等科学家们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受到整个社会的追捧，我们这部书中的人物群像，本应该享受这样的殊荣，他们同样属于这样的人物方阵，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们的名字，却一向却鲜为人知。就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甘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无私情怀，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与民生融为一体的献身精神，他们不计名利甘为绿叶的品格，更表现的是他们宽广的胸怀。

说到这儿，我觉得作者江永红本来是一个以写军事题材而闻名军内外的军旅作家和著名记者，而这次却以70岁高龄，扑下身子在防疫和疫苗研究领域一扎就是一两年，写出了这样一部不仅文学性、史料性和可读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大作，为中国图书领域做了一件填补空白意义的优秀作品。他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在我们当下这个科技高速发展，新课题、新技术、新知识不断更新的新时代，我们每一个作家都应该认真地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生活中永远有我们取之不尽和写之不竭的题材和素材。《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揭开的是我们无数文学富矿的矿口，包括我们的电影电视和戏剧及其其他文艺题材，都应该从《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的创作中得到新的启示，去多领域地表现我们沸腾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去开掘我们文艺表现领域的各类富矿，我想如此，便是这部作品给我们整个文艺工作有了更深的意义更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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