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是毛主席最老的部下之一,也是毛主席在红军时期最信任的部下之一,他的名字都是毛主席亲自为他改的,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时期,他曾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为何他后来归于沉寂?我们就来看看何长工同志的传奇经历。
一、改名何长工
何长工原名何坤,是喝过“洋墨水”的旅欧勤工俭学留学生。回国后,回到家乡湖南省华容县,从事教育工作。北伐军打到湖南,作为共产党华容县委书记的何坤,开始抓农民运动迎接北伐,并担任当地的团防局长和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书生从戎,不无忐忑。他自己笑称:“我这样一个不懂武装的人,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下了洞庭湖,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的生涯。”
1927年在北伐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国民党却对革命的同盟军——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今后的道路怎么走?这天,何长工、蔡协民等人专程去武昌找到毛主席。毛主席在一家小旅馆会见了他们,对他们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我们要保存革命火种,积蓄力量。又特别提醒大家:你们都暴露了,必须改名字,特别是何坤,反动派对你很了解。蔡协民说:我就不改了,我名字有农民协会的含义,舍不得改;何坤要改就往“工”上改,咱们来个工农联盟嘛!毛主席听后笑了,说:“那好嘛,何坤同志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
二、寻找朱德
秋收起义后,毛主席带着队伍向井冈山前进。这天晚上在古城宿营,通讯员通知何长工:“毛委员叫你去。”来到团部,毛主席把他拉到地图跟前说:长工你看,我们要这里落地生根了,今后斗争还长,必须尽快壮大我们的力量;前委决定派你出山,联系湖南省委,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何长工为难地说:没有交通线,怕找不到省委,并且我头上有军帽的印子,手上有扣枪的老茧,万一出情况。一旁的张子清参谋长出主意:你干脆就说是从毛主席队伍中逃出来的吧。毛主席开玩笑说:“长工,你可以自由活动,但要记住白皮红心哟!”
何长工从武汉坐船到香港,辗转来到韶关,终于打听到朱德的部队正隐蔽在范石生麾下。何长工高高兴兴来到朱德防区,刚到就被哨兵捆了起来,押往司令部。好在一进门就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工农联盟”的蔡协民。蔡协民赶紧给他松了绑,带着他进屋,又见到一个熟人:留学时的同学陈毅。陈毅笑道:“过去相会在欧洲巴黎,现在见面在犁铺头,有点感想吧!”这时朱德也来了,经过一番审查,确定了何长工的身份后,朱德高兴地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之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
朱德带领部队辗转来到宁冈砻市。赶来会合的毛主席顾不上一路风尘,立即向朱德驻地龙江书院快步走去。朱德听说毛主席来了,赶忙出门迎接。何长工向毛主席介绍:这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身后那位是王尔琢同志。两双有力的大手握在一起,这一天是1928年4月29日。
三、改造王佐
还在朱毛会师前,何长工回到井冈山不久,一天吃饭的时候,毛主席看着他笑,说:“长工,我还要打你的主意,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何长工问:“去多少人?”毛主席笑着说:“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何长工心里难免有几分犹豫。毛主席开导他道:我们要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经验。
何长工带着毛主席写给王佐的亲笔信上了井冈山。王佐一派绿林范儿,虽然欢迎何长工,但也满腹疑虑,有所防范。王佐把何长工安置在一里外的小木屋住,派勤务兵“照顾”,并叮嘱: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
何长工心急面不急。他时常到王佐家里走动,与王佐的家人聊天,宣传革命道理,还顺便“打长工”——帮做一些家务。逐渐取得了王佐家人的信任,王佐的态度有所转变。王佐最信任的三个人,除了“老庚”袁文才,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刁飞林和李克昌。这二人性格豪爽讲义气,何长工跟他们混熟了。这天刁飞林突然要跟何长工喝鸡血酒结拜兄弟,何长工慎重考虑后,婉拒了。这样才打消了王佐怕红军是来挖墙脚的怀疑。
王佐有个仇人叫尹道一,何长工献计:找一个有利地形,把尹道一引到山上,打他埋伏。王佐依计行事,果然把尹道一的队伍包了饺子,将尹道一斩首复仇。何长工也很高兴,这种伏击战在红军中并不是新奇的东西,但在王佐眼里了不起。王佐彻底对红军服了气,提出扩大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王佐、袁文才的队伍编成一个团,红军派干部去做政工工作。有一次王佐跟毛主席谈了大半夜,然后兴冲冲地对何长工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可惜,后来王佐、袁文才被错杀。
四、第八军军长
何长工本是红军主力红四军二十八团的党代表,敌人对井冈山围剿,前委决定四军打到外线,五军留守。彭德怀亲自点将,要求把何长工留下。何长工本来不愿意,故意蒙着半边脸不说话。毛主席说:“长工同志,不要蒙着脸,你也留下来吧。”这样,何长工调到红五军三十二团任党代表。
后来三十二团扩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红五军一共就两个纵队:四纵和五纵。李灿任纵队长,何长工任政委。五纵进军鄂南通山、崇阳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干得风生水起。不久,彭德怀率四纵也来到鄂南,在刘仁八(地名,在今湖北大冶)改编,成立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红八军,后来增加了红十六军。五纵改编为红八军,何长工担任红八军军长。
红三军团趁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正在两广地区混战的机会,取得了一打长沙的胜利。当时红五军担任主攻,红八军侧翼迂回。攻城激烈之时,红五军几次冲进敌人阵地又被反击下来,部队有溃乱之兆。何长工立即带着部队冲上浮桥支援,并向五军战士大喊:“五军同志注意,我是八军军长,八军已经占领杉木港迂回到敌后,敌人全线动摇,很快就要被打垮,你们不要紧张,一切听我指挥,向城内进攻!”接着在一个土堆旁看到彭德怀,何长工说:请你赶快下命令,五军归我指挥,随我进城扩大战果!彭德怀表示同意。这样,何长工指挥红三军团几乎全部部队,冲进长沙。
进城后何长工还做了一件“露脸”的事儿。他召集长沙的领事馆、教堂、医院等开会,来了三百多外国人,何长工用法语、英语宣传红军的宗旨和纪律,洋人听众无不显出惊奇的表情!后来有一次毛主席找何长工谈话,刘伯承在座。刘伯承说,你们红三军团打下长沙,苏联人通过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惊异地发现中国红军不但战斗力强,而且很有文化嘛!毛主席笑着说:“陈毅打长沙没去,一定是长工!”
五、借道
何长工任军长时,后来很多名将还是基层干部。比如上将王平,是红八军路过阳新时才参加的红军。王平回忆:“五月份红八军要从三溪口过,(我)就找区苏维埃政府请求参军,他们给我开了参军介绍信。”参军后,王平分配到一大队(相当于连)任宣传干事,负责贴标语、写标语,每人每天的任务写十条。
中央苏区分为四个军区,军区领导人分别是陈毅、叶剑英、李富春等。1934年初春时节,何长工从红军大学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何长工谈话,对他说:“长工同志,这是一副放在你肩上的重担……”当时苏区的北面战事正酣,红军在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中损失严重。粤赣军区地处苏区的南面,何长工到这里,必须为苏维埃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
长征前,周恩来急电何长工去瑞金,有要事相商。周恩来握着何长工的手交待:陈济棠约我们谈判,我们要利用蒋、陈矛盾,决定派你和潘汉年带朱德同志的信去跟他们谈。何长工和潘汉年到了粤军地界,对方为了保密,专门准备了两顶花轿,一路喝令是“司令的贵客”,会见了粤方代表。谈判中何长工收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方代表敏感地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何长工机智地回答:“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双方达成了停战、通商、互通情报、借道等秘密协议,这为马上开始的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打通了重要关节,减少了牺牲。
蒋介石得知后,给陈济棠发去一份愤怒的电报:“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
六、第九军团
何长工抱病参加了长征。二渡赤水后,病情稍好,毛主席找他谈话,要他去红九军团担任政委。毛主席说:“你有善于团结人的美德,相信你能够和罗炳辉这位起义将领搞好关系。”见何长工有些踌躇,一旁的刘伯承劝他:既然主席让你去,你是有能力搞好九军团的。何长工再次拿出了“长工”本色,坚决地说:“党这么相信我,纵有天大困难,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何长工之所以踌躇,是知道红九军团作为全军的“别动队”,经常单独执行任务。当初留守井冈山战斗中,何长工突围时从悬崖跳下,腿部受伤,走路一跛一跛的,怕不能胜任,耽误了革命工作。
果然,九军团三渡赤水后,担任疑兵,大张旗鼓向川南进军,将敌人吸引到自己周围,掩护主力部队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再渡乌江,向云南进军。这时,远在贵州北部的红九军团,必须边打边走,昼夜兼程追上主力。当赶到乌江边上,他们比规定的时间晚了六个小时,乌江上的浮桥已经拆掉了。
负责浮桥的是干部团。据罗贵波《革命回忆录》说,他接到的命令,是等五军团过江后拆毁浮桥。下午罗贵波在江边遇到五军团的干部,告诉他五军团已经过江,于是罗贵波下令拆桥。傍晚赶到总部,刘伯承十分严肃地问:“谁叫你们拆掉浮桥的?”说话间,一向温和的刘伯承拍了桌子,文件散落地上,“后面还有九军团没有过江!”惊动了隔壁的朱德。朱德走过来严肃地说:“不要多说了,马上想办法把浮桥架起来。”于是宋任穷、罗贵波带领干部团回到乌江边,忙了一个通宵把浮桥架好。到早晨没见到九军团前来,又把桥拆掉,追了两天才赶上大部队。
就这样,九军团与干部团擦肩而过,未能按计划过江,形势非常险恶!军团领导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单独在乌江北岸作战,摆脱敌人,并策应主力。经过精心准备,九军团在老木孔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打垮了五倍于已的敌人,扭转了不利形势;然后大踏步向西,在老乡的帮助下巧过北盘江。这时大部队已经过了金沙江,九军团自己渡河,终于在西昌附近追上了党中央。
七、草地歧路
按说以何长工的资历,在今后的革命生涯中应该有更大作为的,可惜,在大是大非的重要关头,何长工犯迷糊了。
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之后,中央确定了北上方针。部队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军。这时各部队番号作了一些变动,红九军团改称红32军(因红四方面军已有红9军),与红5军(原红五军团)一起编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北上。
左路军走不多远,来到噶曲河畔,张国焘借口河水陡涨,命令停止前进。当时跟随左路军行动的康克清回忆:红5军军长董振堂向朱总司令请示,我们前卫队先过河吧。张国焘不等朱老总回答,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再做决定。”张国焘还向右路军已经走过了草地的陈昌浩、徐向前发去电报,要他们带右路军回来,并要裹挟中央南下。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事件——草地分兵。
罗炳辉、何长工带着红32军随张国焘南下来到卓木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展到顶峰——另立中央。会师后张国焘对何长工是不信任的,已经免去了他的红32军政委职务。这时何长工急于消除张国焘的猜忌,在大会上发言时,大力支持张国焘的南下分裂活动。据宋侃夫回忆: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还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
就这样,何长工被任命为张国焘这个自立“中央”的“组织部长”,得到重用。当然,我们也要理解当时何长工的困境和压力,如果他不这样表态,必将面临张国焘的严酷打击和“清洗”。但无论怎么说,何长工一直受毛主席的重用和提拔,连名字都是毛主席帮他取的,这样力挺张国焘,即使不说有“变节”之嫌,也是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这与他后来职务,应该是密切相关的。1945年党的七大预选中央委员,何长工的名字两次被划掉。按何长工本人的说法,是毛主席亲口对他说:“长工同志,中央委员会不是同乡会,中央委员会里湖南人很多。”
面对挫折和曲折,何长工没有气馁和自暴自弃,而是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抛弃名利观念,继续兢兢业业为革命“打长工”。
八、毛主席怎么处理“请愿”
长征胜利结束,三大主力会师,何长工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战爆发,何长工分派到河防司令部担任司令员,防备日军渡过黄河攻击陕北。这期间,何长工遇到这么一道难题:一天,参谋来报告,有几个县残废军人医院的二百多名伤员,在延长县集合,要去延安向毛主席“请愿”。何长工赶紧去调查情况。原来,各个医院都存在设备差、药物缺、关怀少的问题,导致伤员们意见较大;有的伤员成了残废,不能继续打仗,在这里生活不习惯,要求回老家去。有的伤员动情地说:陕北根据地物资紧缺,我们在这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了组织的负担,不如回家继续做些抗日宣传工作。何长工听到这里,非常感动:这些经过长征的同志们多么好啊!他当场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你们暂时不要上延安,我来处理;如果我处理不好,你们再找毛主席告状,好不好?
何长工立即找后勤部门解决伤员们的吃住,并向毛主席打了一个电话。毛主席听了汇报,沉默片刻,问:“怎么处理的?”何长工回答:“安排他们住下了。准备把他们的生活搞好一点,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再说。”毛主席又追问:“你发火批评人家没有?”何长工赶紧回答:“我作了自我批评,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毛主席在电话那头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也是合理的。是些好同志啊!”停顿片刻,毛主席又沉重地说:“长工,这个事情我们没搞好啊!”
几天之后,毛主席要何长工到延安去,当面向他了解残废医院和伤员的情况,然后说: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是对人格的不尊重;把残废医院改为荣誉军人教导院,你做总院长!何长工坚定地说:“主席放心就是了,我去。”毛主席又交待,开一个伤病员代表和卫生部门的会议,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官僚主义;到延安来开会,就说我和中央领导的窑洞都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
九、“外国油子”
抗战胜利后,何长工来到东北,担任了军工部部长。在抓好军工生产的同时,他还盯上苏联管着的一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之前李富春、肖劲光都去跟苏联代表卡瓦洛夫交涉过,苏方宁愿拉回去炼钢,也不交给中共。何长工出马,来了一个以硬对硬。他对卡瓦洛夫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好说歹说,卡瓦洛夫硬是不干,何长工发火了:“你如果不同意,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我要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对方磨不过何长工,经请示上级,同意给了这批军火。
事后李富春高兴地说:“长工,你真是个油子呀!”何长工哈哈大笑:“毛主席说我是个外国油子!”
十、学历二十二年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国基础薄弱、外汇紧张,要不要发展航空工业,高层产生了争论。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的何长工主张上马,他的想法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认可。毛主席拍板:“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啊!应该早点抓。”
要搞航空,必须得到苏联支持。何长工率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苏方反对中国搞:“你们没有一点工业基础,连飞机轮胎都不能制造,怎么谈得上建立航空工业,怎么能上天?”何长工用英语、法语同他争辩,对方见他外语这么流利,奇怪地问:“你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的?”何长工妙答:“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二十二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我们才发了一张集体结业文凭。”
经过十八天艰苦谈判,终于敲定援助计划,中国航空工业从此起步。
不久,何长工又“跨界”来到新设立的地质部。组织上找他谈,他真有顾虑:搞地质,我跛着脚怎么跋山涉水?组织上说,这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议的;主席同意了,说你有那么一股劲。
就这样,一直保持那股革命干劲的何长工,又进入了一个陌生领域,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李四光),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创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培养了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等大批优秀人才。
1987年,“为民众扛一辈子长工”的何长工同志去世,享年87岁。
作者:马驽 来源于这才是战争 转自东方伟人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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