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早期必然要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世界各国工业化前期，都毫无例外地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

英国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以及殖民地人民承受了巨大社会苦难与牺牲；美国工业化早期直到19世纪仍存在残酷黑奴制度，开发西部时期对印第安人的血腥灭绝运动；一些发展中大国更是导致了贫民窟和恶性的两极分化[1]。

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期，就建立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保障，虽然水平不高，但是保证了大多数人能够吃饱、穿暖、有房住、有基本的医疗和教育，同西方国家相比，这一条更加人道、代价更小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工业化的成本由全体社会阶层比较公平地分担，以便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格局下，能够保障各个阶层、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生活。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

基本生活资料实行定量配给。1953年起，我国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城市口粮定量供应，后来定量供应的办法也逐步扩大到副食品、服装、日用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凭票证购买。

在消费结构上，大量发展公共消费，限制私人奢侈消费。城市建立了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工伤、抚恤等在内的劳动保障制度，农村也依托人民公社建立了基础教育和合作医疗、五保户等保障制度，以廉价或免费向公民提供医疗、教育和住房服务。这些做法的目的是，降低社会保障的成本，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和不确定性，可以最大程度地积累重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也促进了基本医疗和教育的普及。

同时，这一时期还营造了平等优先的社会文化。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阶层的差距缩小，过去作为富裕阶层身份标志的奢侈性消费，成为批判的对象。在社会上大力倡导人人平等、劳动光荣、工农伟大的文化，使劳动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焕发了劳动积极性。

在人们的印象中，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快、“平均主义”、“消费品几十年一贯制，花色款式没有变化”，这是计划经济的缺点。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实行“票证经济”又是必要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消费水平低是整体资源约束和发展阶段决定的，只有等重工业化基础具备之后，才有条件发展轻工业，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一个先后继承的过程。没有重工业时期的节衣缩食，就没有迅速建立的重工业基础，也就没有改革开放之后轻工业的爆发式发展。正如1953年9月，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所说：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2]

统购统销、“票证经济”并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而是服务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阶段性的措施，这是从设立这个制度开始就明确了的。

1954年9月23日，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题为《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发言，对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实行期限作了明确解释。

对于计划供应，陈云认为：“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但陈云又清醒地意识到，“取消粮食、油料、布匹计划供应的日子，并不会很快到来”[3]。

也就是说，票证制度的实施，与其说是为了限制高消费，还不如说是在总消费水平低的情况下，通过票证来保障人人都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只能实行接近平均分配的办法。

对此，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评价说：“与其说这是平均分配财富，不如说这是平均分配贫穷，如果中国能够在不损害这种公平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4]”。

后来，随着我国重工业基础的具备，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逐渐丰富，到20世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逐步取消了票证。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不实行票证制度，中国只会重演欧美国家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贫富对立状况。

从这一意义上说，对我国这样基础落后的农业国，“平均主义”是工业化起步阶段最科学、最人道的分配政策和必然选择。当然，到了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之后，这一制度就应该改变，这是后话了。

纵观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更容易看到，新中国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和“票证经济”解决重工业资本积累的问题，对中国启动现代化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低、人民收入有限，消费能力也有限，形成恶性循环，始终达不到启动工业化需要的起码的资金规模，这就是“贫困陷阱”。

1953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论”，认为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出现一个大的飞跃，在短期大幅度提髙储蓄率，大规模地增加投资，加速资本形成。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Nelson）等人也提出类似思想，提出需要一个“临界最小努力”，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在增加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必须达到足够的规模，而分散的、小规模的、个别部门的投资是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氛围，给工业化带来足够的动力，为此必须实行资本形成的“大推进”战略，即同时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相互创造需求，提供市场。

从世界上看，中国是所有大国当中唯一一个通过平稳的方式实现“大推进”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得益于统购统销、农村合作化和“票证经济”这三个基本制度。依靠这些措施，中国既实现了重工业资金的积累，也避免了苏联那样农业产量急剧波动的状况，更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

这里就有一个方法论问题，那就是如何系统地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

诚然，如果把统购统销、农村合作化和“票证经济”这三个制度分开来看，无疑每一个制度都有不足的地方：统购统销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合作化容易出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票证经济”不利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但是，如果综合起来看，既要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国家安全，又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除了这样的政策组合，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约束下，中国已经做了最可行的选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苛求前人，不能要求前人做出超越历史条件允许的事情来。

[1] 何新. 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历史评介--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J]. 科学社会主义, 1990(7):52-56.

[2] 中央档案馆.共和国50年珍贵档案(上册).中央档案出版社,1999:280－281.

[3] 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61-262.

[4]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