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马克思17岁中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为人类谋幸福，个人的幸福才是完美的！所以他最终达到了人生光辉的顶点。而我，直到不惑之年才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他生命的意义是通过为社会的进步事业付出多少来体现的。为了让中国工农重新挺起胸膛，过上有尊严的人的生活，我决定付出余生！

我这里无意同马克思做对比，马克思至今在我心目中是需要翘首仰望的珠峰，遥不可及。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青年同志约我写篇文章，我反复更换题材，总是难以下笔。人们已经采用歌颂、陈述、辨析甚至多媒体等等多种形式，完美展示了这位无产阶级理论巨人的丰功业绩，我却不能写得比他们再好了。直到5月5日纪念日当天，我才最终作出决定，通过剖析自己的成长经历，把它展示给青年人，尤其是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们，坦诚告诉他们，我是如何从一个小学崇拜英雄人物，中学恐惧马克思，大学排斥马克思，毕业进入社会又迁罪于马克思，再到逐渐走近马克思的。同时也使同学们循着我的心路历程，了解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变迁过程。我将分三个部分来叙述：排斥马克思，寻找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

第一部分  排斥马克思

一、我的小学

农村的孩子一般政治晚熟，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由于闭塞和贫困所迫，很少能懂得自己的周遭与天下政治有什么联系。

我1965年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至今还有南方的同志误把宁夏当成了甘肃的一个自治州，把我当作甘肃人。其实也对，历史上宁夏曾经归属过甘肃行政区。宁夏的确很小，面积只比台湾岛大一倍，人口却还不到台湾的三分之一，只有六七百万人口。我出生的地方又是宁夏最落后的地区。对大部分人来说，提起六盘山恐怕才会有方位感。这个被统称为西海固的地区，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回族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我是汉族，是这里的“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地位

我的童年是很快乐的。那时候，即便是在我们这种穷乡避壤的地方，到了五六岁，只有上学才有机会与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而且，我们两个生产队二三百户人家（纯汉人），便有一所小学，场地设施教室都是农村最好的，教师也是外派的。一边学习一边在玩耍中长大，不像今天的孩子负担重。在农村，我从来没有听到父母过问过自己的学习。似乎他们把你生下来，除了温饱，其余都交给了社会。所以，我们就像野草一样任由成长。

我们还是回到政治话题。

1976年元月周恩来逝世，我大哥鼓起勇气告诉了父亲实情：“您福气大，跟周总理得的是一种病。”我父亲不再渴望治疗，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秋季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毛主席逝世，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上学练习的第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毛主席万岁”啊！记得我去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紧张地说，“悄悄，不敢说！”在她看来，我这是在亵渎神灵。毛主席逝世的时候，生产大队召开追悼会，全村的妇女都在嚎啕大哭，似乎天就要塌下来似的。

今天刻意搜寻小时候同政治有关的记忆碎片，大概有这么几个片段：看到报纸头版巨幅照片里坐在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心想为什么不跟别人一样穿好一点，却要扎个白毛巾丢农民的脸；老师布置作文写“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能找报纸瞎抄，全班又不能雷同，小孩子们都很犯难；“四人帮”被粉碎，大人们开批判大会回来嘀咕，没想到谁谁怎么那么坏，私下都在悄悄交头接耳议论，当时也不知道大人们都在说些什么；公路上鱼贯驶过用各色宣传板装饰起来的几辆大卡车，第一辆有华国锋的巨幅照片，似乎还在播放着歌颂他的歌曲《交城山》。一位老农说到：“毛主席刚死，就把人家的夫人抓起来，还有脸吹自己。”由此对华没有了好感！

无论是不理解，还是自己思想中存在封建残余不喜欢某些人，总而言之，政治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的“政治”就是模仿电影和小人书里的情节，好人和坏人的角色就是由我们中间对应的好孩子和坏孩子来扮演。我二哥是解放军，所以我有一顶正品红五星军帽，这就成了我扮演潘冬子、雨来、嘎子等等小英雄的特权。我当时觉得和这些小英雄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机会自己也能够担当这样的英雄。看到电影里的军人主角，我就希望那是我的哥哥。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如果打仗，哥哥就是那《英雄儿女》里的王成。模仿着英雄的姿态，呼叫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恐怕我们那个时候的小孩子都模仿过这位英雄的角色！

还有一件后来自己懂事了想起来都脸红的事。我们村有一个被下放来的“老右派”刘老汉，据说他中医医术高明。也许是因为政治问题，有病人求医到门口，他才会看病，也就是切脉和针灸，提出治疗建议。我父亲在去世前一半年，突然发现自己肩窝处长了个鸡蛋大小的瘤子，找他看，他说那是肿瘤，要马上摘除，否则活不了多久。可是，没多久瘤子竟然消失了。我亲耳听见就有人说闲话：他果然是个坏分子，诅咒生产队长早死。有一年冬天，大概是刘老汉刚到我们村不久，他在晒太阳，我们一帮小孩把他拽到一堵土墙旁，我们爬上墙头，学潘冬子斗恶霸地主，把我们的棉帽子一顶一顶摞在他头上，不许掉下来，叫做戴高帽子斗坏蛋。他是那样的老实，任由我们摆布戏弄。但我们这次似乎并没有从中找到小英雄的感觉。

写到这里，我电话询问了大我六岁的姐姐知道他多少情况，姐姐说：这个人是河北人，管不住自己的嘴，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监狱。老婆和两个儿子就投靠到在宁夏银川工作的女儿家。1968年文革期间，她们娘儿仨不知怎么地就到了我们村，刘老汉坐了十多年牢后在1973年到我们村跟妻儿团聚。姐姐还说，他可能是被人陷害的，传说是为了药方（谍战片看多了）。文革结束后他儿子回河北原籍办理平反事宜，结果人家说档案丢失了办不了。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家人都特别的老实。老太婆整天在马路上捡树枝和牛粪，做的饭像猪狗之食，明显没做过饭的人。两个儿子有文化，但干农活怎么都不中用，主要负责记工分和抄抄写写的事。现在来判断，很可能是中医世家的。刘老头死的时候，除了我们一群小孩看热闹，可能是为了避嫌，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去埋葬他。

童年时代就是在这种英雄想象中愉快地度过了！

二、我的中学

1977年，我12岁时升初中到离家10里地的公社中学读书。家里有一辆不能驼人的破自行车，它只能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的单人坐骑，我就住校了。一间房子两排大通铺住二十个人，我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回族抱团，我打不过他们，常受欺辱。想找哥哥来警示他们，又怕被人家小看，伤了自己的英雄情怀。那个时候数学是王，数学好就是学习好，加上作业写得快，让他们抄袭我的作业，交不上作业的人自然有老师惩罚。记得一次我做错了一道数学题，全班三十多人全部错的跟我一样，我被老师叫上讲台重做这道题。很快我就当上了数学学习委员，保持全年级第一直到读高中（我的语文基础很差，高考才得了20分左右，至今看到文言文比英语都恐惧。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语文课上做数学题，被语文老师罚站一节课，并被讽刺有本事当数学家去，以后别再上他的语文课。我也很执拗，从此就在语文课上钻研数学。当时最崇拜的偶像就是陈景润和华罗庚。数学课老师也差点，常让我代他讲课并批改作业。现在才知道这叫叛逆期，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害得自己至今崇敬语文好的人）。

上了高中后还有比语文更可怕的，这就是政治课。政治课老师是个从宁夏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就听说这家伙是个干部子弟，占了工农兵的名额，走后门进去的。不学无术，说起话来拿腔拿调，把学生看得很严，不许乱说乱动，必须老老实实听他照本宣章。现在想来，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他真的什么都不懂，也就越加不敢放开讲了，怕出现政治错误。考试为了表现自己的学识，净考那些领袖经典的政治概念和深奥的原理，我们搞不懂也记不住。这门课我就记住了他那装腔作势的可憎模样！

1980年年底公审“四人帮”，学校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摆在操场上，几百个人头争相目睹，估计没有多少人看得清听得见。我只记得他们四个人的模糊影像，状态就像那些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痛斥的学生一样！我“政治”上的一点儿英雄情结，很快就被这种政治课和公审的画面所冻结！不知怎么回事，我们的注意力很快也转移了。考大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头悬梁，锥刺股”便成了我们的座右铭。

高中生是最敏感最要面子的时期，这也许是青春期正是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雄性特征的时期吧。我为了能够考上大学，却采取了“底线竞争”，把自己内心那点英雄情怀，甚至女生面前的尊严都甩在了脑后。农民口粮不足，就通过养鸡下蛋养羊下崽卖了兑换粮食。我们学校在我家与公社农贸市场之间，我早晨上学去的时候把羊羔用背篓驮在自行车上，到学校后把羊羔放置在教室的拐角，中午下课后再把羊羔送到集贸市场，让我们村赶集的老农帮我卖掉，然后再帮我兑换成粮食带回家。上课的时候，羊羔咩咩地叫了起来，老师严厉地责问这是谁的羊。我举手示意是我的，老师看着我迟疑了一会儿，接着又讲起了课。原谅陷入绝境的人是一个人起码的良知。

我们是山区里的平原，但土地贫瘠，靠天吃饭，社员口粮经常不足，人民公社时期，歉收年份要靠国家救济。我的父亲1976年去世后，由50多岁的母亲抚养我和哥哥念书，家庭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工分，从生产队里分配不到多少口粮。记得夏收秋收分配粮食的时候，别人家架子车拉几麻袋，我就半麻袋直接背回家。这还是我和哥哥寒暑假挣得的工分。好像改开后救济粮就取消了，所以，这个时候口粮全靠自留地和三个在城市里工作的哥哥接济。三个哥哥也低工资，自己也要成家立业，养家糊口，我们饿肚子就成了常态。有时候跟村里人家借不来米面，一整天都没有饭吃，学习时饿得发晕。我高中时，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了，按人头分地，我们家有了更多的自留地，饭也就能吃饱了。所以，在这一段的记忆里，包产到户对我们这种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是有一点儿好处的。

比我高两级的四哥1980年考上了大学（他文科特别好，很内秀，我打麻雀玩尿泥的时候他就喜欢看大本的书籍，村里人常说他是书呆子。但大哥包括当时的任课教师，出于他们的文革政治经验，认为还是掌握一门技艺比较好，要他报考理科，他最终不情愿地去了西南石油学院，几乎成为终生遗憾。今天他终于找回了自己，在海南大学教授管理思想史），两年后我也有幸考上了大学，一年后母亲就到银川城里给三哥看孩子了，我们全家都跳出了苦难的农村。

我们这里师资力量显然跟城市没有办法比较。要考上大学，只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全靠学生自己拼命，所以那两年没有在意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大一的时候回到村子，才知道变化是惊人的：我家河对面有一片数百亩的树林，是我们小时候雨后寻蘑菇，秋天打草，冬季捡拾树枝烧火的地方。承包到户政策只一年光景，一棵树都没有了，全被人偷伐殆尽。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村到乡中学十里国道两旁直径约一尺的树木一棵也不剩了！当年村村通的广播喇叭线路和线杆没了踪影。村子通往公路的主干道也变得坑坑洼洼，再也没有人平整了。村子里的“能人”承保了磨面坊、卫生所等等一切当年集体经济的东西。唯一的一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配置的拖拉机，零件被人偷光，只剩一个空壳躺在那里，就像一头被虎狼蚕食的野牛骨架！贫瘠的土地即便天天守在田间地头，也不能增产多少，大部分村民生活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人们的空闲时间多了不少。没有希望考上大学中专的学生将就到初中毕业，女孩就早早嫁人，男孩游手好闲，所以聚众赌博便盛行起来了。小时候的玩伴也不再亲密，唯一让大伙儿能聚集起来的，就是春节期间干部党员带头装神弄鬼搞庙会骗钱财。

中学时期对政治的印象就是，大人们似乎都在极力地回避政治！

三、我的大学

中学毕业时的马克思，在他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能够提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毋庸置疑，青年马克思一定是看到了德国容克地主和资本家，为了自己穷奢极欲而不管他人死活；他一定是看到过衣衫褴褛、挨饿受冻的贫苦人遭受的磨难。他志向高远，决定为了人类的幸福选择自己的职业。这除了因为他有着一颗高尚的心灵，还因为他衣食无忧，有条件选择自己情愿的事业，把它作为一生的追求。而我也是17岁中学毕业，但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只能自己拯救自己，所以选择也很简单：一是摆脱贫困，让年迈的母亲不再遭受生活的煎熬；二是，拯救一下自己的英雄情结！当然，对我来说，浪漫却是一件奢侈品！

我的高考成绩只能在宁夏境内选择学校。宁夏当时共有三所大学一所师专。当时我认为宁夏大学和固原师专毕业只能当老师。中学刚毕业，的确不愿当教师。宁夏医学院是当医生的，我大哥是医生，见过医生就不想当医生了。只有宁夏农学院供我选择了，我选择了畜牧专业。想起《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骑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那该是多么的英勇潇洒！我为自己的选择激动了好几天。确定志愿时我大哥要我选医学院，我不从，他痛斥道，你难道宁愿跟畜生打交道，也不愿跟人打交道吗？我说，是的，我不愿跟人打交道。大一时回村里，我的农民玩伴戏弄我说，“大学生，马尾巴的功能是什么啊？”这让我羞愧难当！

当时的政治思想教育还是起作用的，毕竟还延续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干一行爱一行”、“要为四化做贡献”、“一个大学生需要20个农民来供养”、“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等等。的确，我们当时不但不收学杂费，每月还供应36斤大米白面票，25块钱的菜票。那时候一份素白菜五分钱，正常情况下一个月20块钱菜票就能吃得很好，还能结余出五块钱零用。按我当时的家境，今天恐怕就很难上这个大学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表现在青年人的思想和行为上就显得很突出。我1982年秋季上的大学，成年后第一次到了一个大城市，感觉到城市繁华而井然有序。工厂兴旺，商业繁荣。我三哥是银川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他会很多种乐器，还会绘画，我常到他那里度周末，听工人们吹拉弹唱，似懂非懂听他们为了马克思某个哲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深感工人的文化氛围比我们大学都强。我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几种乐器，也跟他们学习阅读哲学和美学书籍。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社会风气陡然发生了变化。原来有序排队上公交变成了疯狂拥挤抢座位，学生食堂也变成了谁先挤到窗口谁能打到好饭菜，街头成群出现穿喇叭裤手提录音机的“流氓阿飞”。总之，青年人不以流氓为耻，反以流氓为荣了。大二第一学期刚开学，我从农村返回学校，在去三哥工厂的路上，也赶时髦地买了条喇叭裤，结果被哥哥强迫退了货。他说，正在“严打”，小心被当成流氓抓了去。其实，老工人看不惯大学生穿喇叭裤。

1983年的“严打”，可以说符合邓小平的一贯风格，打得准打得狠，很快就把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压了下去，人们都变得老实起来了。现在想来，当时承包到户政策刺激的个人积极性释放完毕的同时，农村又出现了各种乱象，引起农民的不满；以私心激励人，以个人承包的简单狭隘思路对现代化大工业进行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造，又遇到了城市工人的抵制；城市农村各级权力机关利用特权瓜分公共资源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而文革结束后异己力量已经被清除，此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级社会组织都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从而不可能出现群众性的公开反对力量。但是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它总会借用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当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个人行为破坏社会生态。原有的集体氛围在解体，作为个人便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和宣泄不满，即今天所谓的刷存在感。比如偷几元钱被判处死刑者未必为了偷盗，也许仅仅为了寻求刺激和宣泄；今天被称为性骚扰的青春少年耍流氓直接从重从快枪决；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街头斗殴被发配新疆青海做苦役等等。我没有对“严打”的主要对象做过专门的统计分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主要是青年人，而且主要是城市职工家庭的待业失业青年。农村青年老实，青春荡漾的时候关心的是娶妻生子，斗殴、耍流氓、偷盗者很少。我当时没有听到过农村老家方圆几十里有被“严打”的农民。一般来说，当时的大学生中，农民和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孩子居多。因为城市工人家庭的孩子，要么不爱学习，要么进技校就会有一份好工作，犯不着在高考的羊肠小道上，跟那些能吃苦的农村孩子或具有先天文化优势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来拼搏。当时的大学入学率似乎比今天的研究生都低。

学校里只是开除了一批学生，宁夏农学院水利系来自城市里的学生比较多（可能是高招时照顾水利系统的家属子弟），打架斗殴的“流氓”也就比较多。据说有一个年级班曾被处理了三分之一的学生。“严打”在工厂里反应就更明显了。我三哥他们工厂的吹拉弹唱、思想辩论一夜之间消失了。“严打”也为企业改制扫清了障碍。老工人为了避免回城知青或待业的子女走上“犯罪道路”，被迫接受提前退休由子女顶岗的安排。这也为后来一家企业破产倒闭，全家人下岗失业埋下了祸根。所以，说这次“严打”实质上是对城市工人阶级的一次镇压行动并不夸张。有心者可以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在配合“严打”的同时，全国大力宣讲“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剪除杂草的行动。事实上，这是一次“稳定压倒一切”的初试牛刀。

 “严打”过后，在大学里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追求“个人奋斗”的思潮开始涌动。大概为了矫正这一现象，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调和主义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话，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有过批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尼采、叔本华等唯心主义哲学开始在思想界流行，似乎不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不懂得人性。弗洛伊德举例说自己的老婆想起了马的交配场景就会产生性高潮，被我们赞赏为西方人就是实事求是注重科学（忘记了马克思也是西方人）！马克思主义被认为只关心冷冰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缺乏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从而遭到大学生的普遍排斥和抛弃。我们这样的农业院校，喜欢阅读尼采、叔本华的人没有几个人，但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却是普遍的。其实我们当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搞懂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但有一条，官方极力宣传什么，我们就反感什么，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官方越是唱高调，学生们就会认为是虚伪，就会越加地排斥。记得我们系党委书记在做思想政治教育的讲话时说道，“你们只知道关心自己，毫无远大理想，看看某某某，人家把马列选集都读完了！”话音未落便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那位读马列的同学当时是被看成为怪物，书记的走狗。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刚刚开始转型，思想倾向、社会阶级分化还不明朗。对于我们这些懵懂学生，社会在自己头脑中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影像。年轻人的倾向或者选择也谈不上自私自利，直观地讲，就是跟着感觉走。我因为囫囵吞枣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小说、政治、哲学著作，想以此寻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结果，也变成了异类。思想越是自由奔放，想入非非，发现脚底下的现实越是壁垒森严。也许这种状态可以产生思想，但若企图付诸于行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尼采的超人哲学，无限放大了自我，几乎使自己陷入了精神分裂的状态。这个时候我反复思量自杀的问题，反复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不知怎么地突然意识到，我这样卑微的人，怎么会选择如此高贵的死亡方式呢？我那可怜的母亲才刚刚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啊！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我大三的时候申请了休学，到新疆喀什地区一个石油基地，去投靠一年前大学刚毕业分配到这里的四哥。他们的钻井平台在戈壁沙滩深处，生存环境特别恶劣，但我却非常喜欢这里的狂野，也许我需要这种能荡涤心中污浊的严酷吧。我四哥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大学生，据他自己说是响应国家号召，到边疆开发大油田的。这我相信，那个时候这种不读尼采听党话的理工科“傻子”有的是。我有江湖义气，新疆人自然也不差，所以，井队里的工人就喜欢带我玩，他们叫我“小大学生”，很愿意满足我对新疆人文地理的好奇心。我还在这里学会了喝酒，更有趣的是忘掉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哥哥担心我跟着工人学坏，出主意让我通过考取研究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和专业。新疆玩了半年后，我又回到了学校。

学校为我重新安排了宿舍床位，因我还有三个学期在休学状态，所以无需上课，助学金等一切物质待遇照旧不变。当时经济管理类是热门，我们学校一位青年教师建议我考取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生。这样我就有计划地开始了自学英语，从头学习起经济学领域的知识。立了志，又不愁吃不愁住，读什么书随心所欲，时间怎么花全由自己掌控。这一年半是我在“回归理性”的情况下，寻求“自身完美”最感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们学校的一位副院长，作为世界粮农组织派驻泰国的成员，工作两年后回来了，西装领带，为我们全校师生作报告，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大概就是资本主义好，那里的人不会闯红灯，那里的学术有真正的自由等等。总之，那里才是真正践行“五讲四美”的国度。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走出去，离开这闭塞落后的边塞宁夏。先到上海，再图发展。

1987年年底，报考1988年研究生的工作开始了，我欣喜地填报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几天后接到我们学校的通知，我的报考资格被取消。问原因，教务处处长批示，不能跨专业报考。理由是，如果农学院的学生都不从事农业，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农业怎么得到发展！

今天看来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农业院校的合格的教务处长，但我当时却被打入了冰窖。

但这时的我似乎已经成熟了，不再那么悲天悯人、心浮气躁了。

1988年最后一个学期，我被安排到六盘山脚下一个村庄做毕业实习。实习项目就是做黄牛繁殖育种，间接做扶贫帮困。而我却发现，不但大山里的农民比我幸福快乐，这里的黄牛同样比我快乐！当时我却有些像行尸走肉！对外界事物麻木不仁！记得有当地一个女孩，似乎对我有意，常来关心我，被一同实习的同学怂恿逗乐。她被戏弄都觉得是一种幸福，而我却沉浸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悲欢离合之中！

我们当年毕业分配已经不是指派，而是双向选择。也就是说，你只要找到某接收单位，无论什么行业（估计我们的教务处长如果不是机会主义者就会很郁闷），什么银行啊，税务局啊，学校都给你发派遣证。否则，就由学校任意派遣。我却无所谓了，在毕业分配志愿表里只填写了四个字：“随遇而安”。那位长得像观音菩萨似的女班主任愣眼看着我，好像我是诚心想当个弼马温似的。

一个小人物内心有再叠翠的山峦，毕竟改变不了他是一粒尘埃的事实！再怎么企图把控自己，终归是一棵随风飘荡的野草！第二年春季，一场政治大事件便轻易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18年5月8日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张耀祖，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曾做魏巍私人助理工作十年。2000年入人民出版社任政治编辑室编辑，2005年辞职从事社会问题研究。此后创办中国工人网、红色中国网、《红色参考》杂志，长期专注于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探索。期间被北京大学特聘从事公共政治课教学。现为《红色参考》和红色中囯出版社主编。2016年与李民骐、许准、齐昊等三位留美经济学博士合著出版国内大众政治经济学畅销书《资本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