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生发表于1992年的文章，是这样陈述梁从诫先生对他的口述的：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既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梁从诫说到此，特别感慨∶如果当年能采纳我母亲的意见，今天北京城墙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景，不知游览外汇能增加多少，因为仅仅一个光秃秃的长城，就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而且北京城墙还可解决北京公园少，游人拥挤，以至假日傍晚谈恋爱，公园一条椅子要同时挤两、三对的窘困现状。

……

我沿著这个话题请教梁（从诫）先生，“既然周恩来那麽器重、赏识你母亲，那为什麽拆城墙时，她不去找周恩来，毕竟周恩来是个聪明人，懂得古迹的价值。”梁从诫回答说∶“出於私人感情，我感谢总理对我家的关心。但是┅┅”他沉缓了一会说∶“抛开这些，平心而论，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

（(1992年的香港《新闻天地》周刊曹长青文）

活灵活现，很生动的口述哈？最后连周相都黑了一把，料很猛哈？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去世后，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著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

这个没人有异议吧？

那么林大师与彭书记的大吵，乃至毛先生那个混帐批示，只能发生在此前，是吧？

此前什么时候耶？

先看看拆墙之议，始于何时，成不？

史载：1953 年8月20日和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就首都古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处理问题召开了两次座谈会，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文物主管部门的领导出席，听取意见——北京市档案馆编著《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于2004年公布了两次会议纪录。

双某我手头没这东东，哪位北京市民去查查？

据林大师高足罗哲文老先生多年后回忆，林大师至少参加了8月20日这次会议，而且是林大师“最后一次对文物古建筑保护理论、保护原则、保护范围、保护作用的全面性阐述”

1953年8月20日，北京市政府出面召开了一个“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

主持人是吴晗副市长。思成、徽因师均在会上做了发言，特别是徽因师的发言内容很是丰富。

徽因师首先谈了保护文物古建筑与新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是统一的，不应该把它当成必然的矛盾来看，就算是出现了矛盾也能够很好的解决。有人把它看成是必然的矛盾，甚至是不可解决的矛盾，因此首先考虑拆。如果把保护与新建设发展首先考虑是统一的，出现了矛盾也可以解决，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应首先考虑如何想办法去保，想办法去解决矛盾而不是首先考虑拆。在谈到保护文物与新建设是统一的问题时她特别举了罗马、巴黎大都市中，古文物建筑与新建设相互交辉的情况，并且说中国建筑在科学和美学上的价值都不比欧美的建筑差。中国建筑最成功的木构架和最庄严美丽的各式各样的屋顶比欧美建筑更具美的价值。把它们保护下来将来有钱了好好修整一下，给全体市民、全国人民以及外国友人来参观欣赏，有多好，如果把它拆掉了，一切都没有了。在谈到古建筑的作用时她又强调了她在给《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绪论》的观点，要学习和继承中国建筑的优良传统“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她谈完了“保护文物和新建设是统一”的问题之后，已经显得很疲倦，吴副市长请她喝口水，歇了一会儿，又接着发言，对北京市保护文物建筑提出了批评。她说：“北京市保护旧文物建筑多半属于宫殿、庙宇，对民间建筑便没有注意。艺术从来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她谈到的民间建筑内容很多，特别是民居的四合院、作坊、铺面等的价值和重要性，应该很好地调查，选择一些加以保护……

这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是她最后一次对文物古建筑保护理论、保护原则、保护范围、保护作用的全面性阐述，我认为实在太重要了。

（引自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建筑师林徽因》，作者罗哲文，林微因的学生，中国文物与古建专家。1924年生，四川宜宾人。长期从事全国古建筑的保护管理和调查研究工作。曾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半世纪以来把毕生心力献给了祖国的古建筑文物事业，对全国重大的古建筑保护维修项目或自己主持设计，或参加主持方案评审数百处以上，对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史又载：

在1953年8月的北京市第四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针对大会上争论比较激烈的关于城墙拆不拆的问题，彭真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说:“应该在制定首都建设总规划中，从长计议。因为首都的规划还没有确定，今天如果做结论就会犯错误。”他认为拆除旧的则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果不立刻拆不会妨碍生产、交通和都市建设的就不忙于拆除，对那些有价值的文物，则应尽可能予以保护。

彭真的讲话，代表了北京市委对城墙的看法。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中未涉及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

（《论争与结局——对建国后北京城墙的历史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04期，作者：瞿宛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瞿先生的文字用了很多春秋笔法，变着法儿地把这个罪过罩在毛先生头上，但我们姑且采信他的文字——尤其是基本事实的引述）

史还载：

为了解决交通问题，解放后仅内城就陆续开辟了城墙豁口23个，豁口的总长度约800米。随着街道的展宽，已开豁口还要大大加宽，配合新开道路还要再开辟豁口。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47-1-13档案。）

史再载，因为交通和建设的缘由：

从1953年12月起,北京开始拆除外城城墙。[28]经过几年的时间,左安门、广渠门城楼、箭楼,广安门城楼及瓮楼,西便门的城楼都已拆尽,广安门、西便门都已成为马路豁口。永定门东,广渠门南有两大段城墙已完全拆除,约占外城长度的20%,一面城砖被拆除的约占60%,两面城砖全拆,仅残留破土岗的也不少,完全未拆动的仅有10%左右。

（王昆仑致张、冯副市长并转彭市长、刘仁、天翔同志的信.北京市档案馆47-1-13档案,另见151-1-73档案；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Z].第一卷.规划建设大事记(上册),内部资料.）

然后，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如此，林大师找彭书记大吵也好，毛先生的那个混帐批示也好，只能发生在此前，对吧？虽然梁从诫先生并没有言及考证这个事件是否发生过的最关键的5W+1H信息，但我们还是姑且认为这个事件是存在滴，千真万确存在滴，成不？而且姑且认为这事儿发生在1953年11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未涉及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的报告之后哈——之前如果真有毛先生那个“专制独裁”的批示，按梁、曹二先生的话语逻辑，被吓得不轻的彭书记，他老整报告时是不敢不“涉及”哈！

好，接着往下说，1957年，拆墙与否的讨论继续进行，而且热火朝天，不光是专家，连市民们都参与了哈——林大师她老已然走了之后两年哈，跟彭书记他老，吵不了嘴了哈！而且，而且的而且，有了“伟大领袖”那个“专制独裁破坏文化文物一言堂”的混帐批示，彭书记他竟然还敢擅开言路？按曹长青、梁从诫俩先生的话语逻辑，俩先生自已敢信不？

不仅如此，这事儿竟然还有了变数——

1957年6月，国务院将文化部不赞成拆除北京旧城的报告转给了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文化部的报告认为：“北京城墙的存废不仅影响国内，而且有国际影响，必须严重考虑。”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希望暂缓拆除北京城墙。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接到国务院转发的文化部报告后，马上向各区下发了《关于暂缓拆除城墙和收集有关城墙资料的通知》并于当月指示城市规划管理局：“对本市城墙凡目前不至倒塌的，即行停拆;如有倒塌危险而需处理的，必须报经本会考虑决定。”

（（《论争与结局——对建国后北京城墙的历史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04期，作者：瞿宛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不得了啊！文化部，国务院，都吃了豹子胆了哈，敢置暴君毛先生的批示于不顾哈？

更有意思的是，翻过年头的1958年1月28日，毛先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称：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年）》第12页，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内部资料，）

看见没有，林大师去世两年多以后的毛先生，竟然还在说“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哈。这就让双某我纳了闷儿了，林大师与彭书记吵嘴，毛先生的“混帐批示”，究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耶？梁先生，曹先生，要不你们来说说？

又过俩月，1958年3月，“暴君”毛先生在成都会议上真有一个讲话——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4月，国务院讨论了毛的讲话，形成了统一意见，6月，北京市上报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初步方案》——瞅瞅，“独裁暴君”的真讲话，那贯彻速度是个啥样儿？

不过，你要说毛先生这是专制独裁，双某我严重不同意，因为拆墙是主管部门会同专家和群众讨论了N年形成的意见——而且是书面意见（1958年2月25日主管副市长王昆仑拟就的哈，毛先生成都会议那个真讲话之前哈）。而且，而且的而且，彭书记他老的批示是：“我是坚决主张拆除北京的城墙的。只要把长城的若干段保存下来,即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文物。”

当然，这个意见和决策是不是对，是不是全对，可以商量，可以讨论，但程序合法性，那是没得半点问题的！

于是，帝都城墙，开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