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健美：拂晓悲歌——《红岩》故事的真实结局

点击：作者：侯健美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8-02-20 12:49:22

1992年建成的“11·27”大屠杀半景画馆。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

小说的作者可以拒绝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

曾让罗广斌出狱求援

2007年记者采访时，盛国玉（1926.1-2014.7）儿孙满堂，住在老家重庆垫江县。从小到大，她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被特务从垫江押送到重庆，关进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牢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新中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儿啊。有人说，咱们女同志应该有花衣服穿。有人马上就添上一句，应该有两件，可以换洗。”说这话时，盛国玉她们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后都画着个大叉叉，难友们叫它“叉叉服”。

“喜讯在渣滓洞传得很快，有人乐观情绪多起来，觉得我们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1919-2014.12）跟盛国玉是老乡，当年一起被捕，一起被关进渣滓洞。记者于2007年采访老人时，他还记得：“那个时候，楼上的人就喊我们贡献些材料，说是要给新中国建设出主意。楼上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个设计小组，王敏是起头人。”

这些长年坚持地下工作的人们心里高兴啊！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伪装、提心吊胆地隐蔽了。在这个心愿实现之前，铁窗下的革命者暂且把热情化作条条建议。“齐亮还提出，新中国要向苏维埃学习，所以鼓励我们学俄文、学英文。”傅伯雍回忆说。

但是，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

关在白公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白公馆的“党员核心”陈然、刘国鋕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让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介绍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人员实施营救。

罗广斌本来不乐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作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自传中写道。

深受难友们敬重的老党员谭沈明来给罗广斌做工作：“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他说服了罗广斌。狱中共产党员又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出狱的问题作了说明。但等到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时，已经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从狱外组织营救，时间恐怕来不及。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去？白公馆关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过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武装，冲出白公馆比较容易。但是，白公馆周围还有一个警卫连，与他们作战就很困难了。即使白公馆越狱突围成功，渣滓洞里关押的革命者怎么办，敌人会不会把他们当作人质而全体枪决？手无寸铁的人们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在这种兴奋与焦虑、希望与担忧交织的气氛下，一位名叫许晓轩的老党员站了出来。他要求难友们稳定情绪，开展讨论，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党提出建议。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这些建议汇报给党组织。

而此刻，人民解放军已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红岩魂》剧照

毛人凤下令“清理积案”

重庆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乐山的监狱里有了一种异样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来牢饭，总要“意味深长”地念叨两句：“吃吧，你们快点吃吧，吃不了几天了。”在白公馆二楼单独囚禁的郭德贤，有天听到了两个看守在门外走廊上小声嘀咕：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实际上，零星的屠杀早已开始了，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由贵州押往重庆，当晚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

10月28日，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其中包括涂孝文、蒲华辅等3名叛徒。

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特务借口转移押出了监牢，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11月26日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从特务头子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大屠杀名单。那天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重庆近郊南温泉，距歌乐山只有几十公里。镇守此处的敌人力量不下一个师。双方打响了解放重庆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南温泉遭遇战。

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在27日下午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他们中有看守，有特务，也有军警。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歌乐山上有条小路，从白公馆通向松林坡，那里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了。

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

“刘国鋕！”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就喊刘国鋕。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两个小时前杀害黄显声将军的枪声一响，白公馆里关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特务不由分说，把刘国鋕和谭谟铐上一副手铐，押出白公馆。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多年以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园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烈士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就在刘国鋕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琪当时跪倒在地，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满面泪流，却摇了摇头。

刘国鋕之后，坐牢10年的许晓轩也被押出来。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话给罗广斌。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团司令，罗广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牢牢记住了。

眼见朝夕相处的难友被屠杀，悲愤的革命者只能拿起手中的笔。“兄弟，不要颤抖/大踏步跨出号门——他的嘴咧开，轻蔑地笑笑/‘啊，多么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写下这首诗的人叫文泽，一位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诗稿刚刚完成，文泽就听到特务在叫自己的名字。

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道：“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说：‘安心去，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的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那晚的寒冷和火一样炽热的情感，郭德贤在57年后依然铭心刻骨。“‘你们一定要灭亡！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他们跨出牢房时都喊口号。那场景跟电影、电视上演的不一样。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从内心底发出的声音。”从重庆市广电局退休的郭德贤在病榻上对记者说。

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面对如此残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是夜，白公馆27位革命者殉难，还剩19人。“电话铃不停地响，我们都听得到。”郭德贤说。电话是渣滓洞那边打来要求增援的。那时，渣滓洞已杀害了两拨革命者，还剩下150多人。解放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刽子手们心急火燎，已经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杀了。

枪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渣滓洞方面，“那天白天没有什么异常。晚饭后，听住在楼上的男同志说，特务办公室都换上了大灯泡，还有火光，好像在烧材料。我们猜测敌人可能要撤退。”盛国玉说。

晚间下起雨，天很冷。渣滓洞女牢里的姐妹们唱了会儿歌，扭了一阵秧歌，便早早睡下。睡了没多久，盛国玉听到特务喊提人，一个小时内就提了两批。难友们都起来了，睡意全无。

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盛国玉和姐妹们被关进八号牢房，旁边7间牢房关着男同志。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

脚步声突然响起，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转眼间冲进了渣滓洞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

那一声哨声，盛国玉和傅伯雍一辈子也难以忘记。哨声响后，枪就响了。

盛国玉记得，胡其芬一直在门口观察动静，枪响时，她第一个喊起口号：“打到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骂声随之响成一片。

傅伯雍说：“打枪时，张学云就站在门口，他一把抓住门洞伸进来的枪管，想要夺枪。但是弹匣太长，卡着进不来。敌人把他打死了。就倒在我的身上。”

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敌人补枪时，打中了陈作仪的脚，他愤怒地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当盛国玉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整间牢房已经是一片火海，敌人要毁尸灭迹。她冲出牢房，跳到放风坝上，躲进了旁边的厕所。

张学云倒下时，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傅伯雍——敌人补枪时以为他已经死了。傅伯雍冲出牢门，本来也想往左手边的缺口墙跑。他知道，夏天发水，那里的墙曾被冲倒过。特务犯懒就让犯人们自己修。大家偷着往料里掺了好多砂子、石块、树根根，垒起没多久就倒了。第二次修好不久又有了缺口，不过垮得不多，还没来得及修。

此时，已有幸存者正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跑了，跑了”，刽子手一边喊一边对着缺口墙的方向一阵扫射，又有一些人中弹倒下。傅伯雍见状，连忙躲进了大米储藏室，撬起地板，钻进地沟，一直躲到天亮。

部分人策反看守逃生

特务和军警都赶去支援渣滓洞了，白公馆反倒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罗广斌把看守杨钦典招呼了过来。杨钦典是狱中同志们的重点策反对象，对陈然、黄显声等人都很敬重。陈然牺牲后，他还嘱咐罗广斌莫要太强硬，有机会出去的话照顾好陈然的母亲和妹妹。

“杨排长，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处理呀？”“我听说，要把你押送台湾，剩下的人都处决。”“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你要立功呀。”罗广斌说。

革命者平时所做的策反工作在关键的时候起了作用，杨钦典答应帮忙。他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还有一把铁锤。“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杨钦典说。出门望风的时候，杨钦典又顺便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说“共军进城了”，警卫们一听，连忙撤走了。

回忆起脱险的情景，郭德贤说：罗广斌很能干，他像一个作战的指挥官。罗广斌把人分成五组，年轻人、老人相互照应。杨钦典的信号来了。罗广斌打开牢门，先跑上楼喊郭德贤。

“我听见脚步声，还以为是特务来拉我出去枪毙。”郭德贤说她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牢门打开一看却是罗广斌和周居正。罗广斌说，敌人撤走了，我们一齐冲出去。郭德贤有两个孩子，她背起一个，周居正帮忙背起一个。19个人跑出白公馆，爬上左面的山梁。

罗广斌等人走后5分钟，执行屠杀命令的特务便坐着汽车赶来了。他们见牢房空无一人，以为杨进兴已经把人干掉了，便掉头走了。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杨进兴，后来也从渣滓洞赶回白公馆。他一看人没了，还以为是先他赶过来的特务将犯人“执行”了，也没深究。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

就在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军重庆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解放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如今的白公馆依然保留着原样。墙角处一株石榴树，据说是许晓轩烈士亲手所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茁壮成长。记者去的时候正值隆冬。没有了夏日里根深叶茂、榴花似火的景象，反倒显现出树干奇崛、虬枝如铸的震撼。树干从根部就分出一叉，旁逸斜出地越过高墙、伸向狱外，自由地迎接着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

没来得及的营救行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保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9日，距离“11•27”大屠杀还有8天。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革命者向地下党组织的最后求救。信写成了，由看守黄茂才（也就是蓝先生）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马上转给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已是21日。

刘康那时是个23岁的小伙子。他一看信，急得要命，马上四处活动筹集经费、动员武装。

地下党组织也派人找到准备起义的两名国民党师长，提出三个条件：一要放开大路，让解放军过江；二要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敌人破坏；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革命者。头两个条件，对方都答应了。唯独第三个，两人都没答应：“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现代化兵器武装，实力太强啊。”

最后的希望就落在刘康身上。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人是来自“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驻守机场的国民党连长、共产党员王正修和准备起义的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同意借枪出来。

11月27日下午，刘康等人又开会研究了各方面情况，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仍无法实施。

下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红了半边天。他连连跺脚，“糟了！完了！”

“吉祥”的求救信，刘康保存了好长时间，直到1955年才交给组织。

在发现这封信的同时，胡康民还找到一份纸页发黄的报告，上面记载的正是先烈们的最后嘱托。

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有过活下去的机会。只要写份自白书，在悔过书上签个字，或者仅仅“承诺”一下出狱后不再干革命，他们也许就能与亲人团聚，就能保存生命、盼来解放——那不正是他们为之奋斗、孜孜以求的理想吗？

但是，他们不愿丧失气节，背叛信仰。他们情愿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一份血泪嘱托。

1949年，市民们涌上街头庆祝重庆解放。

听，歌乐山在哭泣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

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索性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我们边哭边喊，说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们要抬着我们的红旗，含着自由的热泪，一起冲出去吗？”57年后说起这句话，郭德贤依然泪水涟涟。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1961年，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小说《红岩》问世，已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它还被不断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歌剧，几十年来经久不衰、感动依旧。若问其中的原因，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早就回答过：“《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叛徒和特务的下场

那些出卖、杀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务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先说刘国定和冉益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有关内容请见本公众号5月20日把亲身经历写成《红岩》的杨益言走了，请记住《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

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叛徒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共党分子”关进渣滓洞，死于“11•27”大屠杀。涂孝文和蒲华辅“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再继续出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务枪杀。至于出卖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党员，不能以叛徒论处，被送往农场接受改造。

那些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看守特务也没能逃脱法网。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后来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在那里，他换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几亩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的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杨进兴狠斗地主阶级，因此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2年8月，有人偶然听到杨进兴夫妻两个斗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现在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把这个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一调查，人们才知道，这个“杨大发”正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制造“11•27”大屠杀，他也有份儿。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11•27”大屠杀之后，他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当作一般俘虏资遣了。徐贵林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菜来。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我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解放碑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重庆市军管会当场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最后来说说《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也就是现实中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坐镇指挥了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徐远举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镇守云南的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庆。

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头上冒着汗，双腿打着颤，被送进了白公馆。那时，白公馆已经由军统局监狱变成了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监牢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1973年，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无效病故。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本应到此终了，但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一次发现，让我们不得不继续说下去。

秘密报告如何出炉

上世纪80年代初，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那个时候，重庆的党史研究机构刚刚成立，大批档案资料原已尘封多年、无人问津。

“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胡康民回忆说。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报告的字迹，胡康民认得。蝇头小楷，娟秀工整，确实是罗广斌本人的笔体。这份报告真是罗广斌所写吗？他为什么要写？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胡康民心中老大的问号。

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不过，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也不告诉我。”刘德斌的话让胡康民相信了报告的真实可靠。

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当罗广斌写下这些文字时，曾与他朝夕相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已经长眠地下，为这份报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