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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饶江宁):追寻父辈的足迹——西路军(多图)
点击:  作者:饶江宁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6-04 13: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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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1909-2000),湖南浏阳人,1927年参加工农自卫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总部学兵队战士,红四军二十九团机枪连上士、班长,红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机枪连排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长兼团长,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参谋长,红西路军左支队一支队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西征。1937年4月到达新疆星星峡,任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新兵营)参谋长,总支队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三团团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代旅长,淮北军区副司令,新四军四师十二旅旅长,参加了创建、巩固和发展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员,淮北挺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地委书记,淮北军区司令员,江淮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军第一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参加了重建淮北根据地的斗争和宿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三十军军长,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江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六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负责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17年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根据中共中央打通国际通道的指示,进入新疆八十周年。为缅怀西路军英勇悲壮的历史,重走父親走过的战斗历程,饶子健女儿饶江宁、饶灵宁、饶江萍、儿子饶小宁等后代(儿子饶康宁因事没能参加,但积极筹划),先后分批到甘肃追寻父親的足迹,在当地党史部门同志和西宁朋友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于2015年9月和2017年5月9日至18日专程前往甘肃父辈们行军战斗过的地方。特制作专集,以纪念那段真实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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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0月24日夜,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为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在靖远以北虎豹口强渡黄河,第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亦西渡黄河。

 

  红五军原来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和看守渡口的,因黄河东岸敌情紧张,红五军辖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第三十九团)、第十五师(第四十三团、第四十五团)约4500人,奉红军总部命令,于30日全部撤至西岸三角城地区。

 

  2015年9月,饶灵宁、饶江萍、饶小宁为追寻父親饶子健西路军足迹,来到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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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河包口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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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0月24日夜,红30军渡河突击连,在连长赵海风、指导员周纯麟带领下,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一举突破马步青骑五师的黄河西岸的防线,率先渡过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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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军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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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山战斗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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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1月25日,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率部和妇女独立团、医院、兵工厂相继到达山丹,接替八十九师的防务,该师回援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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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五军战斗过的山丹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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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1月27日,红五军13师,在师长李连祥、政委谢良带领下,奉命袭击驻扎在山丹县城西北二十里堡(今东乐乡静安村)的马敌。袭击成功,红军没有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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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1月29日,红五军13师奉命到西十里堡(今大佛寺前、祁店水库以东一带)占领阵地,阻止敌人向山丹县城的进攻。红军刚做好战斗准备,敌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就发起四次进攻,都被红军打退,这次战斗给敌人很大打击,死伤惨重。红军伤亡约几十人,红五军十三师政委谢良脚部受伤。饶子健时任三十九团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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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丹二十里铺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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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1月30月,敌马禄两个骑兵旅、马步芳一个骑兵旅、韩起功一个步兵旅、马步青一个山炮营一起向山丹城东北角发起猛攻。董振堂命令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和随营学校组织火力坚守山丹城。为了保存实力,机动作战,留三十七团、三十九团集结城内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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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时任三十九团参谋长)回忆:守城战斗打得正紧,我们的战士听到枪炮声音,就红了眼,坐不住了。

 

  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下午,敌军进攻的锐气被挫败了,于是军部命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

 

  由于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

这一仗,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在率部队与敌.人拚杀之际,不幸被敌骑兵砍中头部牺牲。。

 

  当晚,饶子健受命到第三十七团任团长。到军部报到时,见到董军长,看得出,他心情十分沉重,简单交待几句就伸出手握手告别。

 

  饶子健连夜整理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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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佛寺战斗指西十里铺、大佛寺、红沟、野猫山一带发生的战斗,西十里铺战斗是大佛寺战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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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丹城墙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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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山丹城墙旧址,现已是商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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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临泽(蓼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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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回忆:12月下旬,山丹战役结束后,西路军总部命令饶子健担任十三师师长。谢良仍任师政委。部队人少,沒有师机关,本人仍兼任三十七团团长。

 

  饶子健回忆:根据西路军总部的命令,红五军在1936年12月28日夜里,趁敌军骑兵退缩到周围小寨子里,悄悄地突出山丹东门,绕到北面,走进了浩瀚的沙漠。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于12月30日占领了临泽(蓼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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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31日晚上,董振堂军长遵照西路军总部命令,亲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总部特务团四个连、骑兵两个连及军直属队的一部分,共三千余人,经一夜急行军,于1937年元旦的拂晓夺取了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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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高台进发至渠口一带时,遇到马步芳二百九十八旅阻击,经激战全歼该部敌军,为攻占高台扫清障碍。

 

  高台县城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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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元旦拂晓,董振堂率红五军包围了高台城。歼灭了守城的敌人,缴枪七百余支和一部分军用物资。

 

  进城后召开干部会议,要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成立了高台县苏维埃临时政府。

 

  气急败坏的马步芳立即抽调了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等二万余人,以八倍于我的力量,把高台城团团围住。

 

  1月12日激战开始……

 

  饶子健回忆:这次董振堂率部出发夺取高台,政委黄超未去,没有让董军长带电台。战斗打响后,由于失去联络,我们在临泽只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枪声,具体战况却一无所知,心急如焚!直到第九天,黃超才找到饶子健,“饶师长,怎么样?你带一个营去支援一下高台”。“亡羊补牢,未为迟嘛!”

 

  饶子健带领第三十七团第二营从临泽(蓼泉)出发,沿公路走了大约二三十里的样子,在今渠口地区,一个土围子里休息。经打听老乡,已知高台已被马家军占领。三千将士几乎全部阵亡。

 

  敌人很快发现饶子健部队,将土围子包围,相互喊话。激战对峙一天。夜间趁天气突变,狂风大作,飞沙漫天,突围成功。

 

  当年饶子健率三十七团二营增援高台时被阻在渠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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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五军董振堂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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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振堂军长壮烈牺牲,饶子健.回忆:使广大指战员们极为震惊和悲痛,是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损失。

 

  饶子健从1932年8月从红四军调入红五军团,跟随董振堂军长南征北战四年半,跟随他参加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跟随他在长征路上打阻击,一次又一次胜利完成中央红军后卫任务,跟随他多次翻雪山过草地,董振堂为什么能将一个起义部队脱胎换骨变成人民的军队,一路走来,走的如此坚定!如此悲壮,是什么支持他?是理想信念!

 

  饶子健回忆:他一一筹划战斗,一次次挽救危局,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他通晓革命大义,事事委曲求全,教育每个指战员不利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用团结战斗的力重去战胜敌人!这一切都在红五军指战员心中矗立起一座丰碑。

 

  饶子健回忆:当时由于敌情严重,我们红五军活着的指战员,却不能给敬爱的董军长开个追悼会,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巨大悲痛,在感情上经受着多么大的折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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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月下旬,红五军的余部突围到西路军总部所在地倪家营子后,便奉命编入红三十军,其中三十七团编入八十八师,总部命令饶子健担任八十八师参谋长,师长是熊厚发,是红三十军副军长兼任。师政委是郑维山同志。

至此,从江西宁都起义一路走来的英雄红五军悲壮解体了。

 

 

  红五军政治部杨克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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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五军张护士长被钉死在大槐树下,年仅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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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月临泽(蓼泉)苏维埃临时政府遗址。(在亭子横樑上隐約可见临泽苏维埃临时政府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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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城红军在蓼泉东北角与敌激战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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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回忆:1937年1月20日增援高台受阻后成功突围,次日天明时巳带部队返回了临泽城。围攻土围子的马家军立即转头向东,气势汹汹地将临泽城包围。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我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军直属队及西路军总部后勤机关人员,死死地坚守临泽城,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战斗中,饶子健来到二营坚守的城段,只见张营长正站在城墙旁边的一座房顶上探出头瞄准敌人射击,立即大喊到:“张营长,当心,头不要抬的太高!”话音刚落,敌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牺牲了。

 

  饶子健回忆:1月22日,敌人又集中兵力对临泽城发动了更强大进攻。驻该城的我红军指战员,不论医务人员、担架员、修理工,也不分男女,全部投入战斗,奋力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饶子健回忆:正在这时,接到了西路军总部要求突围的命令,于是红五军余部及总部后勤机关人员,连夜突围。

 

  饶子健回忆:大队人马迅速撤离县城时,把骡马的蹄子绑上布和棉花,沒有负伤的同志搀扶着伤员,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苦战三天的临泽城,在九军的接应下,向倪家营子三十军靠拢。在皇渠到沙嘴子时,突遭敌军伏击,经过一番苦战,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军包围,赶到西路军总部和三十军驻地倪家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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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家营子缪家屯庄,红西路军总指挥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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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两进两出倪家营子。第一次从临泽突围,红五军余部1937年1月23日赶到倪家营子,随即赶到西洞堡;第二次是龙渠会议决定,同年1月28日重返倪家营子后,根据西路军总部命令,饶子健担任八十八师参谋长,三十七团编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红五军解体。同年2月28日突围到三道柳沟。

 

  30军军部驻地,张保民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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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渠会议决定红西路军在打完西洞堡战斗后,1937年1月28日13000余人重返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位于张掖南部,南北长16里,东西宽3里,大小四五十个黄土围子,一个围子内住一两家或三四家。有钱人家的围子厚三五尺,高的像城墙,筑有垛口和望楼,叫做屯庄,一般人家的围子稍薄些,矮些,没有望楼,叫庄子。

 

  红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拂晓,数万敌军向倪家营子发起猛烈进攻,红军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

 

  汪家屯子战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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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时任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教导员周纯麟,1983年10月,在汪家墩忆当年。

 

  ……,这次战斗,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130多个生龙活虎的红军战士,最后集合队伍时,只剩下9个人从碉堡走出来。

 

  与临泽纪念馆张雁馆长、讲解员、汪家墩子后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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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家墩子烈士纪念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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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月27日,西路军按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东返至甘州西南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时,抓住战机,全歼马步芳的青海宪兵团,击溃100师手枪团,缴获各类枪支1200余支,取得了西洞堡大捷。

 

  西洞堡大捷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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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月27月在龙渠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西进,返回倪家营子,占领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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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柳沟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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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柳沟位于抚彝(临泽),是一个东西十多里长的村子。南面依傍着祁连山,东、北两面是戈壁,西面是沙漠。有一条丁字形小河叫砟子河,以河为界,将村子分成三部分,河西叫西柳沟,东、南分别为东、南柳沟。

 

  1937年2月28日,西路军再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到达倪家营子西北20公里处的三道柳沟,红九军驻防东柳沟,军政委员会及红三十军驻防南柳沟、西柳沟。立足未稳,追兵又至。当天夜里敌向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防守的南柳沟扑來。师长熊厚发带领战士以一当十,殊死搏杀,激战一天,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倒下去的每一个红军战士身旁,都橫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尸体。3月9月晚,马元海集中三四个旅的兵力轮番进攻八十八师阵地,红军死打硬拚坚持到傍晚。疯狂的敌人沿着干涸的砟子河,开始了猛烈的攻击。程世才军长、熊厚发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急忙赶到该团坐阵指挥。战斗中熊厚发师长左胳膊被子弹打断动脉负伤。

 

  红西路军在三道柳沟住了11天,沒有停止过战斗,马家军死伤约三四千人,红军伤亡也极大,整个西路军面临生死关头,总部决定3月11日夜撤出三道柳沟,由梨园口进祁连山。

 

  饶子健时任八十八师参谋长。

 

  熊厚发负伤的赵光裕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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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梨园口战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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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3月12日,红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到梨园口,敌人前后夹击,红九军将士临危不惧,奋力拚杀,血战中,红九军损失两个团,军政委陈海松、师政委杨朝礼、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回民支队副司令马有明,2000余名将士壮烈牺牲。

 

  1937年3月12日,红军由三道柳沟突围到梨园口。梨园口是通往祁连山的必经道口,道口两旁山峦起伏,像是用巨大的宝剑在山腰劈开的大门,夹在对峙的几座山峰之间。进入道口,向南通往祁连山腹地。祁连山的山头,坡度较大,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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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园口的激烈战斗、艰难突围,对西路军是致命性重创的一战。此战后,西路军余部向石窝转移,西路军西征作战行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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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独立团2营、3营在梨园口西侧山口阻击敌骑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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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九军、妇女团一部与敌人奋力拚搏之际,三十军二六四团、二六三团及骑兵师余部,迅速抢占梨园口东西山头,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员安全向山里转移。

 

  梨园口不能久留,总部决定夜间向深山中转移,目的地是80里外的康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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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易祖才合影,并赠送一本父親回忆录。左一是老红军易明清儿子易祖才。

 

  我们在上石窩山路上,巧遇一位红西路军后代易祖才,交谈中得知他父親易明清是江西赣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原是红五军团通信连一排排长,后来到了88师。啊!我们兴奋的告诉他,我们父親也是红五军团的,后来也到了88师。他当即从口袋掏出一个小本子,是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

 

  马场滩战斗遗址,海拔27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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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3月13日凌晨,红西路军余部到达马场滩,敌骑兵尾随而止,因马场滩地势开阔平坦,毫无遮藏,在敌人猛烈的攻击下,我军负责掩护任务的264团余部200多人和263团大部分陷入敌骑旋涡,壮烈牺牲。八十九师政委陈启华英勇献身。剩余战士边抗击敌人,边退至牛毛山抢占制高点,以火力压制敌人。一些女同志、伤病员和勤杂人员在半山坡遭遇敌骑兵围攻,263团剩余人员和268团立即组织反击,多次打退敌人的轮番进攻,掩护了部队转移。直到夜幕降临,幸存人员才遵照总部的命令,沿柏树沟向南70里外的石窩山转移。

 

  妇女独立团余部接替掩护任务,全体女扮男装,改用268团番号与敌激战,慷慨赴难。马场滩战斗死难红军热血抛洒,伏尸盈雪,再次重创红军战斗力,但此后保证了西路军核心力量的成功转移。

 

  康隆寺,位于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境内。海拔24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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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余部退止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山附近,与尾追之敌连续激战。西路军总部供给部长郑义斋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牺牲。马步芳部队放发烧毁了康隆寺,烧了七天七夜。

 

  1936年11月红军西征时的21800人,现己剩下不足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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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在李先念支队(左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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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3月14日晚,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顶着茫茫的夜空,西行支队(左支队)是从这里走进渺无人烟的祁连山深处。

 

  这山窝就是石窩会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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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回忆:1937年3月14日黄昏时分,西路军总部在石窝山崖里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当时我忙于把几个团的剩余人员整编到二六八团,沒有出席会议。会议精神:为了缩小目标,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离开部队,回陕北去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深入山区游击。会议还决定把一些重伤员就地留下,派一部分同志护理照料。

 

  饶子健回忆:漆黑寒冷的夜里,山沟里,躺满了红军的遗体和敌人的死尸,山脚下,是四面包围的马匪点燃的篝火。干部们在山坡上来回奔走,忙着整编队伍,安置伤员,掩埋烈士遗体,砸坏带不走的武器,烧毁文件材料。

饶子健回忆:我从总部返回,带领几个战士,用担架去抬师长熊厚发同志。熊师长从倪家营子突围后,在南柳沟战斗中左臂负伤。由于缺乏药品,伤口化脓,胳膊肿的圆鼓鼓的,动弹不得。他见到我们来抬他,怎么也不让抬,硬是要坚持自己走。经过再三劝说,才勉强坐上了担架。

 

  向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敬礼!

  向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敬礼!

  向敬爱的爸爸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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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连山脉,位于中国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是中国境内主要山脉之一。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因位于河西走廊南侧,又名南山。东西长800公里,南北长200一400公里,海拔4000一6000米,共有冰川3306条,面积2062平方公里。山间谷地也在海扳3000一3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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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3月14日夜,左支队(西行支队),从石窝山走进祁连山腹地。

 

  三月的祁连山,天寒地冻,狂风肆虐,一片冰雪,渺无人烟。

 

  生死关头,左支队工委同意李先念提出的意见,往西走才能摆脱敌人。左支队进入冰天雪地的祁连山深处。很多人沒有棉衣,披着毯子被子。有些人赤脚行军,冻裂的脚淌着鲜血。没有粮食,偶尔打到黄羊野牛充饥。走着走着,就有人倒下了,睡着了,就有人再沒醒来。寒冷,饥饿和疲乏,在不断吞噬着这支红军队伍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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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厚发,1914年出生在河南省罗山县,1930年参加红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1937年3月,在三道柳沟战斗中左胳膊负伤。

 

  饶子健回忆:在离开石窝的第三天中午,部队在一个小山头上休息。听说熊厚发师长要求“坚壁”下来,我急忙去找军首长,要求他们动员熊师长无论如何跟部队走,我们走到哪就把他抬到哪里!首长答应去找熊师长谈谈。

 

  饶子健回忆:过了一会儿,我去看熊师长,他在一个岩坎下,倚着石头坐在那里,两颊削尖,眼窝深陷,面色蜡黄,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晴仍然乌黑发亮。

 

  饶子健说“你这样的身体怎么能打游击呢?还是跟部队一起走吧!”

 

  熊厚发说“不这样有什么办法?我不能给部队增加累赘。我一个人死了,没有什么,不能因为我而把部队拖下来,部队要赶快走啊!,”

  

  饶子健回忆:熊师长说着,泪珠扑簌簌地滚下来。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战斗集体的安危,而不是个人的生死。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出了辛酸的泪水。

 

  原来,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来看熊师长,西路军卫生部长苏井观也在场。李先念关切地询问病情,苏大夫说“不行了,抬不出去了。”而熊师长坚决要求留下來。于是给他留下一个班的战士。他对首长说“我熊厚发不死,咱们回到党中央再会面”。当时他还向二位首长交出手头上仅有的两件东西,一块手表,一架望远镜。

 

  饶子健回忆:自编入八十八师一个半月,与熊师长在战斗中结成的友谊是多么深啊!眼下我们要分别了,这样的生离死别使人百感交集!我俩紧紧地搂在一起,两人都哭了。我将身上仅有的四、五斤炒面给了他,又给他留下两块银元…………,拭泪而别。这次分手就是永别!

 

  事后得知,几天后,马家军在一次搜山时,发现熊师长他们,……展开了激烈战斗。熊厚发伤势过重,无法脱身,被敌人捕去,1937年3月22日在青海西宁壮烈牺牲。(另有报道,激战时就牺牲了)

 

  红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牺牲地一一青海省祁连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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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支队从石窝出发后,翻过东岔大坂,进入青海野牛沟。

 

  饶子健回忆:……为了摆脱尾隨的敌人,我们忍着饥饿和疲劳,在茫茫沒有尽头的祁连山里挺进。多亏漫山的雪花掩盖了我们的足迹,才得以摆脱尾追的敌人……。部队没有得到休息,沒有粮食,伤病员沒有药品,再加上在风雪中连续行军,部队减员很大。死亡,每时每刻都可能落在每个人的头上。

饶子健回忆:有一天,李先念政委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很好,沒有什么不同意见!”

 

  李政委接着说:“若叫你去带一个部队,行吗?”

 

  饶子健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叫我干啥就干啥!”

 

  李政委连说几个“好”字,随即写了个条子,让饶子健到一支队(二六八团改编)当参谋长……。

 

  一支队的队长是杨秀坤同志,政委是曾日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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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3月23日,左支队(西行支队)行至青海巡堡北的分水岭,终于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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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越祁连山脉达坂进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考克赛地区,休整两天后,肃北牧民诺尔布藏本带领红军左支队由考克赛出发,到大龚岔口,走出了祁连山。

图为左支队(西行支队)攀登过的考克赛山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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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北考克赛(左支队翻过陶勒雪,进入祁连山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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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与国民党军马步芳部河西走廊较量失利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下,摆脱了敌军围追堵截,挺过了祁连山三十余天爬冰卧雪磨难,余部九百零三人自此走出祁连山,继续向安西挺进。

 

  龚岔口土丘一一走出祁连山绝地的红军将领在此观察山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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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西出祁连山的中国工农红军到达石包城(现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管辖),在此购置粮食、食盐、肉食等生活用品,并作短暂休整。

 

  石包城城墩(红军曾在此休整,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石包城墩,1937年4月中旬,左支队曾在此短暂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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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华父親王军德旧照。锁阳城镇常乐村民王文华父親王军德曾救肋过红军。原踏石乡常乐村村民王文华早年回忆:一天下午,屯庄来了一伙当兵的,有个当官的对我说:“他们是红军,问我父親有沒有闲房子,让他们首长住一晚。来住的那位当官的说,他叫李先念。当兵的人很勤快,帮庄里人砍柴、挑水、扫院子。很多当兵的住在破城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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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榆林窟主持道士郭元亨回忆:当兵的有的裹着生羊皮,有的脚上裹着破布片,五颜六色的破衣烂衫不如叫花子,真不敢相信,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的山里走了几十天还能活着出来。他们不入民房,不进寺院,都在毛柳树丛和山崖下休息。我把河边一间磨坊、-两间库房腾给他们,给了他们一些粮食、清油。沒锅沒碗,一些兵把麦粒放在铁片上烧着吃。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走了,走的时候把垒下的灶台都用沙土压住了。

 

  1937年4月22日凌晨,西路军自此山谷进入安西蘑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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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西路军左支队在磨坊内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北出十工山攻打安西县城,补充给养,同中央代表会师。这次会议成为西路军西征以来领导层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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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西老城(攻打安西城战场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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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西是地处河西走廓最西端,是通往新疆的战略要镇。1937年4月24日一26日,左支队(西行支队)与国民党军队在安西县城、王家屯庄、白墩子、红柳园一线进行了最后一场拼死血战。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傍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分两个梯队分别向安西城东北角和西南角发起攻城战斗,不料敌情变化,盘踞肃州的敌军马步康旅近一个团兵力已于当日中午进驻安西城,借助积沙、草墩掩护,匍匐前进的红军突遭敌军炮火压制,方知敌情有变化。奋战一夜,数度攻城不下,遂于黎明撤出战斗,向县城西王家屯庄转移。激战中近百名红军将士英勇牺牲。

 

  攻打安西城纪念碑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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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回忆:1937年4月24日晚,攻打安西城的战斗开始了,我一支队攻城西南角,二支队攻城东北角。一接上火,城里的敌人就以猛烈的火力向我军射击。事后得知,敌人一个团是当天到达安西的。打了一夜,我们登城的部队一次次被敌人打下来,25日天快亮时,上级命令把部队撤.退到王家围子,但城里的敌人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冲出城来,直扑我军阵地,把我们住的村子包围起来。我们组织火力把敌人阻住,待天黑以后寻找机会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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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4月25日拂晓,安西城守敌蜂拥而出追击红军,围红军于城西约2公里的王家屯庄一带,红军依托土圩,围墙,靠大刀、长矛、石块、手榴弹与敌拚战,坚守至夜

 

  晚后突出重围。攻打安西城和突围王家屯的战斗中,红三十军在王家屯庄突围战斗中,268团60余名指战员主动担任断后任务,他们英勇阻敌,誓死不退,以重大牺牲保证了大部队安全转移。在这次战斗中,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鲁嘉焱、二六八团政治部主任钟立彬等2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

 

  饶子健回忆:我和钟立彬同志隐蔽在一条壕沟里,观察敌情,当看到敌人离我们不远的时候,他仰起头向敌人喊话,突然一颗子弹飞过來,打中了他的头部,……慢墁地闭上了眼睛。

 

  饶子健回忆:钟立彬同志是和我一起从五军团调到红三十军的。在长征路上,在西路军的征战中同生死、共患难,眼看胜利在望的时候,他却牺牲了。

 

  梨树一王家屯庄战场遗址现己荡然无存,只有这棵百年老梨树默默见证了当年在此发生的惨烈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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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西路军白墩子战斗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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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4月26日拂晓,突出敌军重围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撤至安西城西北约四十公里的白墩子,又遭敌骑尾追攻击。饥疲不堪,弹药几尽的西路军将士,依托公路两侧戈壁沙丘和简易工事,凭借仅剩枪弹和大刀长矛与敌人顽强拼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乘敌退隙,西路军继续向红柳园方向转移。战斗中红军1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白墩子战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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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回忆:1937年4月25日晚上,我们乘敌人在我们反击下退回安西城的时候,我们急忙向北转移,整整跑了一夜,于26日天明时分到了白墩子。部队开始生火做饭,水还未烧开,后面沙漠里烟尘滚滚,一片黑压压的马家军骑兵又追上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并没有吓倒刚刚冲出绝境的红军战士。我们立即撤到村外的沙岭子上,利用被风吹成的一个个小沙堆,猛烈地向敌骑兵射击。敌人没法从正面突破,就从两翼包抄过来,我们乘敌向两翼迂回包围的时机,在沙漠里边打边撤,于26日下午撤到白墩子西北五十华里的红柳园。

 

  1937年4月26日下午,红西路军由白墩子撤到红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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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柳园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骆驼站”,站前有一条从戈壁滩穿过来的公路直通新疆,公路旁边的一根根电线杆由东南向西北延伸而去。

 

  饶子健回忆:在红柳园跟敌人打了一个下午。子弹快打光了,马匪骑兵突破我防线,一、二支队被分割,情况万分危机。程世才军长命我带一个连队组织排子枪射击,才把敌人打退。随即,军首长命令部队迅速往西北方向撤退。我仍带领后卫战士跟反扑的敌人拼杀,掩护军首长和战友们撤退。这时大部队巳打散了。我们守到4月26日黄昏,然后且战且退。

 

  这里长眠着数十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英烈,为了追求理想信念,他们献身革命甘洒碧血,艰苦岁月矢志不移,雪山草地三度低头,河西征战九死一生,祁连卧血历尽磨难,安西战斗烈士死节,骨铸精忠勇照日月。值安西战役纪念馆成立,修墓示敬,以慰英灵。

 

  曾日山,1904年5月出生于湖南宜章县曾家湾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1922年毕业于衡阳第三师范。1928年2月,参加工农革命军第3师,任师部秘书。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10师第29团团部秘书,红4军军部秘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3军政治部主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政委、红9军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敌工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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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回忆:1937年4月26日,在红柳园战斗中,带领二支队坚守在阵地的前面,转移中,他的警卫员腿部负重伤,曾日山立即跳下马,把自己的警卫员扶上马,自己与战士们一起边打边走,黄昏突围时,因为没有马,他落在后面,被敌人围住,曾政委宁死不当俘虏,和敌人同归于尽。

 

  饶子健回忆:曾日三是一位老党员,长征途中曾经担任红五军团代理政委。他作风深入,平易近人,密切联糸群众,工作很有魄力,和董振堂军团长合作得很好,在部队中有很高威望。后来,张国涛为控制红五军,派他的亲信黄超来任政委,把曾日三同志调到总部机关。在这艰难困苦、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刻,曾日三同志又到支队里当政委,受.命于危难之时。

 

  饶子健回忆:支队政委刘清南的马也在混战中丢掉了,他看到我在这次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来一匹灰马,就和我合骑一匹马。这时,被冲散的战友们相继凑到一块儿,沿着电线杆子向西北跑了一夜一天,没有吃一粒米,没有喝一口水。4月27日下午5点多钟,我和杨秀坤、刘清南、曾玉良、周纯麟、宋承志、李培基等二十几个人到达了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我们远望前方山头上有哨兵游动,不知是新疆友军还是马匪。我想我有马,还能跑,就说:“我去看看”。我顾不得危险了,骑马奔去。到了星星峡山口,哨兵问“哪一部分的?”我大声回答:“中国工农红军!”接着,一个军官走来,连声说“辛苦了”,又问,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来了没有?大部队在哪里?这个军官是新疆边务处驻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孝典。是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并派陈云、滕代远到新疆,来接应西路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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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老312国道,西路军沿此公路进入红柳园与追敌在此激战。图为红军用以掩护的百年沙枣树。

 

  甘新交界(星星峡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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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喊出了“中国工农红军”最强音,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经历六个月零三天艰苦的战斗历程,英勇而悲壮地在1937年4月27月到达新疆星星峡!

 

  “中国工农红军”向世人宣布,红军是战无不胜的!红军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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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效典,时任新疆边务处住星星峡办事分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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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回忆:我们到达星星峡时,工委负责人、原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工委负责人、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原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等还没有到达,我们先到的同志对此都非常着急。

 

  饶子健回忆:第二天,乘着办事处的两辆车,插着红旗,带着食物,在公路北面约三十公里的戈壁滩里找到了李卓然、李先念等首长。后来又陆续等到一些失散的同志。1937年5月4日,西路军余部四百二十多名指战员,全副武装,乘坐40多辆汽车,在陈云、滕代远同志的带领下,离开星星峡,向新疆的首府迪化进发。

 

  图为现在的星星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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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军到达新疆的部分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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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5月7日晚上到达迪。西路军余部在迪化组建为红军西路军总支队。饶子健任总支队参谋长。为保密和统一战线,对外称“新兵营”。

 

  饶子健回忆:我们也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表面上和盛世才的部队一模一样,但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和国民党的部队更是迴然不同。渐渐地人们才知道这些“新兵”原来是久经考验的红军老战士。

当年年底,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领导同志回延安。新兵营又进行了一次整编。饶子健担任红西路军总支队长,姚运良同志为政委,喻新华同志为政治处主任兼总支书记。下属四个队。

 

  图为新兵营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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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回忆:刚到迪化,为使同志们迅速恢复健康,陈云同志把伙食安排得很好。西路军总支队先后在中央代表陈云、邓发、陈潭秋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张国涛错误路线的斗争。他们经常找干部谈话,进行个别教育。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使部队指战员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组织文化和汽车、坦克、炮兵、通信、航空、兽医等专业技木学习。党中央决定利用同盛世才的统战关糸,使新疆成为党培养和训练特种技术干部的基地,因此,总支队在迪化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作教具,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老师,开展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新兵营”实际上成了一所训练特种兵技术干部的学校,在新疆“新兵营”培训过的指战员,是人民军队最早一批糸统接受多兵种军事技术培训的人员,后来都成为我军特种兵部队技术骨干和领导力量,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特殊贡献。

 

  学习航空,1937年秋,经党中央批准,党代表陈云同盛世才商妥,由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为我党培训航空技术人才。先后从“西路军总支队”选调25名同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摩托学院选调了19名同志(赖玉林到迪化后因病未入学),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这43名学员中25人学习飞行,18人学习机械。1938年8月和1939年4月又有常乾坤、王弼、李凡等人从苏联派来任“西路军总支队”航空教员。郑德、林征、李春华、吴远仁、叶元枝、周远清、任平、刘峰、王占山、王莲、王天、王春、王铁等13人从苏联回国留新疆或从延安派来学习航空技术,后随“西路军总支队”返延安。

 

  学习驾驶装甲车。总支队抽出李志明、王崇国、杜发树等50人到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装甲车技术。学习内容包括机械学、战术学和枪炮的射击技术。

 

  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总支队一、二大队合并为一大队,主要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地点在新疆汽车局,参加学习的有:苟在尚、吴兴舟、石子平、刘武彩、徐世美、赵天培、冉德昌、陈道艮、张如德、徐明乐、宋春元、王元喜、张连义、张官朝、李子平等67人。

 

  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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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军总支队在新疆两年八个多月的时间里,为革命事业保留了一批战斗骨干,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批军兵种专业技术人才,为传播党的思想和红军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推动新疆的统一战线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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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子健1940年2月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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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2月在延安,左起:宋承志、曾玉良、饶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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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1月10日,饶子健与宋承志等四人乘坐飞机到兰州,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去延安。新兵营其余300余人乘车离开迪化回延安,于1940年春节前安全到达延安。同年3月,饶子健与六十多名同志离开延安,奔赴豫皖苏抗日前线。

 

  西路军回延安后的留影(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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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冯福铭,右秦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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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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