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新中国的第一门学问叫土改学

点击：作者：叶匡政来源：六根发布时间:2017-05-28 10:08:40

新中国的第一门学问叫土改学

文 | 叶匡政

算剥削账

土改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是革命性的。

新中国的第一门学问，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名字，叫土改学。

和老人们谈起土改，都说像一场梦。后来这梦醒了，但梦里的很多事理，我们还是要拿出来琢磨一番的。我们今天所思所想，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里是一个发端。现今很多潜在的社会心理，追根溯源，这里都能寻出一些踪迹。土改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是革命性的，革命得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但那时还是发生了。

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记录了他当年参加土改的工作。这里先引一段群众批斗地主杨朝达的对话：

“你手放下来！我问你，你田从哪里来的？”

“从我老子那里分来的。”

“你老子分这样多给你吗？”

“没有这样多，有些是我买的。”

“哪来的钱买的？”

“靠剥削来的钱呀！”

“你为什么要剥削人？”

“大家还不都一样么，那是从前的潮流！”

“剥削”是土改的一个关键词，很多让人不能理解的行动，只有统一到这个词下，才能让人理解，才能让人敢做敢为。剥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查了1989版的《辞海》，它的解释是：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相信剥削的要点，是要认同“无偿”，也即自己的劳动没有报酬。

本来租地耕种，收了粮食交一部分做地租，一部分留下当口粮，在农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几百年来日子都是这么过的。突然要把这事说成是坏事，老百姓心里一开始肯定是犯嘀咕的。就像现在，猛然有人说交房租是剥削，别说房东不理解，就是租房人一时也难接受。看史料记载，果然有农民疑问：“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也有的猜测：“他们是先甜后苦，现在是先分土地，将来就要多交公粮，多出劳力，要受种种限制”。

当年土改领导者是懂得农民这种心理的，一份冀中区的材料就总结道：“农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挖穷根吐苦水算总账是翻心的主要问题。”所以土改的第一步，往往是开“诉苦会”，找到生活困苦的人“挖苦根”，这些人被土改工作队称为“根子”。参加过土改的叶君健认为：“至于诉苦，这是提醒农民认清自己长年受苦和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起来和地主斗争。”

然而，一个人生活真的困苦了，更多的还是埋怨自己，最多埋怨埋怨命运。真要这个人把自己的困苦对别人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并把对困苦的怨恨转嫁给同宗同村的富裕者，培养出对他们的仇恨，应该是有很大难度的。

阳翰笙日记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他是作为反面教材的：

“天福的老婆最不觉悟。有人去串她，问她衣服为什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

‘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什么不买？’

‘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

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也不敢去串她。”

他的日记中，还有农民诉苦道：“我一生一世替人做牛做马，生一世，做一世，做一世，苦一世，我的命真苦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典型而正常的中国人的思维。我相信，今天的很多农民合同工依然这么想，除非工头克扣他的工资，否则你让他仇恨工头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做到了。

剥削账各地的算法不一样，名目很多。

他们的绝招就是算“剥削账”。剥削账各地的算法不一样，名目很多。但大致是算经济账和政治账。经济账主要有农民代地主交的公粮账、地租账、劳工账、贪污勒索账等，那时的大多数地主并不富裕，这几个账一算下来，不仅自己的土地会被算光，甚至算到破产。另一个就是算政治账，包括汉奸账、人命账等，这个账更是对地主有绝对的震慑力。

农民本来就没什么文化，被文化人这么一算没有不信服的。阳翰笙就记录了这样的事：“特别是杨泰木，当大家帮他算了剥削账，算出他四十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十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很激愤地跳了起来说：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谈别的问题，他都听不进去了，他一心就想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当时有一个剥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会把捏死！”一个人的阶级仇恨，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种仇恨会让他模糊了“有偿”或“无偿”的界限，对困苦的怨恨终于被转移为对另一些人的仇恨。

所以那时各地都提出了要防止“和平分地”，坚决拒绝地主自动交出土地。当年的执行者就总结了“和平分地”的很多坏处，如“经过清算分地，农民是理直气壮的，地主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他处处理亏，不杀他还算便宜……”“不经斗争，地主的社会地位不会下降……”“不经清算斗争，地主与农民的阶级仇恨不会明显，农民阶级觉悟不会提高，而只增加地主的仇恨。”这些策略从斗争角度来说，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也确实获得了它想达到的效果。所有的商业行为，统统被归到“剥削”这个词下，变成了犯罪。一部分人贫穷，源于另一部人的富裕，这个逻辑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了。

“剥削”可以说是当年支配整个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理念，有了这个理念支撑，每个人即使犯罪，也犯得心安理得了。无论是当年的农民，还是地主，没有人能对剥削说出个所以然来，然而这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碰到绕不过的问题、解不开的疙瘩，谁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搪塞一下，一切又都顺理成章了。

叶君健在《土改工作半年》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年真实的场景：

“我犯了罪，”地主用很低的声音说。“我犯了罪！我对不起你们！”

“你犯了什么罪？”另一个农民又跳上去，向他吼道“说出来！”

“还不是剥削你们呗，”地主又瓮声瓮气地说，像是要哭的样子。

“你是怎样剥削的？”一个妇女也跳上前，指着他的鼻子问。

“剥削就是剥削嘛，”地主说，假装抽咽了一下，“你们知道得比我清楚，因为你们是受剥削的人。”

叶君健继续写道:他这个回答一下子把农民的嘴堵住了，因为农民的脑子没有他的灵活，反应慢，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制服他。他们只是本能地举起拳头，要上前去捶他那个诡计多端的脑袋……

挖浮财

土改中，“挖浮财”是一个重要内容。

土改时，农民诗人王老九分到了地主的一只樟木箱子。王老九常对着它发呆，他知道光靠力气是搬不来这只箱子的。他在一首诗中，就发问道：箱子箱子你又没长腿，怎么会跑到我家里？这说明王老九是个喜欢想问题的人，诗人梁小斌有一篇随笔，曾把这个细节写得独具意味。

这只樟木箱子，便是地主的浮财。相对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那时把金钱、粮食、首饰、衣服、日用杂物等动产称为浮财。这个词在土改中用得多，后来似乎很少用了。土改中，“挖浮财”是一个重要内容。各地叫法不同，有叫“斗财宝”，也有叫“砍大树、挖财宝”、“起浮财、挖坏根”，都是一个意思。由于土地的产权在那段时间模糊不清，即使分到土地也要耕种后才有收获，很多贫雇农对土地的热情倒有些淡漠，反而对分了能即吃即用的浮财兴趣更大一些。

土改领导者非常清楚，分了地主的土地，是无法让地主经济立刻垮下去的。东北通肯县的一个地主，被清算了土地后就说：“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我也穷不了，把犁杖挂到房檐上，也吃他几年。”当年的东北局曾通过文件指示，地主除土地外，尚藏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布匹、衣服、粮食，这部分财物，常常比地主全部土地的价值还要大几倍，如果只分配土地，对地主的经济基础并未给予彻底的摧毁。因此要“大胆满足基本群众的要求”，挖出地主的一切财物，分给群众用之生产、买马、造房、安家立业。

把别人的财物拿回家，在大多数老实本份的农民看来，肯定是不合法的。

把别人的财物拿回家，在大多数老实本份的农民看来，肯定是不合法的。土改被称为一场革命，就在于它不但催生了一种迥异于往日的民众情感，它还改变了人们对非法行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通过政策导入民众的。夺取别人的财物，这在过去是任何社会阶层都不能容忍的事情，现在被合法化了。它成了贫农、雇农享有的权利。拥有财物成了一种犯罪，拥有财物的人成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

当时东北松江省委的张秀山指导土改时就说：大胆放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不留丝毫余地，任何地主的哀求与叫骂，我们都毫不同情，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哀求与叫骂，是封建地主阶级向群众斗争的一种方式。整个斗争是尖锐激烈的，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个斗争是最人道的。要像园丁培育花苗一样，善于引导和培养群众情绪走向斗争。在斗争中，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拘束。有人担心大胆放手会不会违反政策？张秀山回答道：不会的，放手是根据政策来的，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

山东莒南县委还规定出具体办法：“开始采取暴动形式：逮捕、监禁、戒严、扫地出门；抓住全区性或数村的封建恶霸展开斗争，清算、追究、挖掘出所有财产；打死或枪毙主要封建地主。然后逐渐走向专政状态；疏散、管制、苦役等。”

既然有了政策，各地农民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口号：“没有马，没有牛，斗出财宝就不愁。”“挖大树根，油水要光，威风要倒，天下是咱们的！”，东北安东县还提出“每人起码穿上一条棉裤棉袄”的口号，让妇女儿童们也卷入到斗争中。《东北日报》曾报道过当时的盛况：“这样排山倒海的斗争风暴持续了八九天，绝大多数的队伍日夜不停地扫，很多人七八天没有好好睡觉。经过了‘大风刮小刀刻’，反复扫荡，最少的屯子也有四次之多。封建势力，一般的说是挖的斗的都差不多了。”

山东大店的一份工作总结描述得很细：“第一天搞三户，对地下浮财挖得不彻底，组织的力量与分工没有展开。群众热情很高，一点不成器的东西都收拾着。第二天就以每村大动员，全部参加，每村负责搞两户……翻箱倒柜，挖墙掘土。群众自己说：‘船破三千钉，这个八千还多，血他娘挖干的！’‘这回翻身可彻底啦！’”

这种从天而降的财富，这种在特殊时期的豁免权，很容易被农民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继承下来，使他们一旦陷入贫穷，就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把目光转移到新的富裕农民身上。这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认同，可以说彻底摧垮了传统乡村的社会心理基础。要在这种观念上，重新培养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财富观与价值观，倡导农民劳动致富、精耕细作，应该说是有极大难度的。

地主、富农、中农们，如何对待挖浮财呢？果然有地主说：“过去都是暗土匪，现在都是明的。”在当时原始的生产状况下，除了少数恶霸地主，可以说大多数地主都是靠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财富，他们往往把财产看作自己的命根子。他们能如何保护将被剥夺的财产呢？无非有两个办法，一是藏起来，二是尽可能的吃光用光。

《东北日报》总结过东北的地主隐藏财宝的方法，有18种之多，比如：“地主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埋起来，或放在亲戚、小户、佃户及狗腿子家里。埋的地方很多也很妙，如埋在坑洞里、烟筒、锅台、鸡窝、茅厕、猪圈、祖宗的棺材、花池、菜池、大树、小庙、围墙、墙壁、炮台内，甚至在女人的裤子里藏首饰。”比如“家人分散逃跑，减少目标。”比如“装穷装饿装老实。”或“化整为零，彻底分家。”等等。

许多中农“懊悔当年太会过”，说“老鼠不吃，给猫攒的”。山东莒南县一个中农听说要挨斗，“把一窝小猪、果子饼都卖了，果子种藏起来，把卖的钱给一家大小买了布做了衣服”，说：“八路军斗争，总不能扒衣服吧！”各地还出现了宰杀耕牛、大吃大喝的现象。山东莒南县邢家水磨子村抗战时有80头牛，1948年春有12头牛，1949年1月只有6头牛了。莒南县小坊前村的一个农民卖地4亩，地也不锄了，连“驮架子”也卖了，到处宣扬：“我卖光了去要饭，看谁还说我是富农。”

浮财挖来了，分配也是有戏剧性的。

浮财挖来了，分配也是有戏剧性的。比如东北的游民比关内多得多，这些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到处游荡，是真正的赤贫阶层。但他们的游荡经历，使他们比普通农民更善于应付逢迎、见风使舵。土改工作队刚下乡时，不了解情况，往往挑选了这样的人做骨干，甚至成了乡、村干部。这些人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是真正的积极分子，在分浮财上自然也是贪污多占，一夜之间成了乡村的新贵。

莒南县分浮财还记录了这样的原则：“积极的多分，落后的不分，谁靠前分得多，谁不靠前分得少。”村干部们往往是“和谁近即分给谁”，甚至认为“人都是俺给得罪了，应当多分点”，自己分得的浮财比别人会多出一大截。苏南高淳的汪家村分农具和家具时，被群众一抢而光，力气大的多得，力气小的少得，如中农汪继谟抢到17件，中农汪继慈抢到10件。至于各地在分浮财中，出现的贪污、偷盗、挪用、浪费情况更是不计其数。

至于那些老实巴交的贫、雇农，对这突然到来的好事倒真有些手足无措。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中就记下了这样的事：“有些贫苦的家民，却偏偏选择不好，譬如韦光英，大家帮他选了不少衣服，他却仍然不知选什么东西的好。一个奶姥上场去选衣服的时候，她看到满眼花花绿绿的东西，不知该拿什么才好；她站了好久好久，嘴唇抖着，总不敢走进场子里去；最后还是人家给她选了一件，才笑着走了。”农民诗人王老九看到农会会员抬来的樟木箱，也是想了好久想不通，他后来蹦出的诗句，也不能说他就找到了答案，他的答案是：“想想这道理，全凭毛主席。”

划阶级成分

土改看起来改革的是土地，实质上它改变了人心。

人心变了，人与土地、财产、权力的关系才会变。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划阶级成分简单地说来，就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这既是土改中变更地权的理由，更成为确立新政权在乡村中合法性的基础。

虽然有了土地、劳动、剥削这三个标准，但由于执行者颁布相关规定的滞后，各地出台的办法也大多含义抽象、模糊，使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差异。有时完全靠土改干部随机掌握，落实到各村庄，情况就更加混乱。

华东局五莲县委就总结过：“因为划时缺乏标准，及为过左情绪所笼罩，所以毛病很多，标准不一。如在经济上的标准，有单按地亩多少、单按自地佃地、单按生活好差，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有过贪污盗窃行为的即是恶霸，因经营副业生活优裕的亦作为地富看待，在穷庄里是普遍的矮子里拔将军，‘找不到阎王就找鬼’，许多中农被升为地富。

在政治上，政治态度好坏亦作为定成分的标准，如做过坏事的，在顽方、伪方干过事当过兵的，有特务嫌疑的，有恶霸行为的，和干部关系坏的，阶级成分就上升；关系好的及干部积极分子本身，阶级成分就下降；有的则挟私报复，有的查三代。”

晋绥区的兴县木栏杆村很有代表性。这个村50多户，村里有1000多亩地是属于另一个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几户，连富农都算不上，其余40多户则靠租地耕种。当时晋绥分局的领导听到这样的情况，就启发工作队：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的政治表现，看他们铺的摊子大小，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看他们的父亲、祖父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

有了这个指示，工作队划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办法，无论现在怎样，只要其祖父、父亲有过剥削行为，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破产富农。工作队还创造了一种划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发现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工作队硬是让该村的地主富农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30%。

村里挖浮财时，从张拖喜家挖出了200块大洋。这是张拖喜兄弟的血汗钱，为了积攒这点家底，两兄弟常年辛苦劳作，寒冬腊月还磨豆腐卖，根本谈不上剥削所得。但因他们在挖浮财时出口伤人，得罪了几位“积极分子”。工作队便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八九户地主，就一定有恶霸，于是张氏兄弟被定为“恶霸地主”。分局领导得知，表扬了工作队，要他们扩大战果。

斗争会上，村里农民了解两兄弟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后，只好由一个工作队干部站起来宣布：“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于是，张氏兄弟当场被两个“积极分子”执行了枪决。

劳动、剥削标准在具体评判起来确有一定难度，这使得各地在划阶级时，出现了千奇百怪的情况。苏南松江区的杨川根，单身汉，有自耕田6亩，出租田12亩，本人60多岁了，不能参加劳动，便因无劳动而被划为地主。扬中县八轿区将一个只有1.7亩田而没劳动力的老太婆评为地主。无锡县查桥乡蒲锡庆全家4人，仅有7亩田，因全部雇人耕种，被划为地主。很多地方还把生活作风、人际关系的好坏当作划阶级的主要标准。

苏南武进县万塔乡就是这样，四村杨仲方一贯好嫖，五村黄耀太好骂人，六村王扶进不肯借东西给人家，七村戴祥林当过伪代表，八村蒋和尚好赌钱，这些人都被划成了地主。

划阶级成分是对所有农民个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农民的头脑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出有“敌、我”界限的阵营，改变了每一个农民看待社会与个人的方法。这一点不仅让农民从心理上与地主分了家，更是唤起了农民潜藏心底的权力欲望。一个人的出身和过去贫穷的程度，成为他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太行区涉县更乐村，就按照一些贫雇农的意见，搞了一个“八靠八不靠”的标准，划成分时可按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内货、摆饰、根底、剥削等八个条件进行灵活衡量。贫雇农看见谁家的油水大，随便找一个理由，便能给他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户仅有两亩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划为了地主。这个村还对地主富农采取肉体消灭政策，人民法庭共判决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实际成分只相当中农，而群众认为真正该死的只有2人。杀人的办法没有一个是用枪毙的，多采取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残酷办法。

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模仿古代官员开堂审案的闹剧。据山东莒南大店区一位庄姓民兵回忆：“地主家有很多官司服，农救会长穿上官服坐堂，严重的时候惊堂木一敲，‘给我把耳朵割了！’说用刺刀戳就戳死了，死好几百口子，在北河里死了不少，吓都吓傻了……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把他们往鏊子上烙，刺手指。”莒南刘家岭村的农救会长回忆过邻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个，都当石匠，三年盖了三层炮楼，全家40亩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里拔将军，选出来了，弟兄6个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两半。当时提的是有仇报仇，有怨的报冤。”

划阶级成分可以说彻底变更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划阶级成分可以说彻底变更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旧的乡村秩序是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这一切都被“阶级”这个新概念颠覆了。那些过去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地主和富农们，在土改中是被批斗、控诉的对象，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为被管制、镇压的对象。

它不仅摧毁了原来乡村精英的社会与经济基础，使他们“权威失落、土地被分、声望扫地”，更通过授予不同阶级以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达到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的目的。划阶级成分，其实是重组国家权力的第一步，目的就是通过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来显示新政权和以前穷人的力量。

湖南醴陵县在划分阶级时，就提出要尽量发动农民“扯破脸皮”地与地主阶级展开“面对面无情的”斗争，要求“将地主的屋场变成战场，男斗男，女斗女，男斗农具，女斗衣，儿童斗儿童”。

山东滨海地委提出：“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实行‘扫地出门’”，“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苏南一些地方划阶级，明确规定了“上台要跪，承认要爬，不服就打” 的办法。莒南涝坡区农民喊出的口号则是：“封建恶霸不是人，是喝血鬼、杀人犯！”“地主财产不合法！贫穷就是理，穷人是大爷！压迫地主，拥护穷人！”

莒南曲流河村的聂其义当年是地主的义子，也被划为地主。据他后来回忆：“聂其勋，就是我堂兄，五十多岁了，他也是那天晚上被砸死的。他因为收割庄稼时，不让人家跟在腚上（后面）拾，（其实）不是不让拾，是收拾完了再让拾。那不是一条大意见吗？……‘俺饿得了不得，拾零庄稼不让拾’。一点意见上去就是一棍子，时候大了就打死了。”在总结那段历史时，聂其义认为：“不管大小意见，群众当家嘛，有一个说得砸死，就得砸死。公报私仇，这个成分厉害。贫雇农有正派的，也有不正派的，大多数是好人，可有几个人在那里胡乱说话，把他砸死，其他人也不能说不砸死，就得随着。那时候不就是那个社会吗？贫下中农有说话权利，地主富农有理也不能讲。你要是一说话，把棍子来上，哪能有说话的权利？那个聂其师，听说头都被砍去了，五骨分尸……”

土改中划阶级的构想，应该说与当时一些村庄的现实是有距离的，阶级差别并没有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村庄。但是，这一场关于“穷－富”“善—恶”的道德戏剧，确实在每一个农民的身上都上演了。它所培养的话语、仪式与精神习性，深深地保存在中国几代人的记忆中，成为以后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源头。

真正的悖论是，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穷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阶级”是在取消了阶级之后，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只有“种姓”，才会联系历史和血统。

华北饶阳县的杨各庄，在划阶级成分时，因没有活着的地主，工作队便将小孤女宋朵预先划为地主，虽然她只有几岁。村干部决定，等她长大了，再正式将她定为地主。她没从父辈的土地获得过一点好处，却要因那些土地蒙受灾难。这个小女孩的余生，都将被看作人民的敌人。

诉苦

“诉苦”、“忆苦思甜”等都被赋于了特定的政治内涵。

1950年代前后，与“苦”字相关的政治语汇曾大行其道，像“诉苦”、“忆苦思甜”等都被赋于了特定的政治内涵。当这些词汇被染上政治色彩后，便开始远离它原先指称的那种个体行为，而演变为一种由无数民众共同参与的政治行为，一场集体性的政治仪式。“诉苦”便是土改运动中一个核心的政治行动，它让千百万贫苦的农民参与其中。

个人的苦难诉说在这个集体仪式中得以重新塑造，苦难不只属于个人，它还升华为一个阶级的历史。在1952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中，对“诉苦”的官方解释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

可以说，土改运动并不是乡村社会矛盾激化后的自然结果，而是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与广泛的民众动员才引发起的一场政治革命。土改领导者发现，他们试图建立的阶级话语体系，与农民的日常思维及乡村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要想发动农民起来斗地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借助诉苦、算帐等一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土改诉苦老照片。

由于当时的农民有较强的命运、家族及乡情观念，对什么是苦、苦从何来也有着自己完全不同的解释。山东莒南大店的土改总结，记录了当时一位60岁老佃户的回答。这个佃户叫王成，家里6辈子干佃户，穷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问他：“你不赌钱，又不喝酒，天天干活，为什么还这么穷？”他想了半天回答：“这些年短工太贵了。”（大佃户农忙时要雇短工）又问其他原因，回答：“我种的地总是舍苗，少打粮食。”

再追问，他叹口气说：“咱命苦啊，那有什么办法。”换个角度问他：“为什么地主整年整辈子不干活，可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呢？”他的第一个说法是：“人家当大官，当初大店十二顶轿出来进去，还没钱吗？”第二个说法是：“人家开大买卖还没钱吗？”最后又归结为：“人家命好呀！祖宗……”当问到“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呀？”他的回答：“除非我去当土匪！可是我又不会。”

工作队最后只好总结道：“大店群众久在地主欺骗之下，阶级觉悟不是普遍的。”而山东滨海地委的土改总结中则有这样的记载：“群众的落后思想：‘穷是命不好，祖上没积德’；‘家里人多，吃穷了’；‘分家分穷了’；‘给土匪抢穷了’；‘赌博赌穷了’；‘死人送殡送穷了’；‘嫁闺女嫁穷了’。”农民们往往把自己的“穷根”归于：“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汉奸、土匪。”

可以看到，农民即使在诉苦的过程中，与领导者试图灌输的阶级观和斗争观的政治目标也相距甚远，农民个体之间的想法也大相径庭。我们知道，土改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土地的再分配，而是要启发农民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达成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压迫→反抗→解放”的革命逻辑。只有当这个逻辑主宰了个人的思维与表达时，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方式才能发生改变，使之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党和国家设定的意识形态中去。

我们从诉苦时的一些口号，就能感知到当年领导者的良苦用心：“是穷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谁苦最多谁光荣”、“苦多就是功劳大”、“有苦就是理，穷人是大爷”“谁不诉苦谁不和毛主席一个心眼儿”、“穷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诉”、“没有苦的不是穷人”、“父苦不诉不算孝子”等等。

在这些口号中，宣扬的是一种以苦为荣、以穷为善的价值观，而诉苦与否则成为判断穷富和善恶的标准。在这一价值观的引导下，诉苦才能被真正发动起来：只有诉苦才能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只有诉苦才能在分配时获得更多的好处，只有诉苦才能被工作队提拔为乡村中新的政治精英。诉苦本身也许并不能体现权力，但诉苦这一集体政治仪式无疑成为阶级权力系统构建的有力支点。

为了使诉苦达到预期效果，各地领导者也总结了大量的实战经验用来推广。比如在选择“苦主”上，冀南九地委认为：“青年人没有什么苦，壮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剥削最厉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养的对象应在这些人身上。”

渤海区党委的经验是：“各种诉苦会议，老头儿诉苦最起劲，妇女最容易哭，有了妇女哭才能哭成一团。”河北某地工作队的办法是：“典型诉苦人员的选择，最好是女人，因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记忆力较清，诉起来即哭泣，能以泪引泪。” 在场地选择上，工作队往往也煞费苦心。

冀南三地委总结认为：“诉苦会场的严肃沉寂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干部态度要郑重其事，启发动员，便很容易造成越诉越冷静、越冷静越苦的空气。” 而另一份文件则对场地做了更细致的要求：“小组会以在贫苦农民之住暗淡破烂房屋（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灯光下更好，大会诉苦也要在偏僻凄凉的地方，无人来往，如戏广（场）的布置布景就更会（令人）感动了。”

在一些工作报告国，甚至规定了要训练诉苦者的“悲哀表情，说到地主欺压农民时，要有奋（愤）恨之态度，能成为一个能感动人的演员来感动农民”。在领导者这番精心的策划下，无怪乎每一个诉苦会都开得群情激愤，如一位农民所说的：“八路军真怪，他叫穷人家笑穷人就笑，他叫穷人哭穷人就哭！”

只有在诉苦中让农民强烈地感受到“苦”，这种苦才可能转化为“怒”。只有真正“怒”了，一旦指明“苦”的根源，农民自然会完成了从诉苦走向复仇、从诉说走向行动的重要心理转化。面对面的斗争是让农民感到陌生与恐惧的，如何将这些处在边缘地位的农民发动起来，主动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进而实现对乡村政治结构的重构，这是诉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范斯莱克在《剑桥中华民国史》分析道：“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土改领导者对这一目的的认知也是非常清楚的。在山东临沂地委的工作布置中就明确要求：“由诉苦到控诉地主的苦，将农民低级的苦提高到阶级的苦，少数人的苦成为广大群众的苦，群众才能发动，成为团结内部部向封建阶级斗争的过程，是阶级教育的过程，其觉悟则提高，诉苦就成为运动，由低到高的发展，成为自觉的诉苦，地主的罪恶得到揭发，群众就起来了。”

湖南醴陵县委则把诉苦分为访苦、问苦、引苦、诉苦、论苦等几个阶段，这个过程的演进，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当年诉苦的真实原由、操作手段及想达成的目标。而冀中区委的结论是：“诉苦越诉的苦，斗争亦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河北唐县的总结则更直接“越诉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气，越有气越有劲斗地主。”

诉苦的高潮阶段就是“哭”，不哭就没完成任务。

诉苦的高潮阶段就是“哭”，不哭就没完成任务。河北渤海区委在介绍乐陵县诉苦运动时，就写道：“四区西凉家六十个贫中农诉苦会上哭了五十多个，小赵家四十个中贫农会员全都哭了，东梁家六十个贫中农会员哭了五十多个，九区×村中中贫农哭成一团。”“有若干的贫农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红了，哭得不吃饭了，这种现象不胜统计，在各个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死过去了。”

冀南三地委在总结蒹庄的工作中写道：“经一天多的时间，百分之百的都诉了苦，其成绩效果之大，是在发动群众的已往历史上少见的，有的弟兄二人对面抱头痛哭，口口声声要冤冤相报，有的哭不成声，有的痛哭绝食，有的眼皮哭肿了，有的一人诉苦痛哭，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的低头不语，一片哭声，其凄凉惨酷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

河北渤海区介绍黄骅县诉苦情形时，还有具体的统计数字：“黄骅县五个区一个镇，到会人数7519，刷洗350人，剩下7169人。7169人中6492人诉苦，其中哭的5411人，哭病了的195人，哭死的13人，干部哭的273人。哭的种类，为饿死哭的397人，卖儿女哭的157人，给土匪打死打伤而哭的153人，全家书（输）讼而哭的55人，为要饭哭的75人。”针对诉苦中的“哭”，有的地方还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贫农”、“消灭不哭的贫农”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