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总是有“国粉”不断重复70多年前国民党的老调，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抗而不战”、“游而不击”。实际上，当年共产党在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官兵时，就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那武器从哪来?人民群众又如何把子弟兵送来参军?”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万人，包括将领1500余名，涉及陆军240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188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其中，国民党第六十军，被成建制改造成了解放军第五十军，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建立了卓越功勋。这在世界5000年的战争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过程!

　　起义之初，真正了解、钦佩共产党、八路军的起义军官是少数。大多数军官们内心深处的“正统”观念是：八年抗战是国民党打的，是蒋委员长领导的。赶走了日本鬼子，你一个专干劫富济贫勾当的“共匪”，有什么资格和国民党争社稷、夺天下?

　　作为退役军人，高戈里先生一直对这段历史怀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和研究兴趣。为什么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

　　为探索究竟，高戈里先生先后采访近200人，其中国民党起义、被俘官兵116名，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为网友纪录了这段惊心动魄又波澜壮阔改造过程。

　　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网友高戈里先生，在其《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对改造过程有着详细的叙述。

　　该书第四章第一节，纪录的就是当时的解放军五十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如何解开国民党起义官兵心理疙瘩的回答。

　　徐文烈在一次座谈会上，结合第六十军徐州会战的悲壮经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六十军是在台儿庄大捷结束半个多月后，临时紧急调往台儿庄前线的，当时是想“再打一个更大的台儿庄战役”，这个作战意图为什么没实现?

　　一位对战史颇有研究的参谋回答：敌情变了，徐州会战初期，在辽阔的中国战场，日军犯了平分军力错误，他们不仅在华北、华中两大战场上平分军力，其华北方面又在津浦、平汉、同浦三条铁路沿线继续平分军力，每一路伤亡一些，占领地驻守一些，在向南发展，兵力自然不足。台儿庄大捷后，日军发现徐州地区集结了我重兵集团，遂汲取教训，集中华北、华中两大集团主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分六路全力合围徐州地区的我军。徐州地处平原，便于敌机械化部队展开和攻击，以我之劣势装备与敌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消耗，势必重蹈京沪战场败师失地之覆辙。

　　徐文烈顺势引导：对!但这只是客观原因。战争不仅是物质技术力量的对抗，更是指挥艺术的较量。台儿庄大捷后，有人主张在徐州地区与日军进行战略上的“准决战”，蒋介石接受了。众所周知，中日战争是大而弱的国家被小而强的国家攻击，战争初期，如果在正面战场上硬拼，中国不是对手，对此，蒋介石并非不懂。他之所以在台儿庄大捷后，又往徐州地区增调了一倍多的兵力，是因为他把中华民族的命运押在西方列强为其远东利益出面干涉这一希望上。

　　潘朔端(原国民党一八四师师长，后解放军四野十二兵团副参谋长)点了点头，证实了徐文烈的分析：“听老长官卢汗说，当年六十军开赴抗战前线，他先期赴南京时，蒋介石告诉她：‘英、美、法几个大国决不会让日本独占中国，我们只要打一下，国际联盟就要出来干涉，你们不必多虑。’他找何应钦联系补给时，何应钦也说：‘战事不会打好久，现在国际联盟正在开会，日本不会再增兵，你们用不着多打算，六十军有一个营的补充编制足够了。’”

　　徐文烈将眉头一扬，展开了更深入的分析：毛主席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蒋介石不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或与之对抗上。也正基于这种幻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才采取不抵抗主义，向侵略者拱手相让东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虽然有所转变，但是不彻底，其战略方针依然立足于幻想列强出面干涉上，致使其战争初期实行了一条处处设防、节节抵抗、阵地硬拼的单纯防御方针，并组织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打又打不赢、守又守不住、败师失地的阵地消耗战。

　　“请教徐主任，你认为这仗该怎么打?”一位军官以谦恭的口吻婉转地表达了内心的不服：正面战场不抵挡日军进攻行吗?

　　徐文烈胸有成竹，一一作答。他说，从七七事变后第15天起，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文章和讲话，并在《论持久战》中全面阐述中日两国方方面的对比和应当采取的战略战术：中日战争在军力、经济力、组织力方面，日本强于中国，但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和正义的，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在这些方面，中国又优于日本。中日战争的这一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政治上的政策、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以及战争的前途。一方面，战争初期和中期，我们应坚决避免战略上的决战，以土地换取时间，在战略上以持久战消耗敌人;另一方面，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一部分城市、交通沿线，于是，给我们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由此，在战略防御阶段，战役战斗形式应该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和阵地战，利用我地广、兵多两个长处，主力兵团采取灵活的运动战，以战役战斗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积少成多，遏止敌人进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我军应以游击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应大量转入敌后，发动民众，向敌占领地开展广泛和猛烈的游击战，并尽可能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徐文烈从容地把军官们的思绪从战役战术领域引到战略领域，稍事停顿，又将他们的眼界拓展到政治领域：蒋介石之所以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完全基于政治上的短视。

　　徐文烈说，从一般军事常识上看，我正规兵团要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采取流动性很大的运动战，必须在战区内解决给养、兵员的就地补充，解决制造、捕捉战机时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问题。在敌人眼皮底下，不发动民众，军队能源源不断得到供给和补充吗?能有效地封锁消息、掩护军队出其不意的行动吗?要发动民众，农民备受盘剥、士兵挨打受骂、官僚腐败、专制独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得解决。但革新政治，将动摇现存的社会制度，蒋介石能干吗?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曾颁布过“二五减租”法令，但国民党统治区基本没实现过。

　　徐文烈继续说，实际上，蒋介石也曾向敌后派遣了近百万大军，由于他们不依靠和发动群众，由于他们坚持反共方针，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1941年崩溃于中条山，1942年败溃于浙赣，1943年覆没于山东，到1944年，除零星武装外，敌后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在此期间，国民党投敌部队近50万人，投敌将官58人、中央委员20人。事实证明，任何脱离人民的军队都无法汲取真正的力量源泉。

　　说到这里，一位军官还是提了一个问题：“徐主任，我想再冒昧地问一句，共产党在抗战期间，除了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还打了哪些大仗?“

　　徐文烈知道，军官们长期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要转变观念，并非轻而易举。他摊开了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耐心解释：抗战之初，共产党军队只有三四万人，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不久，蒋介石政府就断绝了一切补给，然而，到抗战胜利前夕，发展到正规军91万人、民兵220万人。共产党若真的“抗而不战““游而不击”，武器从哪来?人民群众又如何把子弟兵送来参军?事实上，从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总计对敌作战11.5万余次，毙、伤、俘敌伪136万余人，缴获1028门炮、7700余挺机枪、43万余支步马枪，攻克据点1.1万余座。在1945年全部侵华日军(满洲不在内)40个师团58万人中，共产党军队抗击了22个半师团32万人，占56%，抗击伪军则占95%。没有共产党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根本支撑不下去。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徐文烈翻出了一份缴获的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报道，念道：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军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方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的比率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徐文烈接着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党在敌后站不住，共产党靠自己的力量挺进国民党丢掉的大片领土，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其辉煌成就国民党不但视而不见，反而极尽诋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革新政治，会从根基上动摇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也正因如此，1938年武汉失守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本来有条件准备反攻，可他们不但很少发起较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反而对陕甘宁边区陈兵50万，并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所有这些，都是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无可争辩的事实!

　　当年，徐文烈慷慨激昂的发言，逐步化解了国民党起义官兵的抵触情绪，也逐步消融了多数军官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里浸着鲜血、系着乌纱的“正统”情结。

　　不知有着同样情结的“国粉”们看了这段历史，心底的“正统”情结能否同样得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