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体现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

【观点之一】“市场是一个无数经济个体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断收集、加工分散信息，并做出有目的的行动决策的动态过程，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政府对市场过程的人为干预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无效率，甚至危机。”（前言ix）

【商榷反驳】

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市场调节原理是亚当·斯密基于“人性自私”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在理想的市场制度中，供给和需求通过价格涨落机制得到灵活调节和自动平衡。理想的市场制度必须具备：1. 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无需成本地及时进行投资转移；2. 社会生产力结构具有弹性；3. 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的资源可以无限量供应。但是，市场需求总是千变万化，当投资者购置设备，雇佣工人，引进技术建造新的生产线，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时，原来在市场上闪现高利润的需求可能已经满足，便成为巨大的社会性浪费，市场经济天然存在“宏观失控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由此，张维迎先生“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的观点，忽视“企业家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天然形成的“周期性危机”，必须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解决。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结合起来，实现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根本性克服了市场经济“宏观失控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创造着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18%、近几年来高达30%的巨大贡献。

正是“有为政府”积极作为，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正是“有为政府”积极作为，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是“有为政府”积极作为，“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一万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 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

由此，张维迎先生“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的观点，忽视了“企业家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天然形成的“周期性危机”，而且其“政府对市场过程的人为干预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无效率，甚至危机”的观点，与“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近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快速提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成就更不相符。

【观点之二】“中国的企业家，很少有时间休假，甚至没有礼拜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一个中国企业家很难告诉你，下个月要干什么。”（第36页）

【商榷反驳】

中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就需要根本性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是什么？西方经济学者，萨伊（1800）认为企业家的职责是“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较高的领域”；马歇尔（1890）认为企业家是“不同于一般职业阶层的特殊阶层，特殊性是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熊彼特（1912）认为企业家将“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德鲁克（1985）认为企业家的本质“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由此，张维迎先生提出的“中国的企业家，很少有时间休假，甚至没有礼拜天。为什么？” 有“为什么”吗？西方经济学企业家的“敢于冒险、创造性破坏、系统创新”共性特征，已经决定着中外企业家都是“没有礼拜天”职业群体。

基于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传承，张维迎先生提出“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企业家精神是“对营利机会的警觉性、简单化、想象力、毅力和耐心”，并在熊彼特超越利润目标“（1）建立自己的王国的梦想；（2）征服欲和战斗的冲动；（3）对创造性的享受”基础上，增加“（4）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2】。无需质疑，“建立自己王国的梦想、对创造性的享受”都是基于“人性自私”的极端利己主义，那么“征服欲和战斗的冲动、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是否具有马克思17岁时写下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3】。请张维迎先生思考：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家，是否应该具备马克思17岁提出的“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4】。企业家精神理应包括“创造财富、造福社会、报效国家”。从企业存在的使命角度看，“创造财富”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基础；从企业家精神的深层内涵，理应“造福社会”过程中，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增长；同时，近代民族实业形成的“报效国家”企业家精神，必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发扬光大。【5】尤其，20世纪60年代《鞍钢宪法》，作为独立探索我国工业企业发展模式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通过《华为基本法》“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责任意识、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团结合作精神是我们企业文化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我们行为的准则”等当代传承，呈现出中国自主创新企业管理发展模式的蓬勃生命力，“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由此，需要着力突出“身处前沿”“民主科学”的企业家精神。

从国有企业家角度，“作为企业法人代表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委托你在企业内部行使职权，你不仅代表一个企业的利益，首先是代表国家的利益”【6】；从民营企业家角度，同样需要以“报效国家”为己任、遵循“先富带动后富”的国家契约，强化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尤其，能否跟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7】等，理应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家必备的能力素质。由此，张维迎先生提出的“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一个中国企业家很难告诉你，下个月要干什么”，是因为以狭隘的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为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根治资本主义市场“不确定性”与天然“周期性危机”的劣症顽疾，实现“有效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创举成功的制胜法宝。

【观点之三】“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放弃其对大量资源的控制，将国有部门进一步民营化，继续放松对商业环境的管制，那么中国企业的生产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大解放。”（第225页）

【商榷反驳】

新自由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学思潮，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其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新自由主义倡导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利己主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尤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出“只要有可能，私人经济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滴涓效应”歪理邪说，“资本家有钱了，总会漏出来给人民，人民自然就会有钱，生活也会变得富足”，成为里根政府经济学的逻辑支柱。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完成对苏联“和平演变”的“致命武器”：“政治路线上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政治制度上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组织路线上提拔重用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干部，军队建设方面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经济建设上实行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改革”，同时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8】。

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智利设置大量奖学金，并不断邀请智利学者到美访学，向他们灌输新自由主义，“智利国家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其结果是无限放大了市场失灵的风险……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冲突”【9】。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跨国经济、数字经济、金融与服务业成为了英国产业发展的重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90年16.67%下降到2019年8.59%”【10】。新自由主义是将财富“从大众转向富人、从穷国转向富国”的一种新型机制，所倡导的对金融化与技术变革的持续推进，不仅造成英国产业的空心化，更导致社会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摧毁了苏联、智利、英国这些优秀国家，同时，也在摧毁着美国。“美国到了今天，物价开始膨胀，股市3年时间一路注水，负债高达近30万亿美元，无论是媒介、银行还是华尔街已被犹太资本全线掌控。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对美国的恩赐”【11】。

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多为牛津大学研究人员，1992-1994年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的张维迎先生，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不仅对尚有所保留的芝加哥学派推崇备至，“弗里德曼对自由价格制度的优点和政府干预的缺点的分析令我非常折服……以致我后来工作单位的一位同事给我起了一个‘维迎德曼'的绰号”【12】，更对持完全演化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哈耶克折服备至。张维迎先生无视新自由主义是怎样摧毁苏联、英国、智利等优秀国家的沉重教训，提出“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放弃其对大量资源的控制，将国有部门进一步民营化，继续放松对商业环境的管制，那么中国企业的生产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大解放”，确实忽视了改革开放40年，尤其近10年“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辩证统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同样忽视“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3】。请张维迎先生能从“摧毁优秀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蓦然回首，走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向“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的“人民理论”。

【观点之四】“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量权。……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第244页）

【商榷反驳】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对政府职能作出明确定位：“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同时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14】。“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导向，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张维迎先生提出的“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量权”，源于亚当·斯密“政府是守夜人”的自由放任思维，无视新自由主义“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对苏联、英国、智利等国家的摧毁性破坏，更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权力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但必须“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而绝非“不能有太多自由裁量权”。

即使西方政治学者，也高度重视政党政府与政府职能。谢茨施耐德开宗明义：“政党扮演了政府的主要缔造者的角色，尤其是现代民主政府的缔造者”【15】；罗斯金提出“几乎当今所有的社会，无论民主与否，都有某种政党制度来联系公众和政府”【16】。洛克强调“政府是人们自愿通过协议联合组成的共同体……政府就是代替大多数人行使权力的裁判者”【17】；密尔认为“政府既是对人类精神起作用的巨大力量，又是为了公共事务的一套有组织的安排”【18】。西方经济学者对政府作用存在重要分歧：凯恩斯学派，强调市场会经常失灵，在必要时，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永远不了解市场，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伸出的 “掠夺之手”。张维迎先生以新自由主义“掠夺之手”思维，忽视“市场经济”的前置定语“社会主义”，忽视“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理念，更忽视“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新时代，我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19】。民主与法治是国家治理互为推动的两大支柱，代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张维迎先生“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忽视了“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推动，倡导“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无形之中造成“官民对立”情绪，同时忽视“公法、民法、社会法”三大法系的不同职能定位。从民法角度，政府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主体，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如发行公债、享有财产所有权、接受赠与、对外以政府名义签订贸易协定等。但是，张维迎先生忽视西方政治学者“政府意味着握有官方职权的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20】 ，忽视中国政治学者“政府是一个国家为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按照区域划分组织起来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21】，忽视了由此而产生的政府“调整国家与普通公民、组织之间关系以及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之间关系”的公法职能，政府“旨在保障社会的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权益”的社会法职能。

尤其，“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和根本保障，“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中国共产党以整体、全局、共同的立场协调各方利益，“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弥补市场失灵。张维迎先生深受资本主义国家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的“三权分立”思想影响，提出“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忽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忽视“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类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必须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在公法、民法、社会法共同构建的法治体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请张维迎先生从“政府永远不了解市场，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伸出的‘掠夺之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走出，回归“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新时代发展定位，回归“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途大道！

注释：

【1】《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并讲话》，新华网，2015年11月23日。

【2】张维迎《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海南出版社2022年版，第3、27、142-14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求是》2022年第21期。

【5】参见谭泓：《中国特色劳动伦理的理论阐释》，《哲学研究》2022年第7期。

【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求是》2022年第21期。

【7】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8】参见黄星清《从苏联解体看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危害性》，《红旗文稿》 2016年第12期。

【9】蒙克《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之名加剧不自由》，《新民晚报》2019年11月31日。

【10】黄平、李奇泽《英国工业因何衰落和空心化，新自由主义扮演了什么角色》，2022年6月22日。

【11】《公知有多强大？优秀国家是怎么被摧毁的？》，“一个坏土豆”公众号，2021年6月12日。

【12】张维迎《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济南出版社2022年版，第149页。

【13】《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1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

【15】 [美] E.E.谢茨施耐德：《政党政府》，姚尚建、沈洁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16】 [美]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17】 [英]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9页。

【18】[英] J.S.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2-56页。

【20】[美] 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3页。

【21】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