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丨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道路和制度自信

点击：作者：尹国明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0-04-02 09: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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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不能忘记历史，更要提防有人虚无历史

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是西方娱乐化的一个节日，但今年的愚人节，因为疫情，西方人轻松不起来。

对一些不肯忘记历史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也不轻松。每年这一天，都有很多人会记起2001年的今天在中国的南海发生的事情。那是扎在很多人心头的一根刺，但也提醒中国人牢记忘战必危的道理，牢记伟人的提醒，对手的本性不会改变，那件事也在激励着我们加速前进。

经常有人说，“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这句话每次看到都是心情不能平静。虽然有很多不足，但我们每天享有的和平和稳定的生活，对一些国家来说就是奢侈品，并非自然而然的天赋而来，那是很多英雄前辈，当然还有很多当代的勇敢逆行者努力的结果。

基辛格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外国人说这句话，应该是心情复杂，我们作为中国人听起来，应该是心潮澎湃，尤其是在刚经历过疫情考验的我们，对这句话是不是特别有感触？

这些人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

总有一些人为了这个国家，付出了太多，包括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护中国人。王伟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以及他们的事迹，忘记不只是意味着背叛，而且是意味着我们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于已经逝去的勇士而言，后人的背叛影响不了他们，影响的是忘记者的切身利益与自身安危。

历史的教训实在太多，而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历史教训。所以历史虽然不能简单的重复，但经常会押着同样的韵脚。

黑格尔这句话放在当代仍然成立。

有人提醒我们记住历史，记住历史教训，也有人在想办法让我们忘记历史，或者忘记真正的历史。

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又称阴谋史学，正在做的事情。

为了达此目的，一些文人做了很多努力。

其中，有利用蒋介石日记为蒋介石正名，为民国翻案的历史学家。

也有，用日记体褒贬当代，用小说否定土改的作家。

他们让我们颠倒对历史的认知，抹去我们的历史记忆，还要从文化层面抹去我们文化自豪感。

二、近代史以来最重要经验总结是什么？

一部近代史、现代史及当代史，曲折坎坷、波澜壮阔，能让我们总结的东西太多，但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两句话：

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很重要，道路和制度选择最重要。

关于前两者，我们之前文章提过918事变之前日本关东军重要人物为什么敢军事冒险的例子：

面对装备精良，人数是己方十倍的东北军，日本关东军一些将领对发动战争要打退堂鼓，板垣征四郎就这样给他们打气：中国人没有国家概念，不过是自治部落加一个国家名称而已，由此认为中国人不会真正的抵抗。

自近代史以来，中国人其实就做了一件事：选择适合中国的道路，花了一百年时间，才终于确立：社会主义。道路一经选择正确，其他都是努力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道路是理论的具体化，制度是道路的体系化。

由此才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挨饿的问题，抗美援朝一战，结束了西方列强假期中国依靠社会主义，才得以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其中包括对于粮食增产具有至关重要促进作用的化肥工业，并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中国安全建立了核保护伞，打开了中华民族上升的空间。

中国人民用一百年的不断试错，才最终找到并确立的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容易吗？能允许别人随便否定和放弃吗？

三、中国解决挨打问题，主要靠什么？

现在媒体经常提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中国经过70年发展具备的实力，已经初步具有了让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化大转折的力量。中国力量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近代史是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的，也就是从中国落后于西方开始的。李鸿章称的三千年大变局，虽然是具体指中国的主要外部威胁来源从西北转变为东南沿海，从游牧民族变成西方海洋强国，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不只这一层意思，甚至也不是深层次的涵义，大变局是指中国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

与此相应的变化是东方全面落后于西方。

现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有人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者是从中国近代史开端算起，是指中国从落后（于西方）到再次强盛（于西方）；后者是从西方崛起的开端起算，意思是西方再次落后于中国带领的东方。这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个角度，是同一个问题的A面与B面。

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具有地区意义，而是具有全球意义；引发的改变不会只是局部的改变，而是全球的根本性变革。

一是西方从辉煌的顶峰开始衰落，中国快速崛起，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二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东西方在世界文明版图中的地位再次转换。

西方通过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诞生创造了外部空间条件，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完成，其他西方国家得近水楼台获得先发优势。这次生产力的革命，颠覆了东西方文明的天平。坚船利炮对冷兵器的代差优势只是表象，背后是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代际碾压。

但中国的衰弱还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落后，精神层面的问题也很大。落后容易挨打，但并不意味着必然挨打。人的因素还是第一位的，解决了人的精神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物质方面的差距，至少不会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那么被动。

那段历史中的衰落到什么程度？金一南做过描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二十八条，军队一万五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两万五千人，长驱直入北京，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顷驾于大国首都，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到了八国联军1900年入侵北京的时候.....，你看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日军最多八千、俄军四千八、英军三千、美军两千一、法军八百、奥地利五十八人、意大利五十三人......八国联军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向北京出发，满打满算18811人，就这么点兵力，还有七千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击出发，十天之内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带有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五六十万。

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绝不只是因为硬件出了问题，软件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软件主要指精神，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认同出现了严重问题，国民精神萎靡，且一盘散沙，就是每个人给一颗手榴弹，也未必能保护自己。装备先进的北洋水师败给日本，以及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几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因为不抵抗把沈阳拱手让给几万日军，最后退出东三省，都是精神层面出现问题的具体表现。

面对大变局，中国一部分（相对）进步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在找原因，找出路。这就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实践，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但一个个都失败了，中国还是没有解决如何不挨打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自信心由此跌到谷底，变成一个自卑情绪弥漫的民族。这一自卑，影响深远到今天的一些文化“精英”。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整体比较悲观的。比如鲁迅先生，一段时间把自己的时间用于研究古碑的抄本，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面对的困境，犹如一个“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后来经朋友的提醒，考虑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鲁迅先生开始呐喊，但对于未来的希望有多少信心，至少在《呐喊》的序言之中，是看不到多少的。鲁迅的小说里面，揭露国民劣根性的诸多笔墨，让人感觉到希望之于中国还在极远处而且渺茫不可见。

鲁迅先生为什么会这么悲观，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看到适合中国的道路在哪。之前中国的尝试那么多，都失败了。

当时有一部分文化人，开始觉得中国落后于西方，既不是“器不如人”，也不是“制不如人”，而是文化不如人，甚至是人种不如人，这就是逆向种族主义的“先驱”。

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还是后来为中国找到正确道路的那些人；其中最重要的那位，名叫毛润之。

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是因为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力量，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和现实的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和光明的前途，以及通向前途的道路。

伟人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改变历史走向，扭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伟力存在于民众当中。

连一贯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农民被成功的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他们只是阿Q、闰土、祥林嫂......当然鲁迅先生后来也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变得乐观了很多。

这就解决了力量来源问题，并且和马列理论结合起来。马导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有一句话：“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会变成物质力量”。

这一点说易行难，是怎么做到的呢？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一语道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得以看得见的利益”。

理论再先进，要让群众掌握，首先得让群众接受，这就需要让群众看得到“看得见的利益”。

伟人他们就是这一点做得最好，所以他成为最伟大的创业领导者，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可能变成了现实，把鲁迅先生认为“存在于将来”的希望，兑现为胜利的果实。现在做的好的公司，比如华为，也在这方面有伟人方法论的影子。

如何给群众看得见的利益？先要认识到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

于是就有土改，于是土改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出来了。

要实现这一切，当然是靠路线保障，政治路线指明方向，组织路线作为保障，通过群众路线，得到群众的拥护。多个路线汇聚成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道路，通向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然后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建立了国家强大的基石和阶梯。从此，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的前进。

抗美援朝一战面对西方列强，中国打出了胜利，也打出了民族自信，宣告了中国一百年饱受西方列强屈辱的历史终结。彭德怀元帅说：“几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块土地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

四、中国发展成功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实行西方的体制，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中国不是资源大国，中国的区位优势甚至还不如同等人口规模的印度，经过几十年的长跑，中国再次接近世界之巅，能够依靠的是什么？只有正确的道路以及适合中国的制度。

作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英国在印度是下了功夫的。印度刚建国的物质基础，包括铁路等基础设施，比中国要好很多，新中国初建时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也并不比印度好。至于外部环境，中国要比印度恶劣的多，印度可以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因为谁也不用担心印度发展起来会威胁到自己）。印度对西方最大的好处是无害，所以印度无论怎么做，都容易被列强接纳。

为什么是中国先完成了工业化，经济规模和经济层级在70年代就已经和印度拉开距离？中国除了制度优势，还有其他优势凭借吗？中国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完全不是印度这样的西方体制可比的。

印度的封建残余至今都在制约着印度升级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甚至印度至今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而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已经通过几次革命，荡涤的比较彻底。所以中国可以轻装上阵，少了很多羁绊。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为什么可以很快就付诸实施，这都是在享用土地改革的成果。

总之，中国凭什么能够赶超西方，当然只能靠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和制度，这是根本。

西方国家为什么把自己的领先技术捂得那么严实，怕被中国学会并赶超。为了遏制中国，特朗普政府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不惜切断世界产业链，也要封杀华为供应体系，对华为（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斩首”行动）的技术限制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美国为什么一再建议和要求中国实行他们的制度？

当然不是为了让中国变得跟他们一样发达。

奥巴马在任上曾经说过一番大实话，有助于打破一些中国人对美国，对西方的幻想：如果中国人过上和美国一样的生活，那将是地球的灾难和不幸。

西方发达国家让中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恰恰是为了让中国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发达。

这句话虽然有点拗口，但意思表达不能比它更明白了。

换种表达方式，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让中国走发达国家的道路，就是为了堵死中国通向发达的道路。

有人自然会问，为什么日韩新加坡等国家，能够模仿西方发达？这些国家是在西方的允许范围之内，而且付出了很多政治和安全资源，比如韩国向美国交出了战时指挥权，还和日本一样允许美国驻军。中国这样的体量，西方绝没有允许的可能，奥巴马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可不是他一个人的意思。

无论我们对西方表现的如何卑微，如何表态服从西方的领导地位，西方都不可能允许中国和他们一样发达。

分析到此，至关重要的道理也就清楚了：中国成功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实行西方的体制，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把握住了这一点，中国的未来可期，中国的崛起可待。

中国唯一犯了就没机会改正的错误，就是道路选择错误。

西方遏制中国的关键，就是要诱导中国改变制度，也就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体制转轨。

所有精神美国人、精神欧洲人、精神日本人的言论和主张，都在围绕着如何否定中国体制，主张中国要实行西方体制进行的。

这一点，方方是这样，支持方方的那些“文化人”、媒体人都是这样。

五、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最优的选择，没有之一？

西方体制是以自由资本主义为主，兼有其它因素，政府权力比较小，在很多领域让位于资本自治、资本管理。平时还看不出什么，一旦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大考，问题就出现了。

西方的有限政府，在大灾面前，也只承担有限责任。资本取代政府占用了那么多资源，却不会替政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因为资本只要利润不要责任。于是，西方社会就存在管理和责任的真空。澳大利亚森林大火燃烧了几个月，政府照样不着急，资本就更不着急了，这在中国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出了问题，成本由谁来承担，当然是全民。

一般的灾难，这个缺陷暴露的还不明显。遇到新冠疫情这样级别的考验，一切伪装就会褪去。

很多爱国主义者，只关心中国强大，不关心中国实行什么制度，这是局限性的思维，或者是国家主义的思维。

国家主义比自由主义，能够更多的对资本形成一定的限制，但也只是相对而言。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虽然高于自由主义，但和社会主义还有差距。

法国挡不住纳粹德国的钢铁洪流，首都很快沦陷，纳粹德国却最终止步在莫斯科前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同样是制度的PK。

到了这种级别和烈度的战争面前，国家实力主要取决于制度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不同的制度对于社会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是明显有差别的。

在中国，为什么是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力量，在日本的战争机器面前，表现出最强烈的抵抗侵略和民族救亡意志，具有最强烈的必胜信心。

这种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和国民政府的动摇完全不同，国民党把希望寄托在外部支援，是消极的以时间换空间，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即使胜利，也要付出割地的代价，于是，国民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国民党搞国家主义，在民族危亡面前，对胜利没有信心。

历史经验，包括教训，告诉我们：不但自由主义的主张不适合中国，国家主义的主张也不适合中国。

这一规律，以前成立，现在也成立。

六、经过疫情考验，中国人民补上了思想和认识短板

面对疫情对全世界的考验，中国凭什么交出了胜利的答卷，没有毛主席那代人创建的体制的保障，我们可能比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更惨。

我们的胜利当然也有代价，但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付出的代价还没有一个六千万的意大利大，这本身就是一种体制的优势。

只有那些干啥啥不行的人，用完美主义的标准放大缺点和问题，才能得出“没有胜利，只有结束”的谬论，才能继续对中国体制的否定。

总是有“完美”的批评者，没有完美的实践者。再完美的苍蝇也只是苍蝇。

这场疫情对世界的考验还在继续，无论是对欧洲还是美国，对于整个西方，这都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考验。

这场疫情是对国家之间不同制度的检验。只有那些习惯于面对西方跪着的人，才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随着中国取得抗击疫情的基本胜利，西方国家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本国民众的代价，

特朗普说美国新冠肺炎死亡10万人，就是政府的工作成绩。这句话说的云淡风轻，在西方政客的眼里，10万人的生命只是个数字。西方国家最担心的是疫情对西方国家制度合理性的冲击，对这点的关心胜过对其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化的关心。

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疫成果行否定之能事，同时对中国对西方的援助，不但保持变态般的警惕，而且西方媒体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妖魔化，原因皆源于此。

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里阻挡中国抗疫取得成绩，但他们要通过话语权，在观念世界里，抹掉中国的成绩，放大中国的问题。他们输在现实世界里，要赢在观念世界里，通过后者挽回前者，保证制度竞争的结果不会危及到西方体制的继续。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很荒唐的事情发生：

1、美国媒体把方方的日记视若珍宝，主流媒体登载，用来否定中国抗疫的成果。


2、西方国家政要和媒体开始不承认中国抗疫取得基本胜利的事实，办法之一是告诉本国国民中国的数据不可信。

3、连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援助都被殃及，西方媒体正在开足宣传机器，扩散以下消息：

——西班牙停用中国的新冠肺炎试剂盒并要求退货，理由是准确率不到30%。真实情况是西班牙订购的试剂盒是没有取得中国药监局许可的中国公司的产品。

——菲律宾拒绝使用中国的检测试剂，因为准确率只有30-50%。真实情况是菲律宾此次测试的试剂盒并不来自中国，也没有经过检验。而中国首批捐赠给菲律宾的2000个试剂盒，仍在使用且质量良好。

——捷克从拒绝使用从中国订购的新冠肺炎试剂盒，因为错误率达到80%。真实情况是捷克卫生部副部长说的使用不当造成的。

诸如此类的消息在英文媒体上满天飞，而真实过程和原因无人传播，被有意淡化。

在西方媒体上，中国只是问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媒体政客甩锅，美国这方面表现的最为恶劣，把新冠病毒的发源地说成是中国武汉，把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原因说成是中国隐瞒疫情和防控不力造成的。

5、把中国的援助说成是中国出于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