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张文木

本文发表于《中国国防经济》2009年第2期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必然伴随着新的国家群的崛起，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是线性的，即都不是GDP达到多少万亿以后起来的，也不是文化繁荣到什么程度起来的。唐朝玄宗时自称开创了“盛世”，可不久他就被安禄山赶到四川去了。宋朝文化最繁荣，结果让北方女真人将大宋打成一个小南宋，偏安杭州那个小地方，北宋皇帝被掠走成了阶下囚。明朝也是这样倒下的。相反倒是不少落后的国家在危机中崛起了，它们利用危机打倒了强大的国家。所以说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大国政治即资源政治，它本质上是为资源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大国博弈。世界稀缺什么，大家就争什么。争就得有武装，正如沙漠中有水又有枪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那种只有水没有枪，只干活不武装的人，只配作奴隶。水是资源，枪是军事，枪杆子加资源，决定世界财富的流向。钱，金戈叠架，源于战。1588年，弱小的英国跟强大的西班牙开战，后又接着与荷兰开战，战争胜利后世界财富就流向英国。1895年的日本也是这样，那时它将中国甲午战败的“赔款”全部用于1905年的对俄战争，打败俄国后，东北亚的财富就都流到日本。所以，历史不是线性发展，它恰恰是跳跃性发展。

金融问题就是资源问题。资本寻求的不主要是财富，而是稀缺资源。前几年国际财富大量流向美国，主要是世界对美国有信心，因为这位“老大”能打架，手里掌握着稀缺资源，谁也抢不走。钱放在强者的帐户里总比放在弱者的账户里让人放心。世界政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与之相伴的是，一些国家崛起了，另一些国家衰落了。毛泽东同志说：“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强国必然需要更多的外部资源补偿，不然强国的强势发展就不可能持续。外部资源大量回流以后，国内就会出现繁荣。古罗马就是这样。古罗马的兴衰和战争是同起同落的，败仗多了，古罗马奴隶耕作制基础上的繁荣也就衰落了。美国现在的衰落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在伊拉克被打败了。有人说美国必败，也有人预见美国金融2008年要出事。其实，如果没有伊拉克的失败，2008年的美国还照样好着呢。金融主要是靠信心支持，但信心也多是建立在预期值而非其本身价值上的。这跟股票的道理一样。，预期值是信心的基础。现在人们对美国的预期值降低了，是因为美国自己打败了，而且是在没人惹它，它在欺负别人时被打败的。但是美国是不是就爬不起来了呢？也不是，关键要看世界资源是不是还由它控制。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衰弱后又在尼克松手里缓过气来，在里根时期复苏，到老布什时期复兴，可到小布什时美国又重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病，因疯狂而再陷入危机。我们说控制资源，说的就是控制海外资源；而达此目标的关键是国家要有强大的制海权存在，如果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制海权没有旁落他国，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损伤的国力就会得到修复，其修复期大概有十年时间。这反过来也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物质基础。

资源、海权、大国政治，这三项是大国崛起不能逾越的“三段式”环节：资源是起点，也是霸权国家的目的；海权既是大国政治得到资源的否定（反者，道之动。）因素，也是通向资源的中介手段；大国政治是通过海上博弈获得世界资源的结果。没有海权，其他两项则不能成立。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家财富聚集主要靠海外投资。而保证投资效益的关键不在于GDP，而在于对海上通道的军事控制即制海权。英国崛起、美国崛起还有沙俄帝国的衰落都和制海权有关。英国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始终没有丧失制海权，这使海上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回流英国，这是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不败的重要原因。没有世界财富的回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出现的两极分化就没有办法消除。西方解决了国内两极分化问题，就是因为有海外有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利润回流。19世纪40年代，欧洲出现深刻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广泛的工人运动，可到七八十年代却又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是英法国家在40、50年代两次对华鸦片战争的胜利和1857年对印度的征服。欧洲打赢东方战争后，大量财富就流回欧洲，欧洲工人阶级也就过上了好日子，就由被压迫阶级转入压迫民族。

历史上国家崛起都是在世界危机中加速的，而不是在线性的GDP增长中发生的。有人说：等到GDP达到多少美元后我们腰杆就硬了。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时候，说这话是对的；但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这样的想法就基本是幻想。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还有中国的宋、明王朝的衰落及美国、苏联崛起的经验告诉我们，富不过三代，国家的衰落与国家崛起的规律都是非线性的。穷的打败富的，弱的打败强的，就是因为后者出现了危机。穷时怕匪，富时防贼，贼匪身份是可以转换的。1900年时，中国GNP不低，但欧洲利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危机，渡过了欧洲普遍发生的社会革命危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不如英国，但美国利用这两场战争造成的欧洲危机迅速崛起。其间美国并没有打英国。美国只是利用了英国的危机。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说：“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外交史学者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在1926年写的《平尼克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更是说。“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

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表明，近代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和GDP增长率均高于欧洲及其主要国家，斯大林时期的GDP增长率反不如沙皇维特时期。但其间的现实是，拉美人是欧洲人奴役的对象；沙俄帝国被日本打败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崩离析，而GDP不如沙皇时期的苏联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所以，国家崛起不能简单地看GDP的总量，要看它的结构是自主性的还是依附性的。斯大林说得好，沙皇给人民的是斧头，他给人民的是枪炮。是斧头还是枪炮，在GDP上是看不出来的，或许依附性国家比自主性国家的GDP更高，但依附性的国家不会比自主性国家更强大。所以，GDP不是国家崛起的主要标准，相反，国家的战略能力的高低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国家战略能力就包括了化解和利用危机，尤其是国际性大危机的能力。

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危机与20世纪70年代年美国出现的危机很相似：造成危机的原因都是对外战争的失败。印度利用那次危机，于1972年使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这大大改善了印度的安全环境；越南利用那次美国危机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则利用美国那次危机及与之相应的战略收缩进入联合国并成功实现了改革开放。

苏联和美国，尤其是苏联，是非线性崛起的典型案例。19世纪末世界经济危机，美国、日本却利用这次经济危机一跃而起。1898年美国一气拿下夏威夷、古巴、菲律宾等，到20世纪初，美国就从太平洋东岸来到西岸，此时正赶上中国衰落，八国联军打入中国。这样大量的财富就从东方回流到欧洲和美国。与此相反，俄国，更不必说我们中国，却没有在这场危机中抓住崛起的机会，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全面衰落，1917年沙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分崩离析。1929-1933年世界发生大危机并由此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和苏联都抓住了这次机会：二者联袂击败德、意、日轴心国后又回手击倒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丘吉尔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其间只有20多年，而且这次苏联崛起并不是在GDP达多少美元的基础上发生的，而是在成功利用世界危机的基础上发生的。在这次危机中倒下的并不是弱国，而是大英帝国及由它带起的整个欧洲霸权。

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国际斗争本身就没有道德可言，丘吉尔这人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思维，明白得很，栽了就自认倒霉。姜还是老的辣。罗斯福去世后，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忽悠着美国到朝鲜和越南去透支国力，最终美国在麦卡锡和凯南的驱赶下裁倒在这两场战争中。英国倒下后，丘尔吉一篇铁幕演说，让美国拖垮苏联，又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现在又加上个伊拉克战争——拖倒了美国。

现在我们中国遇到的困难并不是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困难，却类似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所面临的难题。那时候美国国内也是危机重重，芝加哥工人罢工，一上街就是几十万，我们现在享受的“五一节”、“三八妇女节”等都是那时候的美国工人阶级争取来的。那么，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呢？尽管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也实行过凯恩斯新政，但仅凭这解决不了美国深刻的社会矛盾，它只是从内部用政策调整财富相对平均，但平均主义政策的结果会影响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因而也不可能持久。美国后来走向世界，发展海军，增加“诗外功夫”，将国内问题放到世界范围考察并予以解决。近代欧洲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也是这么解决的。欧洲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激化的，此间马克思主义兴起，到处都是“布朗基”式的革命密谋。但到七八十年代欧洲社会矛盾缓和了，出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当时欧洲人没有返回用平均共产主义的老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从世界范围内获得利润回流，并由此渡过了危机。两极分化问题涉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及其速度问题：注重了公平，就影响速度；注重了速度，又影响到公平。西方人从世界入手，解决了本国的公平问题。但要介入世界事务，就得有强大的制海权。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资源问题。现在人家称中国为制造业国家，但我们制造业的核心技术相当一部分并不在我们手里，更危险的是对制造业至关重要的资源在中国也日益匮乏。如果在世界资源分配中没有相应可控的配额，中国经济就容易受制于人。羊的生活确实比狼“绿色”，也很“文明”，但在狼面前，羊只是狼的一顿美餐而已。苏俄刚建国的时候，列宁曾批评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有很优秀的品质，但在经营方面却不如那些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列宁告诫说，与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不然就不能与狼周旋，就不能打败狼而只能被狼吃掉。满口之乎者也，这是牧师的做派，不是政治家的做派。你看斯大林在出兵东北前就问罗斯福：用什么补偿苏联人民；说白了就是你以什么回报苏联出兵。

在2008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中国为世界做着巨大的贡献。我们是实物生产国家，正因此我们才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能够给世界，尤其给西方国家提供了缓解危机的帮助。但实物生产的脆弱性在于资源短缺；没有资源，光有技术和劳动力是不可持续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农村改革目标，在个目标下，中国将有三分之一的农村要卷入城市化生活。城市化生活是一种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需要更大规模的资源跟进，而我们现在资源日益匮乏，已非“人谋”可以解决。

经济问题历来都是与政治问题连在一起的。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中国对世界市场和资源如此依赖，使中国台湾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了不能再拖的“瓶颈”问题。除了美国因素外，今天台湾问题更多的是日本右翼暗中支持“台独”问题。日本为什么近期在钓鱼岛如此高调？它怕失去台湾。我们看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其中日本就没有承认中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它只是“理解和尊重”而没有“承认”中国的这一立场。关于台湾问题，它说“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说：“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这样，问题随之产生了，因为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的是“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这就是说，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这份中日关系基础性文件中偷换了概念，回避了中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实质性立场，而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日本在文件中只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的隐喻式表述。此后，日本政府在中日文件中更是以单列条款的方式越来越突出地强调这一隐喻。所以钓鱼岛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钓鱼岛在猫耳洞或珍宝岛之类的其他地方，这都不是什么大事。我们现在海洋战略武器的效用受到海区深度的制约，而台湾就是解决这种制约的关键环节。目前中国航天已是“飞龙在天”，如果我们的海洋战略武器可以自由地进入深海，中国就可潜龙在渊了。

国家独立和主权统一是大国崛起的前提。德国是通过俾斯麦的统一而崛起，独立后的美国也是通过林肯的统一而崛起。那么中国呢？美国南北统一后迅速发展，1898年美国海军气吞万里如虎，一年里拿下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连续三级跳跃就来到远东。此后远东的财富就滚滚回流美国。现在我们尽管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但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另一个“大局”更多的是望洋兴叹，这显然不行。这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用世界战略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化解不了中国的国内问题。在全球战略上，我们只有先脚踏实地，然后才能仰望星空。历史也并不总是在牧歌中前进的。现在危机在我们面前，机遇也在我们面前。在重大的历史机遇面前，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美国、苏联都强力抓住了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为世界性的大国。“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历史永是胜利者的历史。

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留给我们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嘱托，邓小平同志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现在我们很快就进入21世纪20年代了，离2050年并不遥远了。我们不能容许台湾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台湾问题不仅是主权问题，也是海权问题；海权问题，又是中国完成邓小平同志嘱托的关键环节。在台湾问题上，一万年太久，我们当“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