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中）

点击：  作者：张文木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18-09-22 10:22:59

 

 

【内容提要】中国西部以昆仑山为中界分南北两部分：南部为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主要反映了中原王朝与滇缅区域民族的融合关系；北部为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反央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的融合关系，而西部边疆地区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中国整体安全且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大学问。论从史出，本文试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总结其中“百世不磨”[1]即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与教训，借鉴当下。

 

本文六万余字，全文刊发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主办）2018年第4期。本公众号获作者授权，将分篇发出，此篇为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 

张文木

 

一、滇缅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基于中缅边地历史变动为线索的考察

 

（三）驱虎喂猪，崽卖爷田不心疼

——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失误与教训

 

第一， 驱虎喂猪，打破西南战略力量间的平衡以至自毁长城，是明朝治边政策的严重教训。

 

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扮演的不是驱逐而是主动打残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的角色。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

 

元朝后期，朝廷对西南边地控制减弱。1312年，站稳脚跟的混依翰罕脱离元朝金齿宣抚司，在勐卯（瑞丽）称王，自号“思汗法”，建立“麓川王国”[3]。1317年，思汗法挥师征服景迈（清迈）、景线、景栋、勐泐、腊门、腊光等地，1343年，在瑞丽江河谷大败前来进犯的元军，后至芒市河下游三台山再战，亦大胜，麓川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大理。此后多年，双方几次再战，直到1355年，因长年征战国库亏空，思汗法才命其子莽三到北京纳贡请和，此时元廷已无力暇西南，只有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册封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

 

1368年元顺帝逃回蒙古,明朝建立。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不久改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4]，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在中国元明交替的这段时间，中国西南边疆域外的缅甸也进入近半个世纪的诸王分裂状态。缅甸南部孟人在锡当河和伊洛瓦底河之间建立的勃固王国（1287~1531年，治所在今缅甸勃固）、掸缅人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国（1364~1555年），逃往锡当河流域的缅人建立东吁王国，加上西部的阿拉干王国，缅甸陷入战国时期。

 

这些处于战乱中的王国起初并没有强烈的独立于中国的意识，他们乐意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阿瓦王派板南速勒入贡中国。翌年又遣使入贡，明廷设缅中宣慰司。至于接近安达曼海因而更遥远的勃固王朝，因离中国悬远，双方交往多止于礼仪。

 

明朝建立后，经过朱元璋十多年的努力，边疆各地复归统一。在西南方向，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西南麓川、缅里、车里、八百媳妇等，皆因不甘受他邦“侵夺境土”[5]，纷纷内附，“愿臣属中国”，“庶免欺陵”[6]。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置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7]、木邦军民宣慰司[8]、缅甸宣慰司[9]、八百军民宣慰司[10]、车里军民宣慰[11]；1403年（永乐元年）又设缅甸宣慰使司。明时期中国西南滇缅辖界从蒙元时期的东经94度收缩至97度以东[12]。由于路途险远，各宣慰司独立性较大，其间纠纷，明廷多采调停、平衡的立场[13]。

 

1399年（明建文元年），麓川宣慰使思伦法去世，其子思行法继位，麓川势力渐衰。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麓川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明正统五年），多次击败明军的征剿，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缅甸、车里、八百等地皆受其控制，俨然以“麓川国”自居，其地东接景东府，南接车里、八百，北接西番（西藏）、东接永昌（今保山）。麓川自立头目，“相助为暴，叛形已著”[14]。其日益明显的独立明廷的倾向，促使明廷大举出兵，“三征麓川”。

 

1428年（明宣德三年），“云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任思发夺南甸州地，请兵问罪”[15]。明廷反复劝说任思发，“时思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16]。1441年（明正统六年），幼冲之年登基的明英宗受急切提高自己声望的宦官王振——这很像东汉窦太后时期的急于通过打击北匈奴的胜利提升自己地位的窦宪——的挑唆，决定武力镇压。但这一决定受到众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坚决的是翰林侍讲刘球——他很像反对窦宪出征北匈奴的宋意。史载：

 

正统六年，帝以王振言，大举征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驭四裔，必宥其小面防其大，所在适缓急之宜，为天下久安计也。……今麓川残寇思任发素本羁縻属，以边将失驭，致勤大兵。虽渠魁未歼，亦多戮群丑，为诛为舍，无系轻重。玺书原其罪衅，使得自新，甚盛德也。边将不达圣意，复议大举。欲屯十二万众于云南，以趣其降，不降则攻之。不虑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军民交困，若复动众，纷扰为忧。臣窃谓宜缓天诛，如周、汉之于崇、越也。[17]

 

意思是说：古者帝王治理边地都是原谅当地部族的小过，提防大他们的大阴谋。现在麓川思任发一直安分管属，可我们的守边将军没有节制，致使思任发复反并劳烦大军。皇上也下诏宽恕其罪，但边地将军不理解圣意，又要大举发兵，屯兵十二万，试图迫使思任发投降。这些人不知“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的道理，其结果会将国家的有限资源大量耗于不重要的方向，一旦北方有事，就无以应付了。兵部不纳刘球意见，“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18]。由此开始了时近八年的对麓川地方独立势力反复清剿的“三征麓川”军事行动。

 

正统八年（1443年），据报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反击，五月，朝廷复命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率兵5万，再征麓川。当月，刘球再次上书反对，可贵的是，刘球还指出了此种远征的胜利将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失衡：

 

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赀爵赏不可胜计。今又遣蒋贵远征缅甸，贵献思任发。果擒以归，不过枭诸通衢而已。缅将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共分其地。不与则致怒，与之则两蛮坐大。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设有蹉跎，兵事无已。[19]

 

消灭了一个麓川的结果增加了两个对手，后果应验了刘球的预见：西南战略力量分布失衡后，在比刘球设想的更长的历史中，中缅边境真是“设有蹉跎，兵事无已”。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大将王骥第三次远征麓川[20]。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21]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待。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献贼首者，予以麓川地。[22]

 

明军将麓川王思任法之子思机法驱至大金沙江（今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明将王骥已是力所不逮，明廷也因当年北境出现瓦剌也先南犯并俘英宗的“土木之变”，只有与伊洛瓦底江对面的麓川旧部划江休战。书载：

 

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23]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詟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帝为告庙云。[24]

 

明军占领允姐兰（今瑞丽以西），以捷报班师。1450年（明景泰元年）“缅甸宣慰已擒获思机发，又将思卜发（思机发弟）放回孟养”[25]，1455年（明景泰五）年，胡志将思机发“槛送京师”后明廷“乃诛思机发于京师”[26]。

 

麓川灭亡后，明廷“分其地立陇川宣慰使”[27]。1456年（景泰七年），陇川宣慰使派人进贡[28]。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29]，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30]。

 

但是，明廷没有意识到自己“三征麓川”的胜利已打破了原有的缅北与缅南的力量平衡，与公元91年东汉窦宪消灭北匈奴造成的“漠北空矣”[31]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相同，明廷消灭北方麓川国的结果是帮助南方缅人消除了北方力量的制约，由此缅人迅速崛起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明清朝廷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明廷三次大规模用兵麓川之地（即今保山陇川区域），是滇甸交通的最重要的枢纽地带，也是汉唐以来中缅边界历史上拉锯及磨擦最频繁的地带，因而也是历史上中缅边境最敏感的部位。1591年，时任兵科给事中张应登注意到陇川对于滇缅通道的地缘政治的枢纽意义，认为：

 

陇川最大，南通缅甸，西傍迤西，东邻木邦，宜移腾越参将驻札彼中筑城屯田、团练乡兵，以联诸夷，控制六慰[32]。[33]

 

元朝在西南边境力量推进和明朝的收缩变化表明，伊洛瓦底江是中国西南边地扩展的极限，而保山则是缅甸势力东界扩展的极限。中国西南极边的哀牢、夜郎、南诏、大理、金齿至麓川等在历史上是中原王朝对西南控制力最薄弱的地域，与此相应，在缅甸全国统一政权没有形成之前，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反叛中原政权的力量底线——这个底线后来为缅甸取代——也是中原政权对西南边陲控制力的极限。

 

这些地方政权归属感往往随中原王朝力量强弱而摇摆；也就是说，在中原王朝较强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因相互对立而争相向中国称臣纳贡并希望由此得到中国的庇护；而在中原王朝力量相对弱或中原内战而无暇西南时候，他们的独立倾向就会加强并对中国形成边境威胁。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不是西南诸地方政权的独立而是不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缅双方力量极限处的缓冲区出现力量真空。在这方面，明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方面的教训是最惨痛的：明廷无端地将一个时不时派使者入中表示“愿臣属中国”[34]的缅甸“培养”成中国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缅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进方物”[35]，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廷“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36]。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发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此事明廷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喻缅及百夷各罢兵守土”[37]。后因百夷部落内乱此事才得以消停。

 

1403年（永乐元年）缅甸又遣使表示“缅虽遐裔（远），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38]。由此，明廷又设缅甸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臣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39]。此后缅甸在与周边土司的领土纠纷中，也乐意接受明廷的调停，在征讨麓川的过程中缅甸方也协助明廷活捉“叛酋”思任发。

 

但是，在明廷将麓川独立势消除后，明缅矛盾立即提上日程。半个世纪后，中缅之间的冲突就有了国家间冲突的特征。

 

首先，缅方以擒获思任发，要求明廷以麓川地作交换，兑现“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40]的承诺，导致“朝命遂有并征缅甸之命”[41]，并集大兵汇集腾冲。1444年（明正统九年）总督尚书王骥已“驻师江上，缅人亦严兵为备”[42]。只是由于麓川尚未彻底平息，王骥回调部队。1447年（明正统十二年），木邦宣慰使和缅甸前宣慰使的儿子马哈省、以速剌派使者赴京城献思任发首级，皇帝任命马哈省、以速刺任宣慰使，赐敇书和冠带、印信。以速剌即要求孟养、戞里的土地，并愿助朝廷大军尽快消灭思任发之子思机发。

 

1451年（明景泰二年），明帝“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43]，但缅方却不交出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为留后手又放思机发弟归孟养。同时缅再遣使请求孟养地。“朝廷知其要挟，故缓之。”[44]1471年（明成化七年），除孟养外，缅人得寸进尺，又索贡章地，说“贡章乃朝贡必经由之途，乞与之”[45]，并要求将没有军籍的李让做冠带把事，以供他们差遣。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以为李让为中原人，以任“把事”，不合体统。朝廷拒绝了缅人的要求。

 

15世纪末，明朝北方压力日增。自1449年土木之变后，瓦剌部渐衰，鞑靼部兴起，明北境再次进入周边事多之秋。鞑靼毛里孩于1465年、1466年、1467、1468年、1469年、1470年、1472年、1473、1474年、1475年、1476年、1480年、1481年、1482年、1483年、1484年、1486年、1488年、1489年、1490年1493年、1495年、1496年，以不同程度的深入侵扰[46]。明廷对西南边事日显捉襟见肘，逐渐放松了对云南极边地区的管理。

 

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403～1526年）是明朝在西南边境所设的六个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之一，隶属于云南承宣布政使司，辖地即缅甸阿瓦王朝。1488年（明弘治元年）缅甸来贡并声言安南[47]侵其边境，次年经明廷调停安南罢兵。

 

嘉靖初年，孟养酋长的儿子思伦向邻地缅甸发起攻击，杀宣慰莽纪岁及妻女，占据其地。嘉靖五年（1526年）孟养、木邦、孟密三家土司联合将缅甸宣慰司辖地瓜分。缅甸诉于明廷，皇帝没有回复。直到1527年（明嘉靖六年），朝廷才派永昌知府严时泰调查此事，导致思伦纵兵起变，杀死千户，严时泰逃跑，事后朝廷也没追究此事。

 

但明廷的怠懈终酿成大患。缅甸宣慰使莽纪岁之子莽瑞体在战乱中潜逃，奔东吁母家，建立东吁王朝，从此缅甸脱离中原王朝，开始其独立和统一的历史进程。需要说明的是，此后的缅甸，就不是此前作为中原王朝治下的地方政权，而是脱离中原王朝的独立的国家力量。史载：“盖自天启[48]后，缅绝贡职，无可考验云。”[49]

 

当时，麓川国覆灭后，缅甸即东吁王朝的对手在北面是明廷扶持起来的的孟养、东面的孟密和木邦。明廷对其政策则是“荒服之外，治以不治”[50]。这样的政策导致处于缅中力量交界地带的地方势力不敢完全无所适从，即不敢效忠明廷，也不敢效忠缅方，其结果在中缅交界地带，割据势力是要么自立为大，要么见风使舵，完全不能有定性。

 

另一方面看，造成西南边界伸缩无常的原因，是中国中央政府在此鞭长莫及，既无力打击窜犯势力，也无力支持遑论保护效忠本朝的地方势力。特别是麓川国被消灭后，明廷西南失去了有力的屏障，这一方面加剧了西南其他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这为位于缅甸锡当河中游的东吁王朝在16世纪的顺利崛起并成为缅甸主体政权提供了较好条件。

 

莽瑞体（1531～1550年）嗣临东吁王朝，此后便开始了自蒲甘王朝后第二次统一缅甸的事业。北方大国麓川势力严重受挫,使南方缅人在北方压力大为缓解。这使得东吁国可以调头南下。1539年顺锡当河南下攻占勃固并立都于此，1541年，东吁军队进攻马都八（今缅南的马达班），1542年占领卑谬，1548年西征阿拉干,1549年、1555年北上占领阿瓦（治所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灭阿瓦王朝。至此缅南大体统一。

 

1557年东吁东征兰纳王国（位于泰国西北清迈），打通进入泰国的门户。1563年、1568年，两次东征泰国，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缅甸。

 

1575年，东吁挥师北向，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地先后为东吁王朝控制，1579年，缅军攻下孟养。此时由于没有北方其他势力与南方缅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谕之”[51]地不断忍让，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缅力量“以无援败”。[52]

 

驱虎岂能喂猪，明廷的忍让引来缅人更大的进攻。

 

1581年，莽应龙继任东吁国王，随即向明朝发起更大规模的边界侵犯。1582年，东吁军“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53]。攻下干崖，入姚关（今云南施南县姚关），进顺宁（今云南凤庆），明廷指挥吴继勳、千户祁维垣战死。又破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54]。接下来东吁兵锋直指滇边战略要地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等。

 

西南边事十万火急，明廷急调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军，率数万官兵赶赴云南前线，大败缅军于攀枝花，随后乘胜进击，于1581年底至1582年春“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55]。1584年，孟养、陇川、木梆三地宣慰使和孟密的安抚使在威远营筑坛誓言：效忠明廷，保边境平安。

 

万历年间西南方向的攀枝花大捷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中缅力量边界伸缩的底线和极限。也就是说，在缅甸与中国之间，缅甸力量的极线——如果中国衰落的话——能达到云南保山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中国西南防线的被迫的底线；同样的道理，中国力量的极线——如果缅甸衰落的话——能达到缅甸阿瓦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缅甸被迫的底线；而目前的两国边界，从历史不断拉锯式的交锋看，就是两国力量中和和常态的边界。但这只是明朝以来的常态的边界，与元朝相比，明缅边界已大幅向中方一侧东移。而造成缅甸战略极线大幅延长的主要事件就是麓川国的覆灭。

 

由于没有明廷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有力制衡，而明廷在西南又边长莫及，1585年始，蛮莫、孟养、孟密等先后又倒向缅甸。1589年、1591年，东吁缅军复攻孟养、蛮莫、思化等地，均为明军挫败。17世纪初，东吁缅军与明军双方在北缅展开拉锯战，明军劳师征远，虽能击败缅军，却守不住地盘。1602年，东吁军队出动十几万军队大举北进，占领蛮莫[56]，次年为明军击退。

 

此时，东北努尔哈赤崛起，明廷捉襟见肘，对西南控制减弱。明军虽收复蛮莫，但当地土司在强大的缅军压力下无力支撑，缅军攻占孟养、孟密。1606年，缅军30万攻木邦，明廷兵不至，木邦失陷。原麓川、孟养、木邦所据地区转入缅军之手。由此，缅甸今天的版图也大体奠定。关于此，史有记载：

 

万历初罕拔、岳凤等导缅兵入陇川,三年（1575年）复陷干崖。七年（1579年）遂尽据孟养之地。十年（1582年）并据有干崖地。是年瑞体死。十一年（1583年）瑞体子应里并木邦地，湾甸酋亦叛附焉，遂寇顺宁以北，官军破走之，复收湾甸、耿马诸境。别将率兵出陇川、猛密，至缅境，于是木邦、孟养诸酋皆降。师还，缅复炽，数侵邻境。十六年（1588年）复夺孟密。十八年（1590年）又夺孟养及孟拱、孟广之地。二十一年（1593年）入蛮莫，寇陇川,官军击却之。寻复寇蛮莫，寇孟养。三十二年（1604年）猛养陷。自是以后五宣慰渐为缅所并。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57]

 

明廷在西南的收缩，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内因而言，此时的明王朝处于颓势，而16世纪后半叶张居正的改革又加速了这一颓势。[58]。此时明北境和东海外患日增；在国内，张居正以金融化为主线的改革加速了农民失去耕地的进程，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

 

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此时又适逢中原气候持续下降[59]，天下大乱，狼烟蜂起。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60]

 

就外因来说，除了明廷自毁制衡缅甸的主要力量——麓川国——的原因外，东北方向战事吃紧也是重要的牵制原因。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当年明廷发兵数万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军民共同抗日。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在釜山登陆，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壤，侵占朝鲜大片土地，战火弥漫朝鲜半岛“旦暮且渡鸭绿”[61]，朝鲜国王向明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廷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62]。兵部左侍郎宋应昌更是指出朝半岛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考舆图，朝鲜幅员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从西北长白山发脉，南跨全罗界，向西南，止日本对马岛，偏在东南，与釜山对。倭船止抵釜山镇，不能越全罗至西海。盖全罗地界，直吐正南迤西，与中国对峙。而东保蓟、辽，与日本隔绝，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鲜也。关白[63]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蓟、辽，京师巩于泰山矣。[64]

 

1592年12月，明廷以宋应昌为经经略、李如松为提督，“扬言大兵十万”[65]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至1593年初，夺回平壤，迫使日军南逍。开城、汉城相继收复，日军败退釜山。但当明军撤退后，丰臣秀吉又返兵重入朝鲜，“犯咸安、晋州，逼全罗，声复江、汉以南，以王京汉江为界”[66]。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2月，丰臣秀吉再发侵朝战争，1598年冬，在朝鲜南海海面与日军决战，日军惨败。1599年春“征倭告捷”[67]。

 

与此同时，努尔哈利用明朝对日在朝鲜半岛作战的时机，于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无暇他顾的明廷先后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结果是在“征倭告捷”的背后，努尔哈赤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即位称王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自始与明朝作对。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68]。此时的明朝国防已无力于西南。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东犯，“设八关于腾冲，留兵戍守”[69]，即在三宣之外沿山神护关[70]、万仞关[71]、巨石关[72]、铜壁关[73]、铁壁关[74]和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75]。这些关址已退至孟养以东，距明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至数百里不等。

 

这说明，由于北方，特别是东北方向的危机，明廷对西南滇缅边界拉据地带的当地亲华力量的保护已有心无力。明西南防御线大幅向东退缩：从迈立开江撤退至高黎贡山一线。防御也意味着隔离，陈用宾筑“八关”意味着明方主动与缅甸划了边界。学者何平写道：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将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侵扰，在三宣之外沿边修筑八关。此后，三宣以外诸土司，即今天缅甸北掸邦一带的傣族上层，和明廷的关系就较以前疏远了。[76]

 

与长城的修建的意义一样，“八关”建立的同时，也划出了作为国家而非“宣慰司”的缅甸的界线，它事实默认了一个新的国家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出现了。

 

第二，驱虎喂猪，明西南治边政策犯下颠覆性的错误，以至造成“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的恶果。

 

可悲的是，明廷自毁麓川后，又“快马加鞭”，毁掉了很有战斗力且忠于明廷的孟养。

 

钱穆先生对明代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出鲜明的批评。他说：“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77]明西南边地防御塌陷便是明人空论的结果。

 

明万历初年，缅甸莽瑞体来诱陇川土司多士宁，多士宁不从。多士宁“言中国广大，诫勿妄动”，不久多士宁被部下岳凤所杀，岳凤随后投缅并接受非法任命。时干崖宣抚死，莽瑞体从木邦借兵一万，侵孟养。1573年（明万历元年），莽瑞体攻入陇川，“尽杀士族属妻子”[78]。陇川一破，进入中国内地的大路便打开，至1575年（明万历三年），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79]。

 

孟养军民宣慰司位于缅甸军民宣慰司的正北，几乎占据今北缅瑞丽江以北地区。而陇川则是孟养与明廷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稳定孟养对于稳定中国西南形势至关重要。与元时相比，明廷对西南的控制已大幅后退，唇亡齿寒，如再失与缅甸对立的孟养，在孟加拉湾以东至高黎贡以西的广阔山地间，明廷就会直接面临一个完整的对手，其西南的安全形势将由此大幅恶化——况且，由于东北形势日紧，此时的明廷在西南方向已没有“三征麓川”时的雄心。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朝廷遣使到孟养，让为朝廷忠诚戍边的思个归还俘获侵略者缅方的士兵和战象，赐金银丝软，以抚缅方。即使如此，瑞体并不领情。第二年便发兵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因无朝廷兵援失败，他本打算逃至腾越，在中途却“为其下所执，送瑞体（应龙），杀之，尽并孟养地”[80]。1580年（明万历八年），云南巡抚遣人招抚缅甸，“缅不应”[81]。

 

明廷打败麓川国、自毁边疆屏障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明廷自拆藩篱并由此造成西南边域战略力量失衡，此后，缅甸力量迅速坐大并迅速向北面的孟养挺进；失去孟养后，在西南边地明廷已无可能平衡缅甸的力量。缅甸已一家独大，以至云南巡抚痛呼：

 

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82]

 

第三，坐而论道，明廷与前线巡抚的认识完全脱节。

面对强大的缅军，明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抵制缅甸。1576年（明万历四年），缅甸大举北攻孟养。孟养土司思个坚信明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向朝廷告急。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要求思个坚守待援，传檄邻近土司依期增援孟养。同时派人深入缅境侦察，依据情报准备部署军事行动。

 

十二月，官兵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到，命部队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自己则率军设伏于戛撒（今缅甸沙杰），缅军中计并陷入困境，“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此时应为莽应龙（1530-1582年）——作者注）窘甚”[83]。思个遂求明军迅速驰援以歼缅军，时巡抚云南巡抚王毅菴得张居正复信：

 

滇中自从嘉靖以来，屡婴多故。其初皆起于甚微，而其祸乃至于不可解。穷荒绝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费财力以事无益，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不仁哉。[84]

 

最后张居正千万叮嘱：

 

今仗大略抚定，造福于远人多矣。此后惟一务安静，严禁军卫有司，毋贪小利，逞小怨，以骚动夷情，则可以高枕卧治矣。[85]

 

这封尽洒妇人之仁的复函，等于明示放弃援助思个，书载时云南巡抚王凝“心知其远”，按张居正的指示采取“且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86]的守边政策，“驰使止援军”，罗汝芳接令后撤援。

 

思个在“待援未至”的情况下大败缅军，但失去了抓获缅军统帅莽应龙的机会，此终成虎患 。这种貌似达观超然，实则逃避和不担当——此风普遍靡蔓于明朝政学两界——复函，在张居正给戍边大吏的往来信件中比比皆是，今再读让人扼腕。

 

张居正的指示显然与云南前线巡抚的感受严重脱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在上报自己的治边方略中，他认为朝廷西南治边的政策应当着眼于保持诸夷间的力量平衡的大局：

 

阿瓦与猛乃聚兵相攻，事在夷狄，利在中国。猛乃约暹罗以敌阿瓦也，为天朝也，顺也。阿瓦挟木邦以攻猛乃也，为复缅也，逆也。倘以祖宗之灵、陛下之福，瓦酋歼于猛乃之手则幸矣。万一猛乃败绩，瓦酋收拾缅党，蚕食内地，此时不先事预防，及至缅骑长驱，如思任发故事[87]，可不寒心。[88]

 

陈用宾以认识到如任由缅方阿瓦人扩张危害更大，而利于猛乃人，再联合暹罗（今泰国）、渤泥国[89]以削弱缅人，这样有利中国。为此，陈用宾提出亡羊补牢之策：

 

臣等业便宜选智略之士，由便道往猛乃，及暹罗、渤泥诸国订之并力灭缅之日，不靳裂地而封，再谕木邦不许助逆。倘瓦酋先得猛乃，即饮马于金沙之江，我兵岂可不行迎逆。然在腾冲，兵不满七千，势必调惯战夷兵，少亦当以二万为率，则当用二十万饷，滇力竭矣。乞敕户工二部，权于附近粤西、四川两省各借十万金备缓急，庶能不致临敌而呼庚癸也。随该兵户二部会覆两省，各量借五万两。如绝用夷攻夷，原银随即解还。倘有内犯情形，飞檄前来，再为酌处。惟是猛乃归汉，为我藩篱。彼所必争，我所必救。调兵聚饷，相机征剿。一面宣谕猛乃连属各夷竭力堵截，一面严趣木邦协力从征，一面移会两广督臣檄行暹罗、渤泥、占城等国并力灭攻瓦酋。荡平，升赏裂地，俱所不靳。如或瓦、猛俱各罢兵，亦须整顿士马，加意留防，固不可挑衅以启戎心，尤不可玩冠以贻后患。[90]

 

由于作为阻止缅军北上的主要屏障麓川国的覆灭中国西南边疆主要屏障的坍塌，陈用宾的修补政策已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缅军入侵蛮莫，土司莫思化求救。明军参将吴忠显杀缅将丙侧，缅军“击走之”[91]。《滇略》云：“是时边威稍振，诸蛮皆从缅入贡[92]。二十六年，孟养亦弃缅来归。”[93]当年“车里、老挝、耿马、孟养等各入贡”[94]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莽应里的弟弟良渊侯向北扩张，进攻孟养，为明军击退。

 

此事坚定了孟养和蛮莫土司对明廷的信心，“时思化之子思正与思轰结为唇齿，据金沙江共抗缅”[95]。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缅军出动十几万军进攻蛮莫。蛮莫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救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北攻期间，从1584至1593年间，缅甸对暹罗连续五次发动但遭到失败的侵略战争，1594年，陈用宾“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96]。自1596年始，暹罗军队开始反攻，缅南受到暹罗“复连岁攻缅，杀缅长子莽机挝，古喇残破”[97]的打击，这迫使缅甸“自此不敢内犯”[98]。

 

今反视之，明廷失去孟养致使缅甸“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99]，当时若没有暹罗（今泰国），则中国西南防线必将出现大幅北退。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是，尊重中缅交界地带诸邦特别掸邦的特区地位和保持泰国、老挝与缅甸之间的稳定平衡，对中国西南稳定意义重大。

 

缅军兵临城下而城中守军不足，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又演“驱虎喂猪”的把戏，杀思正[100]，并残忍地将思正的一只胳膊呈送缅军[101]。云南巡抚宋兴祖[102]是戍边大臣中少有的清醒人，他并不认可这种以杀效忠明廷的土司（思正）以讨好缅人的作法，但为照顾朝廷的面子，他也勉强认可这是“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不得已戮思正以雪众愤，驱缅兵以保弹丸”[103]。缅军复占蛮莫。蛮莫的失陷引起边将的担忧。当年底云南巡抚宋兴祖从地缘政治上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蛮莫当缅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扰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轹，卒有蠢动，征调何及。[104]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保持可以“悍缅”的地方势力有利于明西南边地的战略平衡及建立其上的明廷控制，反之将会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05]的形势。：

 

昔年思化众议处治，抚臣陈用宾[106]特主容留以悍缅，寻以征缅功授上，同知思化殁而思正内属，仍旧令急而不救则已，且杀之儿为属夷，将必生心，曰内附不保首领土地而附缅得安全，是我连各夷之交而长其敌仇也。臣闻洞酋有猛力者兵强，与思正善出兵，残木邦以牵其内顾，而阿瓦木邦遂疾去以保巢穴。[107]

 

为此，宋兴祖又以婉转批评朝廷“喂猪驱虎”即杀思正以安抚缅军的做法，称杀失思正“不无可惜”：

 

倘思正三日不杀，阿瓦亦去。我有救属夷之名而思正重德，我因内御外忍，不殚力矧，思正部下强兵二三万，足当一面。此事大类杀悉怛谋[108]，不无可惜。[109]

 

宋兴祖认为杀思正以取悦缅方的危害性是深远的，它将造成“折藩篱、弃内附土地人民”，使云南成为“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使缅与我比邻剥肤”[110]的一系列恶果：

 

大率缅夷连兵压境，势甚阽危。有地方之责者谓：何爱一酋，不以保全境，仓卒筹画，惟是杀思正可救缓急。臣何敢以事后议其非。但臣闻阿瓦据金沙江，修造船只，且欲杀洞吾插，乃修往年同天朝杀缅之怨，滇无兵往救，又蛮莫既阻，无路可通，倘所并诸夷尽服缅而为缅用，是缅昔在数千里外，今与我错壤而居得无烦备御者。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当诸夷连合横结之势，或一蠢动则祸中门庭而腾永危，又顺义系缅路后冲，新城兵弱，酋或繇此问道，而蒙化大理危。为滇南计，惟有豫裕兵食，急杜衅孽两端而已。环滇皆土司，有事率调土司兵以夷攻夷也。调之非行粮不行，既行非日粮不养。滇在万里外，奏请必半年乃达。一有缓急，待请饷而后调兵，势已不可为。[111]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云南巡抚陈用宾、宋祖兴等忠臣重臣的无奈之举。无奈的是明廷上下充斥着以张居正为代表的空论议事的大臣，这些人“崽卖爷田不心疼”，对于明太祖确立的积极的“御边之道”[112]及明宣宗确立的“驭夷之法”[113]尽从消极方向理解并被曲解为不担当的托词。

 

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114]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明廷中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团团伙伙”们身上也是合适的。王安石变法结束至北宋亡（1085～1127年），凡42年；张居正改革至明亡（1582～1644年），凡62年。

 

就这样，元代留下的越过今缅甸曼德勒直抵都加山脉西南边疆到明代被迫退至今瑞丽即从东径94º向东退至97º～98º之间——这种边界形势大体延续至今。

 

毛泽东看二十四史时说：“看《明史》最生气，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尽做坏事。”[115]不说西北和东北，只看看西南的边疆治理结果，笔者深以毛泽东的评论为然。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16]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70多年后，缅甸从中国西南方向的附属一跃成为明廷“尾大不掉“的劲敌，天启年间，明廷对西南安边已没信心，留下的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天启七年（1627年），也就是在明亡前的第十七年，云南巡抚洪学痛陈明廷一错再错的治边失误：

 

遐考洪武时，既定云南，我太祖各假名号以示羁縻，其大者为三宣，为六慰。今三宣无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缅甸宣慰司，即缅也；其一车里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养；一曰老挝。尔时，地丑力齐，各自雄长，犹犬牙相制也。即嘉靖初，缅甸为孟养所灭，其酋莽纪岁举族皆死，惟莽瑞体[117]兄弟数人是免，入洞吾寨[118]，供其兵力复仇，日渐强盛，四面吞并，遂成尾大不掉矣。[119]

 

洪学指出明廷自毁长城的恶果甚于造成战国二百年大战乱的“三家分晋”[120],战国前是“晋分之而六者”,现在则是“今合之而一”：

 

以嘉靖末年灭八百；以万历八年掳孟养酋思个，再以十八年逐思远，遂灭孟养；以万历十年掳木邦酋罕拔，再以三十三年掳罕盖，遂灭木邦；以嘉靖间破老挝之揽掌，挝已失东偏，惟西偏仅存，未尽属缅，然亦不通中国。是昔分之而六者，今合之而一，而缅安得不大也。[121]

 

尽管已晚，洪学还是提出亡羊补牢之策，但大明朝廷上下空议国事的学风和脱离实际的政风已将西南戍边信用资源透支殆尽。随着明末的乱局出现，从汉代至元代先辈们在西南边疆开创出的大好局面已一去不返。

 

读史至此，联系昨日西南果敢之乱局 ，为明日计，不能不令人扼腕心痛。

 

 

注释

[1]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2]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3]“麓川”是汉文对傣族联盟国家“勐卯龙”的译写，“勐卯龙”直译为汉语是“大卯国”，因元朝曾在“勐卯龙”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设立过“麓川路”（省之下、府之上的行政区），故将“勐卯龙”（大卯国）译写为“麓川国”。

[4]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页。

[5]“二十七年置缅中宣慰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明史》卷三百十五《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6]“永乐元年，缅尊那罗塔使入贡。因言缅虽遐裔，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诏设缅甸宣慰使司。”《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页。

[7]孟养宣慰司辖境相当今缅甸八莫、开泰以北，伊洛瓦底以西，那伽山脉以东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孟养。

[8]木邦军民宣慰司辖境相当于今缅甸掸邦包括果敢在内的东北部，治所在缅甸兴威。

[9]缅甸宣慰司，即阿瓦王王朝，曾臣属于明王朝，其地在今缅甸木邦以西，孟养以南，曼德勒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

[10]八百大甸宣慰司，其治地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和泰国清迈地区。

马[11]车里宣慰司，其辖地在今老挝境内。

[12]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76~77页。

[13]“（永乐）五年，那罗塔遣使贡方物，谢罪。先是，孟养宣慰使刀木旦与戛里相攻，那罗塔乘衅袭之，杀刀木旦及其长子，遂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那罗塔惧，归其境土，而遣人诣阙谢罪。帝谕礼部曰：‘蛮既服辜，其释不问。’仍给以信符，令三年一朝贡。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长子那罗塔管大甸，次子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罗塔尽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复入小甸，遣人来朝，且诉其情。敕谕那罗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干天讨。六年，那罗塔复遣人入贡，谢罪，并谢赐金牌、信符，劳赐遣之。七年复遣中官云仙等赍敕赐缅酋金织文绮。十二年，缅人来言为木邦侵掠。帝以那罗塔素强横，遣人谕之，使修好邻封，各守疆界。洪熙元年遣内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诏谕缅甸。宣德元年遣使往谕云南土官，赐缅甸锦绮。二年以莽得剌为宣慰使。初，缅甸宣慰使新加斯与木邦仇杀而死，子弟溃散。缅共推莽得剌权袭，许之。自是来贡者只署缅甸，而甸中之称不复见。八年，莽得剌遣人来贡，复遣云仙赍敕赐之，并谕其勿侵木邦地。”

[14]《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0页。

[15]《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9页。

[16]《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1页。

[17]《明史》卷一百六十二《刘球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5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2页。

 

[18]《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2页。

[19]《明史》卷一百六十二《刘球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5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4页。

[20]史称“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对云南麓川宣慰司叛乱出兵征讨的战役，分别发生在1439年（正统四年）、1441年（正统六年）、1442年（正统七年）、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朝经过连年征战，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期间连续发动数十万人的进攻，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21]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22]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页。

[23]“金沙江”，此指今缅境内的伊洛瓦底江。顾祖禹：“大盈江又东南流，绕芒市西南界，陇川西北界，又南而麓川江西南流合焉，并流经孟养宣抚司东境谓之金沙江。江合众流，水势益甚，浩瀚汹涌，南流入缅甸界，阔五里余，经江头、大公、蒲甘诸城而入于南海，盖云南西南境之巨津，又与东北之金沙江异流而同名也。陇川、麓川、大盈、金沙诸川，志皆错杂不可考，今略为是正。”﹝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52页。参阅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7页。

[24]《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25]《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26]《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5页。

[27]《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5页。

[28]《明史》三百十四卷《云南土司（二）·麓川》，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6页。

[29]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30]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31]《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7页。

[32]六慰，又称西南六慰，是明朝在云南边境地区设置的六个较大土司的合称，即车里宣慰司（治景昽，今云南景洪）、孟养宣慰司（治今缅甸莫宁附近）、木邦宣慰司（治今缅甸新维）、缅甸宣慰司（治今缅甸阿瓦）、八百大甸宣慰司（治今泰国清迈）和老挝宣慰司（治芒龙，即今老挝琅勃拉邦）。

[33]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页。

 

[34]“永乐元年，缅酋那罗塔遣使入贡。因言缅虽遐裔，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6540页。

[35]《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36]《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37]《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页。

[38]《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9~6540页。

[39]《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页。

[40]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页。

[41]《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42]《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43]《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44]《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45]《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2页。

[46]参阅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1918年）》（校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65~475页。

[47]安南，古代对越南的称谓，包括现在的广西一带地区。

[48]天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1621年为天启元年，1627年为天启七年，共七年。此后就是明亡国皇帝朱由检崇祯的年号。

[49]《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6页。

[50]《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3页。

[51]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52]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53]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54]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55]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56]蛮莫，土司名。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分孟密北部地置安抚司。辖境相当今缅甸八莫附近地区；万历三十二年地入缅甸。清初曾再度内属，乾隆后又属缅甸。

[57]转引自﹝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08页。

[58]参阅张文木：《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载《中国投资》2015年第6期。

[59]气象记录参见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2～1460页

[60]这些起义详情可参阅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第六节《明末农民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215页。

[6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3页。

[6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3页。

[63]“关白”，日本丞相，此指丰臣秀吉。

[6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8页。

[6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3页。

[66]﹝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8页。

[67]﹝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8页。

[68]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武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9页。

[69]《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70]神护关，故址在今云南腾冲县西北孟卡山上。

[71]万仞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

[72]巨石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息马山上。

[73]铜壁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

[74]铁壁关，故址在今云南陇川县西北。

[75]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清末中英勘定滇缅边界时，这三关被划属缅甸。

[76]何平：《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77]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78]《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79]《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80]《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81]《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82]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页。

[83]《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页。

[84]﹝明﹞张居正：《答滇抚王毅菴论夷情戒多事》，《张太岳集》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85]﹝明﹞张居正：《答滇抚王毅菴论夷情戒多事》，《张太岳全集》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86]﹝明﹞刘文正：《滇志》卷十《官师志·王凝》，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3页。

[87]思任发，原名思任，后因自称“法”（滇王），讹为思任发。明代麓川宣慰使思可发子。承袭父职，初尚能与明朝相安无事，后兼并各部，势力渐盛。正统二年（1437）据地拥众反明，次年攻占南甸、腾冲，曾击败明黔国公沐晟等军。六年，在兵部尚书王骥、定西伯蒋贵等重兵镇压下，势渐不振。八年，败走缅甸，明军再兴师征讨，务求除之。正统十年（1445年）十二月，缅甸宣慰使卜刺浪马哈省将思任发活捉，思任发绝食死。

[88]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942页。

[89]渤泥国，也称“勃泥”或“浡尼”，是东南亚的一个古代小国，位于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北部地区。

[90]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942页。

[91]﹝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页。

[92]“（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缅酋莽应里等进贡方物。”“（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己酉）缅酋莽应里既托孟琏、孟银二土司求纳款，且致方物。”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93]﹝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页。

[94]﹝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38页。

[95]﹝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416页。

[96]《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97]《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98]《明史》三百十五卷《云南土司（三）·缅甸》，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页。

[99]﹝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08页。

[100]“三十年缅攻蛮莫思正奔腾越伏诛。”﹝清﹞师范：《滇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根据清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影印，第138页。

[101]1602年（万历三十年）云南巡抚宋兴祖疏：“臣自入滇，闻蛮莫宣抚同知思化之子思正素勇悍戕，各兵以残陇川，挑动木邦阿瓦连诸夷兵逼蛮莫，思正不敌，驱象携家奔腾越以求我援。阿瓦木邦大兵尾至之，历三宣，越诸关，直抵黄连关，而阵距腾越三十里许。境内大震，副将漆文昌、参将孔宪卿虑州城不保，给思正杀之，我兵取其首。令阿瓦取一膊，此一时济变不得已之计。”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102]宋兴祖，字维杰，四川汉州中江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崇阳县令。万历二十年（1592），由德清知县行取陕西道御使。二十二年（1594）巡按辽东，二十六年（1595）转福建道监察御史，本年巡按贵州，二十九年（1601）巡按云南。  

[103]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104]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10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106]陈用宾（1550～1617年），字道亨，号毓台，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

[107]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108]这里说的是吐蕃国维州守将悉怛谋降唐后又被送回而惨曹杀害的事件。唐宝历至大和年间，吐蕃两次派使者入朝。大和五年（公元831），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归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纳，收下符章仗铠，另派将领虞藏俭据守。该州南抵江北岷山，西北望陇山，一面是崖，三面临江，吐蕃称之为无忧城，是西南的重地。当时牛僧孺执政，商议让悉怛谋回去，把城也还给他。但吐蕃却诛灭他全族以警戒他人。自此以后的五年，吐蕃派使者来，必有回报。他们所进贡的有玉带、金皿、獭褐、牦牛尾、霞毡、马、羊、骆驼等。参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列传（下）》，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八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2页。

[109]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页。

[110]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页。

[111]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941页。

[112]“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若专务穷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壬子条。

[113]“四夷非可以中国概论，天地为之区别，夷狄固自为类矣。夷狄非有《诗》《书》之教，礼义之习，好则人，怒则兽，其气习素然，故圣人亦不以中国治之。若中国乂安，声教畅达，彼知慕义而来王，斯为善矣。然非我族类，故其心叛服不常，防闲之道不可不谨。故国家置边圉，简将帅，励兵甲，严守备，使之不能为中国患而已。盖圣人之以天下为家，中国犹堂宇，四夷则藩垣之外也。堂宇人所居，礼乐有上下，藩垣之外草木昆虫从而生长之，亦天道也。夷狄为患，必乘中国之弊。使朝廷之上君臣同德、法度昭明，中国安，兵食足，边圉固，彼虽桀骜，何患之能为？是故能安中国者，未有不能驭夷者也。驭夷之道，守备为上。《春秋》之法：‘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来则怀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穷追之，诚虑耗弊中国者大也。《诗》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可为帝王驭夷之道。”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页。

[114]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

[115]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1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117]莽瑞体，（Tabinshwehti，1516～1550年），古缅甸王国东吁王朝君主（1531年～550年），莽纪岁之子，明吉瑜的继承者，莽瑞体自称为上下缅甸之王。在他与莽应龙的任内再次统一了缅甸。1550年，在外出狩猎时被孟族卫士所杀。史载：嘉靖初孟养宣慰思伦纠木邦、孟密袭缅，杀宣慰莽纪岁及其妻，分据缅地。时莽瑞体时年幼，奔匿洞吾母家，其头领养为己子。既长，据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滨海，与佛郎机邻．古喇头领兄弟争立，莽瑞体和解之。古喇兄弟割地献之，并受其约束，号莽瑞体为“哒喇”。后莽瑞体杀其兄弟，尽夺其地，诸部皆畏服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孟密士舍兄弟争立，诉于莽瑞体．莽瑞体乃纳其弟为婿，改名为思忠，遣归孟密，夺其兄印．明万历元年（1573年），木邦、’蛮莫、陀川、干崖诸部族，悉归缅。明万历七年（1579）尽并孟养地；明万历八年（1580年），云南巡抚饶仁佩遣人招缅，缅不应。明万历十年（1582年）卒。

[118]史载：嘉靖初孟养宣慰思伦纠木邦、孟密袭缅，杀宣慰莽纪岁及其妻，分据缅地。时莽瑞体时年幼，奔匿洞吾母家，其头领养为己子。既长，据其地。

[119]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3页。

[120]“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公元前453年，晋被赵、韩、魏三家所分，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晋君成为附庸。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候。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121]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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