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是文化主权的一种排他性。华，对应的是夷。海内海外，讲的是疆界，讲的是地缘政治，海外是外，海内是中，便有了中和外的概念。华，侧重的则是指文化层面的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中心优越感。通俗的说，华就是文明人，是褚夏是九州之民。那么夷，就是蛮夷了。指不文明不开化的野蛮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扮演着世界文明中心的角色，所以，华夷之辨和华夷之防，也一直强调了几千年。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文化礼义作标准。

　　然而，满清统治末期，中华被列强掠夺，民族虚无主义，毁掉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进而也毁掉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导致中华人民产生文化自卑，从语言到习俗，从教育到审美，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华夷之辨的颠倒。买办们，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收集全世界文化文化垃圾的垃圾场。只要不是自己的就是好的，只要跟华夏沾点边的东西，都是臭的，落后的，都是有罪的。华夷之辨颠倒了近百年，中国对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思想都有了全面的认识，对比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在世界各国的实践结果，中西理论的较量结果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因而，我们先从产权理论来进行华夷之辨。

　　一、西方产权理论并不适合中国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比非国有企业更低，并且民营化总是有效的（Megginson & Nettter，2001；Diankov & Murrel，2002），其理论依据大多是以科斯为代表的现代产权理论。科斯定理从交易费用出发，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企业扩张的边界问题，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会产生。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以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来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在产权问题上，科斯则认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或低效。因此，只有有效实现外部成本内在化的产权制度才是有效率的。私有产权下，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由某一特定主体所拥有，因此成本较低。而公有产权下，所有者众多、利益多元会导致极大的外部性从而提升交易成本，因而是无效率的产权形式。

　　西方产权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在我国理论界受到广泛重视和接受，国内不少学者亦认为只要产权清晰，市场经济的一切问题都会影迎刃而解；认为只有实行私有化，把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变为私有产权，经济才有效率，甚至将它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而倍加推崇（刘小玄，2004；胡一帆等，2006；陈琳和唐杨柳，2014）。然而，我们认为把国有经济的一切问题归罪于产权关系是片面的，理由在于：

　　第一，西方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交易成本的大小。他们认为国有产权交易成本高，私有产权交易成本低。所以，把国有产权改制为私有产权是最为经济的。然而，交易成本自身特点内容复杂，不仅包括信息搜集费用、谈判和签约费用，还包括在契约的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以及必须承担的风险等。它表现形式多样，既可以用一定量的货币表示，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交易费用多样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是难以精确度量的。那么，当交易费用难以准确度量时，对不同产权制度的效率比较就缺少了判断标准。同时，以科斯为代表的西方产权理论适用范围很小，需要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现实世界中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尽管也都是以私有产权为前提，但都不同程度地缺乏效率。至于理想的有效率的完全竞争市场，则要求购买者和销售者的购买和销售决策对市场价格没有任何影响，是一种理想化的市场状态，属于理论抽象，现实中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并不存在（萨缪尔森，1999）。可见 ，科斯定理并不一定符合现实。

　　第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以资本为单位，是建立在经济理性人对资本最大化追求的假设之上，其本质是为了维护资本家阶级的整体经济利益，是为了实现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理论基础是经世济民，即为了社会繁荣、百姓安居（管子，公元前645年），是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刘国光和程恩富，20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政治权力的介入和政府引导作用的充分发挥（林志友，2016），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蕴藏了中国经济学自古以来经世济民的宏观目标。具体到经济层面，国家通过在整体性战略层面做出规划和布局，如“五年规划”、产业政策等方式为国民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并适时做出宏观结构性调整，各级政府配合财政、信贷、资本市场、税收等多种手段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在整体上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调控是国家战略作用于微观企业的通道，政府补助、担保贷款、政策性贷款、税收优惠以及土地配给等政府支持形式则是政府调控的具体体现。因而，在经世济民、政府宏观调控的制度背景下，交易费用更加难以量化。

　　第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国企微观效率相对低下的客观原因，并非代理问题，而是由于在转型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宏观定位与西方发达国家是不一致的，与一般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定位也是不一致的。转型期的国有企业，利润最大化并不是其终极目标，作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有效工具才是其重要意义所在。并且，从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后赶超时代“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中心，作为转型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作为过渡期“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在宏观方面是相当富有效率的（刘元春，2001；杨天宇，2002）。但正是由于在宏观布局下，国有企业承担了政府的多重目标，如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养老、社会稳定等，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比如国有企业为发展经济扩大投资规模（程仲鸣等，2008），为社会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吕玮和王伟同，2008），为社会稳定履行社会责任（李维安等，2015）和安排大量就业人员（董晓媛和Louis Putterman，2002）等等，而这些目标并不总是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微观经营效率的相对低效。

　　二、中国产权理论以经世济民为核心

　　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指出，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包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在对20世纪以来的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开药方，这些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些思想中有的思想观点和认识，对于分析和解决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不乏启发意义，但也有不少社会思潮的观点和认识（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严重相悖相离。同时，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1]。

　　中国的天道文化，即天下为公的思想使统治者成为天子的合法性根源就是，让每个人都能生存得很美好，实现万民安康的大治之世。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前秦经典中对产权关系就有诸多讨论。《商君书》、《管子》、《盐铁论》等中国经典古籍中都蕴含着中国先进的产权理论思想。而经世济民一直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核心。管仲提出，国家应该在丰收的时候，大量收购粮食，稳定粮食价格。在粮食欠收的时候，再把粮食以市场价出售。这样国家就能在赚取大量的利润充盈国库的同时，保护了农民，也稳定了物价。管仲把这种宏观调控政策，称为“积之以轻，散之以重”。战国末期，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农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空前繁荣，农业资本家势力强大，甚至篡夺王权，导致“礼崩乐坏”。例如吕不韦，在“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史记》）后，往来行商于各国之间，从“经商”一度演变为“经国”。正是由于私有资本和商品经济的弊端使得中国自古以来有着“重农轻商”治国思想。商鞅变法，便是国家资本对新兴的农业资本家和金融投机资本家的一次全方位沉重打击。秦朝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也是因为商鞅变法使中央收回了权力。为了限制私人资本，管仲指出“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提出“盐铁专营”，核心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依法治国，实现富国强民。

　　汉朝时期，为了彻底剿灭金融资本家，汉武帝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桑弘羊坚持“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反对盐铁私营，理由是私有化会使既得利益者“擅其用而专其利”，形成“一家害百家”的严重后果，通过盐铁官营大大增加了汉朝的财政收入，实现国富民强。可见，由于私人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当私人资本过于强大以致威胁中央时，就会导致国家灭亡，朝代更替。

　　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整体和部分的统一。央地关系协调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强盛、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实现。《韩非子·物权》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自秦朝开始，郡县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取代了周朝的封建制政治管理模式。在周朝，封建制层层分封的弊端日益显著，它导致作为中央的周王室越来越贫弱，而作为地方的诸侯越来越强大，最终中央和地方关系失控，中央被推翻，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诸侯兼并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西汉局部复辟封建制酿成了七国之乱。晋朝复辟封建制，造成了八王之乱。明朝局部恢复封建制，造成了藩王造反和靖难之役和最终的明朝灭亡……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一旦中央弱而地方强，那么国家利益就会受到挑战，人民利益就会被忽略。因此，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毛泽东，1956），这是地方政府一切行动的基础，也是正确处理央地关系的关键所在。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国有产权，保证中央集权下的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回到当代，从世界范围产权改革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作为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政策，在俄罗斯及中东欧等国家广泛推行。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观点之一。然而不幸的是，诸多实施“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国家，却相继不同程度地遭遇了通货膨胀、外债大增、产出下降等严重经济问题。以俄罗斯为例，其原本是第一个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却在1992年以“休克疗法”全面启动私有化改革后，经济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

　　又比如阿根廷，20世纪90年代，在梅内姆上台后，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全面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不仅限于竞争性领域，而且涉及几乎所有战略性行业，包括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有企业，通信、电力、公用事业以及核电站，甚至还有港口、码头、飞机场、火车站等等，最终形成了符合西方所倡导的所谓的规范市场经济经济模式。然而由于大量的外资迅速流入，虽然出现了短期的经济虚假繁荣，GDP快速增长，而最终这种完全依赖外资流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阿根廷的金融和经济完全被美国资本集团所控制，以至于完全丧失了国家经济主权。自2001年陷入金融危机以后，昔日被誉为“拉美粮仓”的阿根廷陷入全国性的贫困、饥饿现象。

　　类似的还有南非、智利、墨西哥等等。如果私有化是最具有效率的产权安排，那么为什么这些转型国家在私有化后经济相继走向衰败？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一直未走“华盛顿共识”道路，而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国家统计局，2010）。到2016年，我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已达到14.8%，稳居世界第二，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综合，居世界第一位（人民日报，2017）。可见，中国的实践证实了坚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在提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前提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法理上，私有产权和国有产权都是明晰的。而市场经济中私有产权对社会利益的最大威胁在于财产占有的两极分化，它会使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而社会财富日益严重的不公平分配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这种不安定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制度将会崩溃，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荣兆梓，2017）。西方的产权理论适应的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要求，维护的是资本家阶级的整体经济利益，绝不能作为我国改革的出发点。主张把国有财产通过股票形式量化到个人，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将我们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性质（吴易风，1995；张尔升，2010）。

　　而另一方面，中国转型期的特殊任务更是进一步决定了国有产权宏观定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社会体制变革决定了国家控制方式的调整和“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国家需要更多地借助国有企业这个中介机制来保证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国有经济具有私营经济无法比拟的规模优势，能够达到社会化化生产所要求的高起点，具有现代企业的主要特征，在维护国家主权抵御国外封锁遏制方面无可替代（于鸿君，1996）。

　　因此，我们认为鼓吹私有化、鼓吹市场万能论的西方观点是一个理论陷阱，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中国自古以来经世济民为核心的产权思想，做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公有产权的主体地位，保证中央集权下的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注 释：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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