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由于他本人身份与影响力，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与问答理所当然备受瞩目，其中关于中国将进一步采取大动作扩大对外开放的内容在国内外经济界激发了广泛的兴奋议论。在我看来，从十九大报告，到刘鹤的达沃斯演讲，预示着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正在步入第三阶段。

从社会形态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特别是对于资源禀赋谈不上充裕的中国而言，倘若不能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负担；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巨大财富和力量之源。正值“人口老龄化冲击”已成社会热门话题之际，我们需要明白，倘若没有开放经济的长足发展，我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可能去议论计划生育造成的劳动力缺口问题，而是还在焦头烂额应对就业机会不足。国内外十余年来主流声音一直是要求中国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次贷危机和近年的“反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性，但我们推行的这种转变不能误入歧途，我们不能把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混同于高度依赖国内资源，“价值形态的低外部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部依存度”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

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但问世于“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现实社会主义开放经济发展又不可避免历经坎坷。作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农业国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之初就不得不直面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份额、没有平等参与的身份，甚至被东西方集团先后实施的全面贸易禁运剥夺了参与国际主流市场的机会。相应地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主题必然是“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当我们的父辈在四面受敌环境中初步建起了大体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我们抓住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稍纵即逝的机会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当尼克松访华前夕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其主题是“以国际市场求发展”，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经济持续增长奇迹。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在全球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二战之后和平年代美国鼎盛时期所占份额（梅新育：《中国抓住了不可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21世纪经济报道》，2016-11-16），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必然相应步入新的第三阶段，其主题是“引领全球化市场”，而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为什么？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在前两个阶段已经极为出色地完成了“李斯特式”的工业化“赶超”任务，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已经不是昔日需要一定保护的幼稚产业，而是已经成熟；不需要继续高度保护，而是需要引入新的更多竞争压力，以求保持其活力。1989年，当我从当时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唯一直属高校——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理工大学）毕业时，中国汽车年产量不过58.35万辆；去年，中国汽车产量已达2902万辆，销售2888万辆，远远超过汽车问世以来便连续把持汽车产量、销量世界冠军百年之久的美国（2017年销售1720万辆）。在此情况下，对汽车产业继续保持以前的保护程度，实无必要，反而有可能导致形成不思进取的利益集团，重蹈明清漕帮垄断南北漕运、沦为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吸血鬼”的覆辙。

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也是因为我们需要扩大利用廉价、高品位的国外原料、能源，以求保持我们国内制造业和其它产业的成本竞争力。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并不充裕的国家，中国工业化成就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国内原料、能源日益丧失成本竞争力，再与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趋势结合，对我国制造业和其它下游产业成本竞争力的打击日益凸显。中国国民经济基础是下游制造业而不是上游资源产业，要保持下游现代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我们就需要尽可能消除上游原料、能源投入成本高出国际市场的部分。

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更是我们引领全球市场的需要。进口能力便是权力，如果没有进入中国大市场的利益，别国有何动机与中国规则接轨？如果没有可能丧失中国大市场的风险威慑，外国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接受中国的裁决？当我们为欧洲、日本等外国跨国公司服服帖帖接受美国司法惩处缴纳数以亿计天价罚款而震撼时，我们需要明白，美国对这些外国跨国公司行事强制权力的基础在于这些公司承受不起被美国市场“开除”的代价。

所以，解放思想，努力抓住这次大幅度开放市场的机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