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7·26”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那么，我们的理论自信从何而来？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韩庆祥教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作用和发展三个基本层面回答了理论自信的从何而来的课题。同时，我们的理论自信还需要不断推进在实践上的理论创新，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文章以《我们的理论自信从何而来》为题刊发在8月19日《光明日报》第2版。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来看，它的形成有其历史基础、时代基础、实践基础、经验基础、理论基础和民众基础。它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有牢固的根，有丰富的源。其历史基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其时代基础，是在和平与发展仍是主题的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践基础，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其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吸收国内外社会主义理论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和提出来的；其民众基础，是说中国人民急需解决温饱、小康即富起来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理论，它具有价值合理性和道义性。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历史必然性、价值合理性和惠及中国人民的道义性，我们有了理论自信的切实理由。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来看，它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科学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词”。中国共产党人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据作出科学决策，并根据科学决策，把“定位—定标—定法”“共建共享共治”作为国家治理的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走向了成功，因为它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进程中，循序渐进地抓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揭示了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正是这三种根本机制和三种根本力量促进中国实践走向了成功。它推动了中国发展，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它引领着世界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由“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飞跃，也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由“理论辩护”到“理论阐释”再到“理论引领”的历史性演进。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不是封闭保守僵化的理论，而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着的理论。它本身就是反对封闭保守僵化的结果，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结果。正因如此，它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能达到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因而对时代和实践具有引领和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它是自我革新且不断自我完善的理论，它勇于自我革命，勇于刀刃向内，勇于补偏救弊，勇于自我完善。正因如此，它能不断纠正其理论中某些不合时宜的因素，不断增加其真理、价值和道义的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批判性，它敢于对一切错误思潮亮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它能把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纳入其中。

（作者：韩庆祥，系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授，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8月19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