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东方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典范和世界革命洪流的真正起源

　　革命、起义、造反、中兴，古往今来，或者古今中外，可谓比比皆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革命大军，数月、数年、十几年、几十年南征北战，从根据地到政权、国号、国度的兴衰起伏，朝代变更，几乎成为中国以往数千年历的政治周期律和历史变奏曲。

　　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巾、黄巢、红巾军、白莲教、天平太平，义和团运动，更不要说，汤武革命、文武王造反，更早期的甚至伏羲、神农、黄帝以前的教而不诛，为其下的兵戈刃，武装斗争所取代。

　　然而，除了黄帝的板桥之战，大战蚩尤于逐鹿，尧舜禹平定三苗，商代夏的汤武革命，文武王的周代商朝，其余的中国几乎所有的奴隶、隶-皂奴、工徒、国人、农奴，农民和人民起义造反，则不是被统治政权与阶级残酷镇压下去，就是变成了新兴的剥削、统治阶层、阶级与集团，用来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每一次人民起义与造反，都或多或少地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和反动制度，或多或少地推动了历史进步。但由少数人专政与统治，转变成多数人的统治与治理，却始终是个遥远的梦想。当然，依照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变少数人统治为多数人统治，只能是产业无产阶级诞生以后的社会历史现实可能和政治信仰。然而，无论是唐宋之变的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说，还是李约瑟中国古代世界科技故乡说，还是谭伟东本人的秦汉中国大一统，自由契约，统一市场-国家-度量衡-语言文字-中央集权主权-郡县地方政体等等的世界东方资本主义说，都表明产业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及其孪生兄弟社会主义，在中国-世界的东方，要早于西方世界将近两千年。

　　不论是《太平经》，还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是多么的天地人和谐，又是何等诱人的人世间平等：“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但最终的结局，基本上就是在开明的所谓“逆取”到“顺守”的转折的所谓“马上得天下与马下治天下”，也就是从暴力战争的武装暴烈夺取政权行为，转变成与民休息，从而阶级矛盾与压迫有所和缓，甚至伴随着所谓治乱变轨的之治、中兴乃至盛世，即从“据乱世”进入“升平世”，进而走向所谓“太平世”，而后却是加速的更加水深火热的兼并后恶劣两极分化（国家或侯国、王国小国兼并，土地兼并，产业庄园兼并，衙门治权范围兼并），和在变形的历史大倒退和残暴统治之恶性回流与循环往复。

　　夏朝五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实则仅仅二百余年。尧舜禹后夏启开夏和康甲乱夏甚至直到夏桀之荒淫残暴，中经汤武革命，又中经武丁高宗七十五年的辉煌（傅说与妇好等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像伊尹之对商汤，吕望之对文王-武王一样），却终极于商纣亡国。文武王似乎被史学界公认为双圣，然而周朝不但开启了分封建国，私家家天下之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而且把夏桀商纣淫乱后宫之败德恶行，变成了堂而皇之地比肩前朝的后宫嫔妃制度与文化。至此以后，中国的家天下，性乱事（史）和性资源同私有制、私有化，竟然同大一统国家、政权与文明制度，在礼乐刑政，乃至《女诫》、《烈女》等贞节牌坊等等的女性心灵与文化意义上，被制度化地建构起来。经过经学和文化中的所谓孝文化和人伦操守，甚至于审美评判，宗法制度和其后从宫廷到王公贵族，甚至士大夫的家庭实则家族豪门贵胄演绎，而成为一夫多妻，淫乱天下的正统文明格式。 

　　权钱色的铁三角联盟与互相交易，成为牢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盟。而德政与德化，德政与德治，道统与道治，礼教与礼治，法度与法治，则成为围绕着这一或显或隐的社会贫富和历史传承的时代装束和皇帝新衣，而一代又一代不断地演进、分化、变奏。

　　当然，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同样也是一种表象，甚至假象。西方的情人制，娼妓制与文化，并不同东方中国的上述联盟有什么本质区别。至于日尔曼文化中的爱情、烈女之忠贞，则基本上并非上流社会的主导，而更多的事实上是其财产制度，嫁妆制，和财富本位的一种制度文化的社会延传和安排。陈寅恪发现了他留学法国式的大量欧洲女子，进修修道院，实则是家里提供不起嫁妆的财产制度之爱情婚姻之牺牲品。献身基督上帝和修道院淫乱是孪生并存现象。

　　家庭与婚丧制度，政权、主权与国体政体结构，财产、财富与货币金融价值尺度与调节手段与方式，社会组织、生产与经营乃至消费单位的制度化构成，田制、兵制、赋税制、官制、学制、话语体系、人文精神，以及知识系统，神话与精神结构，价值观，功名利禄价值取向等等，构成人类历史文化的基本要件。从公开的政治与制度文明宪政，和通行的建构来看，从洪仁轩的《资政新篇》等文件看，太平天国的理论与制度，社会建构，无疑具有相当的开创新局面的创造，但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的堕落，洪秀全妹妹在同另一位的选美花魁女子的争风吃醋的妇道搅局，天王洪秀全们的终极政治主张和行为选择，甚至洪秀全启程上的基督教教义的中国化，统统已经埋下了其失败的祸根。

　　孙中山毕生十一次军事斗争与起义。可谓世上无双的屡败屡战之楷模。而辛亥革命之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总理意志，终于化成了他的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大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其“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等一道，尤被宋庆龄领导的国民党左派之继承，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联合政府》，则走向了完全的新中国三步走的伟大革命之先声。

　　“走俄国人的道路”这是新中国的先辈们的共同体认，和1840以降甚至更久远的无数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终极选择。这一结论，绝非是普通复兴命题的认知与知识话语问题，而是血的灾难性的亡国保种之民族国家社稷存在与否的政治生命宣言。

　　这一政治宣言，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孙中山，但最伟大的理论-思想-战略-政策，及其一切制度、社会文化的最伟大的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是毛泽东。

　　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东方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类文明史的崭新历史阶段和人类历史新纪元。其价值与意义，从劳动存在与境界所显示出来的三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三大主义，体现了人类历史与文明的普世价值与科学存在： 

　　第一、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展示出了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列宁和毛泽东，是人类史上不多见的见微知著，善于捕捉新生事物，在“几者道之微”中，运筹帷幄，从而具有目光远大，见识超强的领袖、导师。共产主义，在劳动观和价值存在意义上，就是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其既不可能是虚伪的雇佣劳动之下的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的自由买卖，即资本与劳动力市场交易，也不是依旧是作为等值等量劳动价值券的按劳取酬的等价交换，更不是奴隶制，封建制作为锁链人身依附下的自由匮乏下的类同牲畜的机械动物存在方式。莫斯科卡山义务劳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巨大的令人震撼的改天换地的主人公、人民当家作主的自发地奉献、牺牲和劳动创造，展示出了共产主义的劳动品格和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可能。

　　第二、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在公有制，甚至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大体上实现了按劳分配，体现出商品价值规律支配之下，劳动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尊严，经济理该应得和社会存在方式。劳动尽管尚未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尽管尚未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大规模的制度化的文化礼乐纲纪下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存在，已经被埋葬。人类文明的伟大的现实存在和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已经若地平线上的太阳，即将喷薄而出，照亮全球。

　　第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趋势。创造、劳动、生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植物和无机世界的最本质特征。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天然的自由存在方式。人类是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里的圣雄和战士。然而，这一最神圣的自由本质特征，在以往数千年的所谓文明史里的阶级社会中，却是以或者赤裸裸的棍棒-皮鞭-锁链下的等同于会说话的工具与牲畜，或者是作为形式等价交换，实则剩余价值付出的雇佣劳动而长期存在。包括所有的严肃的正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与学者，公论资本主义具有贬低人的尊严，但却对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制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有制方式的私有制与市场商品货币经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自由与解放，平等与博爱的价值与故事，被像波普尔、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更不必说浅薄、无哲学思辩能力和头脑的弗里德曼们，完全变成了另类叙说（最近北大的张维迎更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地编了一套完全无视李约瑟的鸿篇巨制的科学研究成果，把西方所谓胜出后的经由其知识产权垄断下的专利说，变成了世界史的时代断代和自由价值叙说。张维迎已经堕落成西方经济学牧师与教父了。只可惜形势比人强，中国当代已经根本不在是莫高山会议时的双轨制，国际大循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物价改革的忽悠时代了）。

　　2008年金融海啸和拉长了若干年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未能成为上世纪市29-33大危机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那样的历史性变局，中-美国的事实存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奇谈怪论的最深刻的历史前在和权贵精英逻辑的现实遗迹。

　　不过，美联储之逆风飞扬反周期政策，扭曲操作，所有其他反周期需求管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在华盛顿共识下的大合流与大合唱，在供给学派的几十年操作下，尽管可以借助货币金融风控操作，不断加强风险琏、债务链，来不断地推迟和缓和经济最终摊牌和灾变，但经济必然王国的铁律，最终和迟早会发挥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1976年或许是人类文明史的大拐点。至此而后到1991年，构成了一个苏东冲击波和社会主义沦陷的历史大悲剧。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后，特别是随着百年十月革命的到来，人类文明大尺度理性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可见。刘强东、马云等对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的领会与描述，尽管不是理论家，政治家的卓越见地，但却显示出形势比人强的历史铁律和法则。

　　四、中国东方世界革命的卓越开启

　　黑格尔是个种族主义者，更是位西方文明的狭隘的非理智的西方理性主义偏执狂。在这一点上，其同马科斯韦伯可谓不分伯仲。黑格尔以歌德作为自己的精神的父亲，但却丝毫没有学到歌德的东方与中国文化之推崇的坦诚的西方智者之实事求是。黑格尔以其大学室友赫尔德林和谢林，及其同代的费希特作为直接的学术友朋与启迪，但其学术的真正鼻祖和导师却是康德。然不幸的是其既未能继承康德的作为同时代一流科学家之才华与品格，又未能延揽康德的完全彻底的自由学术批判精神和永久世界和平的人类情怀。他崇拜拿破仑，将其誉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却没有拿破仑对东方睡狮到东方醒狮的政治、军事洞察力。黑格尔无疑是近代西方的天才与大家。但却骨子里透着西方欧洲人的狭隘、傲慢、虚伪和无知。尽管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庞大的精神哲学体系，并以整体论，历史自然一体观，进步进化论的恢弘，直接启迪，并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的导师，和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之一。

　　马克思在晚年痛下决心学习俄语，根本的指向就是指导俄国革命。马克思的政治直感是惊人的，洞察力是无比敏锐的。

　　列宁曾经对孙中山高度评价。以为辛亥革命不但会改变中国，也会左右世界风云与格局。列宁同拿破仑一样，对中国、东方之潜力与质感，都极为高超。而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大体相近，甚至更胜一筹，在民族问题，东西方问题上，显示出更伟大的胸襟、坦白和气势。事实上，从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直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致延续到笛卡儿、培根、霍布斯、伏尔泰、歌德、康德，即黑格尔以前，西方的智者大师，都没有明显的愚蠢的西方理性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倾向和观念。这固然有西方后起落后之客观原因，也同西哲们的境界、学识、态度有关。经济学创始人，魁奈、亚当斯密等，对中国、东方，不但是客观平和和公正的，而且是推崇敬佩的。

　　西方的偏执狂、无端傲慢，可能主要起自于黑格尔、兰克。其内在心灵、心理原因，肇自于科学不诚实和西方伦理、教化上的内圣外王境界之缺失，乃至民族认识论和价值取向上的缺德，而西方学者的这种自大狂，偏执狂，死脑筋似的自恋，在客观和历史轮回的大尺度上，又是同其后起暴发户，历史大尺度长时段积累、沉淀不足，历史教训不足有直接关系。

　　黑格尔晚年已经对西方理性主义发生质疑和开始了深深的担忧。其中个由既有客观的又有其同周围人际关系的。他的晚年是痛苦和沮丧的。但他却把世界未来的目的指向投向北美新大陆。世界史的后来运行，似乎大体上证实了他的目光与远见。然而，无论是从无产阶级的武器和心脑物质武器和哲学关系而言，还是从人类命运与未来的光辉灿烂之科学前景来看，马克思的判断、见识、方向与选择，都更加英明伟大。尽管马克思生前，晚年生活大体上摆脱了动荡，不安定甚至贫困交加，其为此而付出了儿子夭折之巨大代价，及其健康寿命，大女儿病故和美丽妻子早逝等代价。

　　为了人类幸福而工作，作为马克思的价值追求，同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形成了高度共鸣。而他们都是在17岁左右就立下宏愿，改变世界而不是纸上谈兵地解释世界，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不是单纯地坐而论道，做名利场上的王者，功名利禄的臣子。

　　十月革命是以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被打破，东西方连接地带俄罗斯大地，人口土地资源大国发生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革命。其接开启、引导、昭示了更加具有世界意义和伟大示范效应的中国伟大革命和史无前列的工业化大推进，现代化大指浪潮，超现代化大探索。

我们的时代，表象特征依旧是剪刀差越来越大。即表现为发展鸿沟，信息鸿沟，财富权力身份鸿沟越来越大。而非缩小。伯南特的新作和北美数据表显示，当今世界的两大国，美国与中国，最大的发达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统统陷入寒门难出贵子的尴尬局面。非但机会不均等，简直上流社会垄断一切，小圈子少数人的世袭罔替，从剪刀差的远远不止工农产品，直至所有制，所有系列纬度的加速放大的两极化，进一步呈现为双城论，三个世界的固化，区域-城市-社会，富人区与穷人里呈现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

泾渭分明，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堕入深渊，双城论的全球展开像是天蓝水清，地肥水美的发达世界，两头受气，不确定性与风险剧增的第二世界，和穷不见底，水深火热之中的第三世界。

　　在传统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之外，真正富有智慧的经济学大家理当发现统治成本，错置成本（错误成本）和道德、道路制度方向成本，战略成本，制度成本等等概念和范畴体系。这些或许更为要紧，更具有经济学基础地位和价值。宏观大成本结构，定价机制与权力，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才权色钱权力结构框架与格局已经界定，则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间的所谓市场配置与商道运作，简直就是小儿科，无非是工程技术，财会稽查，市场营销的讨价还价，锱铢必较而已。时代、历史方位，大尺度长时段基本格局依旧，问题和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东西方连接带。列宁主义的摇篮和诞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就的是落后的农奴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斯拉夫民族的社会主义梦想。而中国，作为历史久远文明古国文明巨国，作为人口大国，东方大国，作为近代甚至总体上更为落后，乃至被宰割，欺凌的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又官僚封建帝国主义三座大山横行，没有任何基础、条件，率先完成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可能在经典马列主义，只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性革命的大潮中，被最后裹挟、拯救的国度，却在二十八年的血雨腥风中，从进军井冈山途中的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确立一整套建军思想路线与学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构人民铁军纲纪军规，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改革和道路选择，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红色政权格局，农村包围城市，边区政府、中华苏维埃，经常争议遵义会议，直达陕北，开启延安新时代，又历经三大法宝，抗日解放，三三政府，土地改革，发行货币，大生产运动，甚至一系列的包括自然研究院与鲁艺在内的几十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而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工业化大推进，扫盲运动，现代科技与大学体系建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鞍钢宪法》诞生与推广，社会主义运动和现代化潮涌，其中向科技进军，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或总路线等等构成了人类史上嫌少的最伟大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

　　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面对颜色革命，和防修反修的内外制度、道路与思想挑战，面对计划经济官僚体制和政治建构下的僵化官僚主义和旧社会的基本价值与依附结构，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奋起抗争，展开了一次绝对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既是一次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大革命。由于当时的社会阶级矛盾与路线、道路，从而政权斗争的激烈程度，经济基础和阶级阵线的尚未若后来和新近的程度，其总体依旧是一次大的演习，并且是准战争下的毛泽东导演的又一次且是最大的一次世界空城计。其比在一生中的数次空城计，规模和效果更加的空前绝後。

　　无论从军事、国防、技术、物质基础、经济等等各个层面，当时的中国之综合国力，远远不足以同时应对、叫板两个超级大国。仅就核武而言，其中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有灭掉中国，而中国会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非仅仅部具有招架之功。但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却以全民皆兵，举国动员，声东击西，不按常理出牌，一举打掉了美苏动用核武抹掉中国，迫使中国彻底沉浮投降的机会窗口。在三弹一星一艇，核工业、航天等重大战略跟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极其巧妙地以道义社会，文化价值制高点，牢牢把握世情，话语的主动权、导控权，在外交大丰收的同时，以小球推动大球，迅速打开中美，中西大门，将一个新中国，同西方世界自主掌控地联系起来。

　　天不假年，设若毛泽东再有十七年左右，即百岁寿享，或者毛泽东的盛年再延续二十年，而非晚年的体弱多病，力不从心，或者像唐尧那样执政90年，则中国现代化终局不可想象。

　　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大问题，和时代主题依旧。其决不是当下中国的七千万到1.45亿的所谓绝对赤贫问题。问题的最直观的历史感的大直觉和大理性在于，倘若私有制下，市场调节能配置资源到共同富裕，那以往历史的几乎几千年的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起义、造反、革命，就属于无的放矢，权力斗争游戏了。那我们先贤前人古人，全世界的民族种族就是无可救药的傻蛋、蠢猪，那人类文明史上万年的历史中，就只有我们这代人顶瓜瓜，智慧超群，聪明绝顶。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资本主义的困境，社会主义的难题，人类的未来，都在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与建设之中。这不是任何人主观设定的想入非非的宏大叙事，而是具有铁律般的自然社会阶级战争与文明冲突的历史法则。在消灭三大差别之前，没有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可能。自由人联合体下的共产主义只能在逆向私有化的共有经济中得以存在、成长和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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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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