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权力再分配和发生在中东的暴力性政治觉醒中，有五个基本事实正昭示着新的全球重组（global realignment）的到来。

第一个事实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实体。但是由于地区平衡中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化，美国不再是全球范围内至高无上的大国。其它任何大国也不是。

第二个事实是，俄罗斯正在经历其帝国退化过程中最新的阵痛阶段。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如果俄罗斯行事明智，最终未必不会成为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欧洲民族国家。然而，目前它正无意义地疏远一些位于其以往广大疆域西南伊斯兰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更不用说波罗的海三国。

第三个事实是，中国正在稳步崛起——即使近来步伐放缓——最终将与美国实力相当，并成为其可能的竞争对手。就目前来看，中国正谨慎行事，以避免对美国构成直接挑战。在军事上，中国似乎正寻求在新一代武器上取得突破，同时耐心地提升其仍旧非常有限的海军力量。

第四个事实是，欧洲现在不是也不太可能成为一股全球性的力量。但是它可以在应对那些关涉全球福祉甚至人类生存的跨国威胁方面，起到建设性的领导作用。在中东，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的核心利益保持一致，并支持美国。欧洲在北约内部的坚定立场对最终建设性地解决俄罗斯乌克兰危机至关重要。

第五个事实是，目前发生在后殖民时期穆斯林中的暴力性政治觉醒，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要由欧洲列强不时施加的残暴镇压所引发的滞后性反应。它融合了一种迟来但被深刻感受到的不公，和一种将大量穆斯林团结起来抵抗外部世界的宗教动机。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内部有着与西方无关的、历史性的教派分歧，最近这些历史积怨的涌现也制造了分裂。

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里看，这五个事实告诉我们，美国必须在全球权力架构的重组中发挥领导作用，使得在穆斯林世界内部爆发和偶尔投射到穆斯林世界之外、以及将来可能发生在过去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的暴力冲突，能够在不破坏全球秩序的前提下得到控制。我们可以通过对前述五个事实进行简要阐释，来描绘这一新的架构。

首先，美国只有组建一个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俄罗斯和中国的联盟，才能有效应对目前的中东暴力冲突。为了使这个联盟成型，俄罗斯必须首先放弃单边使用武力对抗邻国的做法，尤其是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中国也必须矫正以下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在面对升级的中东危机时采用自私的消极态度，将会对它在政治、经济方面实现在全球舞台上的抱负有益。这些目光短浅的政策冲动需要被引导到一个更有远见的视野中去。

第二，俄罗斯正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一发展意义重大，却往往被忽视。沙皇俄国有着多民族的、在政治上顺从的人口，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到了尽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取而代之，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俄罗斯手中。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导致一个由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突然出现，还导致前苏联非俄罗斯的“共和国”正式转变成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正在巩固它们的独立地位，而西方和中国正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利用这个对俄罗斯不利的新现实。与此同时，俄罗斯自身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成为一个作为统一欧洲一部分的、重要且有影响力的民族国家。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对俄罗斯抵御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领土-人口压力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越来越想要消除那些过去由莫斯科强加给北京的“不平等”条约的后果。

第三，中国要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需要持久的耐力，还需要认识到政治上的求快会导致社会的虚耗。近期对中国而言最好的政治前景，是在遏制从中东向外（包括向东北方向）传播的全球性混乱方面成为美国的主要合作伙伴。如果这种混乱没能得到控制，它将蔓延到俄罗斯的南部与东部领土，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寻求与中亚新兴共和国、西南亚前英属穆斯林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尤其是与伊朗（鉴于其战略价值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是中国区域性地缘政治延伸的天然目标。但它们也应当成为中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的目标。

第四，只要地方武装组织认为，它们能在选择性地煽动极端暴力的同时成为领土重组的受益者，中东就不会回到尚可的稳定状态。它们的野蛮行为只能通过越来越有效、但也是选择性的压力来控制，这种压力将以美俄中的合作为基础，反过来也会促使这一地区更成熟的国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埃及）在使用武力方面更负责任，后者也应该成为更有选择性的欧洲援助的接受者。在正常情况下，沙特阿拉伯会是这一名单上的重要成员，但是沙特政府目前仍倾向于扶植瓦哈比派狂热极端势力，即使政府投入到雄心勃勃的国内现代化事业中，这还是会使人们对于沙特能否在地区范围内起到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产生严重怀疑。

第五，对于非西方世界近期在政治上觉醒的大众，应当予以特别关注。长期遭到压迫的政治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这场由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驱动的、突如其来且极具爆发性的觉醒。但在今天的中东所发生的一切，也许只是一个更广泛现象的开端，这一现象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发生在非洲、亚洲甚至西半球前殖民地的人民中间。

在约两个世纪中，殖民地人民遭受大屠杀的规模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所犯下的罪行相比拟：差不多涉及数以十万计、甚至数百万计的受害者。他们在政治上的自我声张被滞后的愤怒与悲伤所强化，成为一种正在浮出水面的、渴望复仇的强大力量。它不仅仅在中东穆斯林世界内部，还很有可能在其它地区存在。

许多数据尚不能确定，但从总体上来看令人震惊。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16世纪，西班牙探险者带来的疾病使位于今天墨西哥一带的阿兹特克帝国的人口从2500万锐减到约100万。类似地，在北美，据估计有90%的土著人口在与欧洲定居者发生接触的头五年内死亡，主要也是由于疾病。在19世纪，大量的战争和强制性移民又使10万人丧生。作为对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报复，英国人涉嫌在1857到1867年间杀死近100万印度平民。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印度农业种植鸦片，随后强制销往中国，导致几百万人过早死亡，这还不包括第一次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直接造成的中国人口伤亡数。在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个人财产的刚果，1000万到1500万人在1890至1910年间被杀害。在越南，最新估计表明，在1955到1975年间有100到300万平民遇难。

就穆斯林世界而言，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1864年到1867年间有90%的当地切尔克斯人口被强制迁移，有30到150万人饿死或遭到杀害。在1916到1918年间，30万土耳其穆斯林被沙俄政府强迫从中亚翻山越岭进入中国，其中数以万计遭到杀害。在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者在1835到1840年间杀害了估计有30万的平民。在阿尔及利亚，经历了1830到1845年的15年内战以及法国殖民者的暴行、饥荒和疾病后，有150万人失去生命，这一数字接近其人口的一半。在它的邻国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把昔兰尼加人赶进集中营，估计有8万到50万人在1927到1934年间死亡。

就最近来看，在1979到1989年间，苏联在阿富汗杀死了估计有100万的平民。20年后，美国在它发动的历时15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杀害了2万6千平民。在伊拉克，过去的13年间有16万5千平民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下丧生。（由欧洲殖民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美国及其盟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导致的死亡人数的差异，可能部分地是因为科技进步使武力的使用变得更加精准化，同时也因为世界上对道义规范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这么快地忘记了这些暴行，和这些暴行本身的规模一样令人震惊。

在当今的后殖民世界，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正在浮现。针对西方及其在穆斯林国家和其它地区留下的殖民遗产的深刻怨恨，使得被剥夺感和自尊心受损的感受有了正当性。塞内加尔诗人大卫·迪奥普的诗歌《秃鹰》，鲜明地表现了殖民地人民的经历和他们的态度：

那时，

当文明践踏我们的面庞

那些秃鹰在它们魔爪的阴影下建造

沾满了鲜血的托管纪念碑……

这些记忆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及以外地区越来越多地被唤起，显示过往对现在仍产生着影响。但这当然无法为今天发生在中东的暴力行为作辩解。

鉴于这一切，对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其他相关的中东实体而言，一条漫长且痛苦的、通向有限的区域和解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对美国来说，需要耐心与毅力来与一些新型伙伴（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并与那些建立已久、扎根于历史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伊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在它的外交政策不再支持瓦哈比极端势力的前提下）共同努力来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地区稳定结构。我们那些曾在这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盟友，仍然能在其中有所助益。

孤立主义者所支持的美国全面撤出穆斯林世界的方案，将导致新的战争（例如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战争，或埃及对利比亚的干预），并且会给美国维持全球稳定的角色带来更深刻的信心危机。俄罗斯和中国可能通过不同但极为出乎意料的方式，成为这种发展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受益者，而全球秩序本身则成为更直接的地缘政治牺牲品。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分裂的、充满恐惧的欧洲将目睹其成员在更强大的三国中寻求保护者，并在可供选择但各自独立的安排中相互竞争。

必须以长远的眼光耐心地引导一项具有建设性的美国政策。这一政策必须促使俄罗斯逐渐认识到（可能是在后普京时代）其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的唯一位置，最终是在欧洲范围内的。中国在中东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应当使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在应对中东危机中正在发展的中美合作关系对于他们塑造并共同增进更广泛的全球稳定的能力，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检验。

替代这一建设性视角的方案，尤其是寻求一条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单方面施加影响的出路，只能导致旷日持久且自我毁灭的徒劳。对于美国来说，这会引起持续的冲突、疲劳，甚至意志消沉地退回到20世纪以前的孤立主义。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意味着重大的失败，使其更可能从属于中国的支配地位。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会与美国，还可能单独或同时与日本和印度发生战争。并且无论如何，中东那些自以为是的、充满狂热情绪的、旷日持久的种族和类宗教战争，会在这一地区内外产生不断升级的流血事件和随处可见的残暴行径。

美国同时作为最富有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全球现实。在20世纪后半期，甚至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之接近。

但是，这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虽然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在短期内匹敌美国的经济金融优势，但新型武器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赋予一些国家与美国针锋相对地诉诸自杀性行动、甚至战胜美国的手段。在不深入推测细节的前提下，如果某一国家突然获得使美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能力，那将宣告美国全球性角色的终结。其结果最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动乱。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政策，确保在两个对美国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中，至少有一个要在寻求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全球稳定中成为美国的伙伴，从而遏制那个最难以预计、但最有可能过度扩张的国家。目前，最有可能过度扩张的国家是俄罗斯，但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中国。

由于下一个二十年很可能成为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更传统和常见的政治结盟的最后阶段，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出反应。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中，由于环境挑战的集中爆发，人类必须越来越多地专注于生存问题本身。这些挑战只有在一套强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才能得到负责和有效的处理。这种国际协调必须建立在战略性视野上，即认识到全球亟需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结构。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沈丽颖摘译、归泳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