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和12日，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下调2%和1.6%，导致人民币汇率跌至2011年来新低。

　　对此中国央行发言人表示，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波动是正常的，对此应客观看待，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维护汇率的正常浮动，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强调“当前不存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基础”。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前后国际间尽管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汇改的批评声音，但较诸以往却明显低调、温和，这和此番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显得有些不那么“配套”。

　　自人民币汇改开始、国际化进程提上议事日程以来，美国一直是逼迫中国汇改提速的主要外在压力，几乎任何级别的中美政府、议会间高层会谈，“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都会自动成为美方对中国的核心要价内容和主要施压方向。

　　应该说，此番在口径上，美国的态度也并未有太大差别。

　　5月27日，美国财政部官员称中国必须“切实推进汇改”才能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6月9日，美国参议院舒默和格雷厄姆致函IMF总裁拉加德，以“中国应对美国政府雇员档案遭黑客攻击事件负责”为由，要求IMF暂缓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一篮子货币;8月11日，美国财政部官员就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调发表讲话，称“人民币汇改进程若发生任何倒退都将令人不安”，并强调美国将继续就汇改问题向中国施压，此后美国财政部官员又重申了类似口径。

　　但相对以往，来自美方的压力不论力度、层级，都显得温和与低调得多。

　　舒默和格雷厄姆这两位资深议员是对华强硬政策的铁杆支持者，仅就人民币汇改话题论，几乎中美间任何一次引发媒体关注的“舆论爆发点”，都会触发其“惩罚性言论”甚至提案。对他们而言，人民币汇率永远是被低估的，也永远是被操纵的，所谓“市场化汇改”不论怎么做、做多少，在他们看来也总是远远不够的。但相对以往，此番两位议员的类似逻辑和论调，显然少了许多附和与共鸣。

　　自中美贸易出现连年巨额中方出超以来，美国政府、国务院和财政部就始终强调“人民币必须市场化”—或干脆说“人民币必须升值”，这一口径同样至今未变。但以往这类口径的严厉程度更甚，奥巴马总统“不能指望人民币一夜间升值20%”的外交辞令已属相对温和，即便如此其潜台词也等于“人民币应该升值20%”;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尽快升值50%甚至更多，以及希望中国制定出人民币升值具体时间表的论调，也不时从美国政府各级高官口中发出。

　　不仅如此，以往发出类似言论的美方高官，包括小布什、奥巴马等历任美国总统，希拉里·克林顿等美国国务卿;去年奥巴马和财长雅各布·卢也都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向中国“放话”。而今年以来，尽管中美关系总体上出现反复，但在汇率和汇改问题上的施压层级、力度都有所下降;5月27日雅各布·卢曾谈及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纳入SDR问题，但用了“人民币一旦承受更大汇率压力将构成对中国汇改真正考验”的委婉语气，而此番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调整，美国财政部仅让一般官员出面表态、施压，且使用了“目前判断此举全面影响尚为时过早”、“将持续关注调整措施会如何落实”等非确定性措辞。

　　以往即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过缓”，美国金融、贸易界和智库也充斥着不满的声音，但此次情况同样异乎寻常，针对人民币汇改和汇率是否仍被低估，美方却出现了不同声音、论调的争鸣。格雷厄姆和舒默这样的“传统论调”固然依旧，但相反的声音也同样令人瞩目，如8月17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在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活动上表示，中国央行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举措“表明中国正向市场化汇率制度迈进”。

　　出现这种“微调”的关键，仍然是美国自身利益改变的结果，尽管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但量化宽松的“放水”式货币政策显然已逐渐走到尽头，华盛顿“借美元汇率下跌舒缓国内压力”的需要，开始让位于通过稳定和强化美元汇率，巩固已见动摇的美元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支配地位之需要，而美国官方对人民币的最大担心，则已悄然从“中国产品出口助推器”转化为“美元统治地位掘墓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朝野各界对人民币汇改、对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的观感和意见，从近乎“一边倒”变成“多元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人民币外交”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通过台面上下的说服和努力，部分美国人士开始愿意倾听“人民币汇改现行节奏、方向，对中美是双赢结果”的中方观点(如果还不能说是接受的话);“人民币被低估”这一曾经在美国被视作“当然正确”的论调，如今也不再是不可讨论的“铁律”了。

　　当然，鉴于中美贸易间的巨额美方逆差仍在，且未来仍有可能继续扩大，美方对人民币汇改的施压也仍会持续，如年内将举行的“习奥会”就可能再度谈及这一话题。但以往“美方施压、中方让步”的“单动状态”，今后可能会发生改变。

　　“人民币外交”取得的最显著突破，恐怕在IMF层面。

　　8月12日也即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幅调整当天，IMF就此发表声明，称此举是“受欢迎的举措”，强调人民币中间价调整不影响人民币是否被纳入SDR一篮子货币的决定，并称赞新的人民币中间价机制“应该会允许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相信中国能够且应当致力于在两三年内实现自由浮动汇率”。稍早前，IMF关于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条件的报告指出，自2010年以来，人民币在国际使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问题上，IMF长期附和美国观点，但今年这一姿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5月26日，IMF报告首次放弃这一观点，称人民币在过去1年间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其币值“当前已不再被低估”;8月15日也即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幅调整后3天，IMF发布2015年度对中国的第四条约磋商报告，重申了“人民币汇率不再被低估”的观点，这等于给此番人民币汇率的显著调整“背书”，并赋予一定国际合法性。

　　中国“人民币外交”在IMF层面上的积极效果也得到国际金融界的关注，如法国兴业银行4月报告中曾预测，今年11~12月人民币被纳入SDR一篮子货币，从而成为更多国家储备货币的概率约为50%，其8月报告中这一预测概率已升至70%。

　　中国“人民币外交”在IMF层面的积极成果和收获，与后者意识到美元过度强势的副作用有关。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解体，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爆发以来，希望以多极、多元化全球货币体系“替代”美元单极的呼声，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共鸣。甚至连许多美国业内专家也承认，过于强势的美元无形中让美元背负过多的责任，一个“适当多极化”的全球性金融货币秩序对美国而言也不无好处;以中国如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人民币理应成为“新多极化国际货币”的一员。

　　不仅如此，IMF和越来越多国际金融人士也日渐相信，“权力即责任”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人民币，承认人民币地位和中国汇改成果，有助于引导汇改进一步向放开中国金融市场的目标迈进，也有助于中国尽快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浮动汇率机制，有助于人民币尽早成为具有完全可自由兑换能力的“真正国际性货币”。赞赏中方在汇改方面的措施和成果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但和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实现汇率自由浮动、自由兑换相比，正所谓所失者小，所得者大。

　　另一个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是，津巴布韦宣布将人民币当作其法定货币。

　　其实这并非一条“新闻”：由于恐怖的通货膨胀，2009年4月津巴布韦政府被迫宣布废除早已一钱不值的本国货币，转而将多种外国货币当作本国法定货币流通，当年被定为该国法定货币的外币为美元、南非兰特、博茨瓦纳普拉、英镑、欧元5种，2014年则增加人民币、澳元、日元、印度卢比4种。近期的“宣布”，一是配合该国重大外事活动的姿态性重申，二是津巴布韦央行开始启动旧津巴布韦元的收兑。

　　人民币被津巴布韦纳入法定货币范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进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作“人民币外交”的一个突破。但这并非中方的主动推动所致，因此过多在意和过高评价是不切实际的;反过来，过于忧虑“中国替津巴布韦背包袱”也显得杞人忧天，如前所述，人民币不过是津巴布韦引入的9种外币之一而已。

　　更应关注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进展。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日前发布的统计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人民币继续保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第六大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地位，今年1~6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支付、外汇交易、银行间贷款中，占比分别达到7.9%、2%、2.8%和2.7%，作为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的占比已超过日元。IMF报告也显示，至今年第一季度末，全球国际新发债券金额和债券余额中，人民币计价国际债券占比分别高达1.4%和0.6%，居全球第六、第八位。尽管基数仍然较低，但和同期其他货币相比，人民币国际化正如IMF《SDR定值方法审查—初步考虑》报告中所言“取得了显著进步”。

　　《经济学人》日前也指出，5年前开始的人民币国际化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人民币跨境结算直到2009年还几乎为零，2014年则已高达22%，全球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之一的央行已近50家，外国人持有中国股票、债券总数已逾2000亿美元。尽管这些数据相比美元还是一个小数字(如外国人所持美国股票、债券总值高达16万亿美元)，且中国金融体系要达到令国际投资者放心的完善、开放和信任度，仍然任重道远，但进步依然是显著的。

　　未来随着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国积极参与的全球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实体化运作，中国“人民币外交”的腾挪余地会更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会更加令人瞩目。当然，国际间也将继续关注中国汇改、金融市场开放和汇率浮动机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等关键问题的进展。这些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人民币外交”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