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哪里来

点击：  作者：王晓霞    来源：北京支部生活  发布时间:2015-08-27 10:59:11

 

【导语】 毛泽东曾经把青年人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能不能把我党我军、我们国家历史上那些最有价值、最有感召力的部分，那些最能凝聚人民、凝聚民族的强大精神元素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

　　当前，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理想信念”?应该怎样认识国际舆论中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诸多问题?不仅是在职党员干部应该搞清楚的问题，也是很多离退休党员干部关注的问题。

　　就这些热点话题，本刊记者专访国防大学“杰出教授”金一南。当时，正值金一南教授主创的1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哪里来?》的同名书籍热销，并荣登2014年“首届中国好书榜单”，话题也是就此展开的。

　　记者：您曾引用狄德罗的话：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事物感动呢?您倾尽心血撰写了一部恢宏壮阔的历史史诗，面对浩繁的历史资料和纵横穿插的线索，最让您感动、或者说也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

　　金一南：是对真理的探索。我想回答长久盘旋于脑中的一个问题：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而对手掌握着一切执政者所能掌握的优势，竟然全盘崩溃，我们党和军队取得胜利的真谛在哪里?随着接触资料越来越多，越加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神的赋予，不是天赐机缘，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探索真理之路。

　　比如，我们常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描述他一生中打过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被描述为“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真正了解了那段经历就会明白：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前进的。伟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的人。遵义会议请回来的毛泽东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是否能发出神一般的预言，而在于是否能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误，迅速采纳正确的意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也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工农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最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中，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所以中国革命具有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富裕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下根。如果不是建立在大城市，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产生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而如果不是分散到贫困落后的山区，红色政权便无法获得充足的给养，红色武装也无法获得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历史自觉，就是从来不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也从来不将自身经验绝对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用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这个党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巨大成功的最大优势所在。

　　记者：您用您的笔再现了那么多尘封已久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写了战争的残酷和牺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您还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一一做了交代，这是为什么?

　　金一南：我说过，写这些事件和人物时，我有一种“神游”的感觉，似乎飘随在他们上面，看着他们在历史舞台上表演威武雄壮的活剧，不仅是载入史册的领导人，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普通人。比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红十军团21师师长胡天桃和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王开湘。

　　1935年初，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浙江怀玉山失败，胡天桃负伤被俘，蒋军悍将王耀武负责审讯。第一次见面王耀武就惊呆了。

　　王耀武后来回忆：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若不是他人指认，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多次交手的红军师长胡天桃。1959年，王耀武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在《文史资料》中记述了当年与胡天桃的那场令他震惊不已的谈话：

　　▼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不知道。

　　王：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

　　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长征中，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2师4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团长王开湘当年34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飞夺泸定桥、强攻腊子口都是他。彭德怀经过腊子口，看见一段50米崖路上，手榴弹弹片铺了满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这位久经沙场的红军宿将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两个月后，王开湘牺牲在另一次战斗中。

　　每每写到这里，我都为这些顶天立地的英雄热泪盈眶。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能复制。像胡天桃、王开湘这样的战将，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难以计数。他们没有活到胜利的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一南：认真了解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历程，才能深刻理解胜利的必然性。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自己的同志。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贺治华出卖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那时，蒋介石信心十足地认定：共产党垮了。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遭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前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接着出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多人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的。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运气和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已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靠运气和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革命最终获得了最为稳固的胜利基础。我们党的胜利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1949年全国解放时，党员人数接近400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世界上哪一个政治团体曾经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领导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产生和集合这样一批为信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记者：社会上有些人借用《告别革命》那本书的观点，认为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不对，甚至连辛亥革命都不应该。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金一南：这本小书我看过，它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持这种观点的人至少有三个误区：

　　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不过是在扮演立于岸边长吁短叹的无聊看客。

　　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骄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能否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

　　第三，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和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战略家克劳塞维兹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按照君主立宪方式走下来，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

　　我常想，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诞生，如果没有八一南昌起义，如果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今天又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至今还得按照别人的喜好选择，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洗礼，这一洗礼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中国人民不仅站了起来，而且也富了起来。这一现实，让“社会主义不能消灭贫困，只能使贫困普遍化”的西方经典论断黯然失色。

　　真正认识与对待中国近代以来的救亡史、复兴史，我们缺乏的是思想的力度。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巨变，都不由自主要否定过去。如果按照“告别革命”的观点去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成了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抛弃的历史，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更使我们居于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这不到200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发生了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伟大的变化又是多少人流血拼搏和牺牲奋斗积累的成果。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论，应该跟上我们波澜壮阔的实践。真正善于认识、善于总结、善于积累，就一定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

　　记者：一位网友在读了《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哪里来?》后留言说：“这本书留给匆忙的我们、物欲的我们、缺乏信仰的我们很多思考，避免走得太快太远后，忘掉了当初我们出发的理由。”这条留言给人启示：我们党和国家的精神财富需要传承下去。您对此是否有更多的思考?

　　金一南：挖掘和传承这些财富，也是我当初要写这段历史的初衷。一位研究生曾来找我，请我在书上签字。他递过来的就像一本已经看过多少年的旧书，书边磨破，页码卷曲，几乎每一页都有红笔、蓝笔，钢笔、铅笔印记，多处页码的书眉处还写着密密麻麻的感受。他站在那里，几分腼腆、几分自信地对我说：“可能没有人把这本书看得这么细。”

　　我自认为，《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哪里来?》揭示的就是信仰的力量。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一书中说：力量有三种基本形式：暴力、财富和知识。但托夫勒忘记了还有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贯穿所有现代力量的力量：信仰。

　　同样是德国人，你说是马克思有力量还是希特勒有力量?马克思困窘时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希特勒却几乎横扫整个欧洲。后来，希特勒的力量像冰雪融化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克思主义却改变了多少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仍对世界产生着重大影响。

　　统辖思想的力量，就是信仰。我想，《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哪里来?》不仅是对过去的重温，更是对未来的呼唤。那位网友说得很对，我们永远不能因为匆忙、因为物欲、因为不信、因为太快太远，忘记了出发的初衷。

　　去年4月，我去了南沙群岛。即将登上永署礁的那个晚上，应官兵要求，我在军舰的后甲板给大家讲了一课。甲板上坐着的，是马上就要登上礁盘、完成数月艰苦执勤驻守任务的海军官兵。我讲苦难与胜利是军队武德的来源，讲新世纪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讲西藏边防乃堆拉山口一声“报告首长”嘴唇就开裂流血的战士，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边境团场有一位天天早晨一人升国旗的农工。我问听课的战友也问自己：我们内心每天升起的，是否也是一面祖国的旗帜?

　　编队指挥员提议，由我带领大家连呼三遍“祖国万岁!”当时真是全场振奋，带有青春气息的强烈声波在漆黑的夜晚向远方荡漾。那是个十分寂静的海区，周围没有一条船，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听到我们呼喊。但我不怀疑，这呼声会深深印进守礁官兵的心中。那是一个巨大的让人热血沸腾的青春气场，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

　　毛泽东曾经把青年人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中国在高速发展，社会在日益进步，一代一代人在迅速成长，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把我党我军、我们国家历史上那些最有价值、最有感召力的部分，那些最能凝聚人民、凝聚民族的强大精神元素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