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年近古稀，行将出局的老人我想在这个群里发一通不识时务的傻瓜话：制造学术影响力固然重要，但确立正确的学术研究方向可能更为重要。根本方向错了，南辕北辙，今天的辉煌可能就是明日的耻辱。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影响力谁人能及?但十年浮华，一朝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股以私有化为时尚的思潮，我认为财大学者们不要随波逐流，否则图名于一时，贻祸于一世。影响力越大，祸害越严重。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白纸黑字：“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神圣，且为真理，这几行字是中国亿万人民百年探索的结果，可谓字字千钧，上合天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下合民意。

　　私有化主张(以私营经济为主体)恰好与其完全对立的。是否违宪，我不敢妄言；但作为学者，不应违理；作为有良知者，不应有违民意。财大的真正影响力来自众醉我醒，而不是随波逐流。扎扎实实地研究新常态下出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定的基本方针路线分析其来龙去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略对策。这才是正确的学术方向。

　　中国经济学界非常不正常。一些自由派学术权贵与自由派官员权贵(如仇和之流)相互抬轿唱戏，形成了垄断经济学界的自由派权贵集团。主张消灭社会主义，实行私有化的言论居然成为其“主旋律”。他们沉浸在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一般均衡”的自由市场理想状态的乌托邦幻想中(连阿罗、德布鲁都认为这种一般均衡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自己以为找到了中国的救世真经。于是乎以挑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为勇，以嘲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乐(客观地说，在这个问题上财大经济学算是最开明的了)，以蔑视基层民意为傲，以鼓吹私有化与自由化为业。

　　记得几年前，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财大豪生大酒店里举行的上海市经济学学术年会主题报告。其明知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寡头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陷入国难民灾。然而陈大人却竭力鼓吹在中国推行俄罗斯版的私有化方案，却矢口不提“俄罗斯”一词，简直把听众当作无知的傻瓜，而台下的傻瓜听众却因其来自“耶鲁”而奉为西天降来的神明，没有一人敢于出来反对(包括作为傻瓜之一的我本人。当时看在财大对待客人的份上，我当时再三犹豫而沉默。现在我对此后悔不已，责骂自己是懦夫。所以今天不当这个懦夫了)。

　　这个场景，与“皇帝的新衣”的情境有何区别？维护这种“皇帝的新衣”的荒唐局面的手段，就是回避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如陈志武就不敢提俄罗斯。你和他争论，他会把话题绕得老远，回避你的争论。然而继续他的鼓吹。这种不顾事实、不讲道理的鼓吹，依靠自由派学术权贵与自由派官员权贵相互撑腰而显得似乎是“真理”，迎来羊群效应式盲目喝彩，形成了诚实的人们对自由派敢怒而不敢言的“皇帝的新衣”状态，导致这帮人士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中华大地的主宰，中国人民的救世菩萨。

　　然而这一套主张真理何在？讲实在话，尊重现实的人很容易看到：

　　第一，私营经济主体化必然导致关键行业垄断在私人手中，因为当今生产力条件下，世界上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关键行业不是垄断行业，不是私人寡头垄断就是国家垄断。所以私有经济主体化必然是私人垄断集团掌握了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命脉，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第二，土地是不可自由流动的资源，其中大量是公共资源，天然不适合市场化。特别是在今天货币流动量极其充裕，亿万富翁比比皆是的情况下，土地市场化必然导致少数富人对国土的兼并，有钱人买下一个乡、甚至一个县都不是难事，最后通过倒腾贩卖，结果必然是少数地主垄断土地。广大民众甚至各级政府的生存空间将被少数富人所掌握，我们将回到怎样的时代!!历史上土地兼并从来都是民众揭竿而起的直接导因。

　　第三，金融自由化，在国内必然导致人民大众的血汗钱最终落入到金融寡头的口袋，而在国际上必然导致国际游资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掳掠一空。1997年发生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金融风暴，给人们的教训还不够吗?是不是非要中国人民也来承受一次不可?真的不理解自由派经济学权贵们的心里的小九九到底是什么。你有多大的能耐，能够担保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可以免此一劫吗?

　　习大大说的好：“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一心要消灭社会主义的私有化，正是这个颠覆性错误。衷心希望财大的学者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既定正道，确定自己的学术方向。

　　说老实话，在今天自由派权贵呼风唤雨的时代，我说上面的话，会招来很多是是非非。年及古稀，这些是是非非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你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不懂事的“小孩”，说了“大人们”觉得不该说的真话而已。

　　附文：

　　鲁品越评自相矛盾的田国强

　　再次请教田国强院长：您的长文主张“促进现实市场经济向亚当·斯密、哈耶克、阿罗-德布鲁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进一步逼近，从而带来运行效率显著提升。”而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是完全竞争市场，阿罗-德布鲁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中，是没有股市、没有寡头垄断、更没有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货币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便利生产和交换的进行”，科斯的理想市场是产权明晰与交易成本等于零的市场(由于公共领域的存在，由于产权明晰本身需要耗费巨额交易成本，科斯实质上证明了这种理想市场不可能存在)。

　　而田院长同时又主张中国要“三化”：

　　一是民营企业主体化(实质上就是私营企业主导国民经济命脉，因为田院长反复强调国有企业与政府不能主导)，实质上就是要建立巨型的私人垄断企业，否则无法起主体与主导作用，无法适应现代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这恰恰与田院长本人主张的“促进现实市场经济向亚当·斯密、哈耶克、阿罗-德布鲁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进一步逼近”相背离。

　　二是“土地要素市场化”，在巨额私人资本存在的条件下，最后结果必然是垄断私人资本兼并土地，使整个国家和每个平民都要租用私人土地才能生产和生活，这必然又与田院长主张的“亚当·斯密、哈耶克、阿罗-德布鲁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相背离。

　　三是“金融自由化”，最后必然是垄断的私有金融资本通过种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支配整个经济命脉，与田院长主张的“亚当·斯密、哈耶克、阿罗-德布鲁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彻底背道而驰。理论自身要具有内在一致性，而不能自相矛盾。

　　另外，田院长主张不能“将经济问题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但是所提的经济主张必将使我们与我们的子子孙孙生活在垄断资本、垄断地主、垄断金融寡头的支配之下，这种支配不可能不是政治上的支配，甚至老百姓连话语权都没有，只能听任支配。请问，这叫不叫“政治”？叫不叫“意识形态”？我们发现，受过严密的逻辑训练的田院长，这里又陷入了自相矛盾。

　　第三，田院长既然持如此主张，矢口不提《资本论》对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改革开放有何积极意义(更不要奢谈指导意义)，那么，我和田院长都十分尊敬的前任校长谈敏教授毕其半生研究的煌煌巨著《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必要与田院长一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

　　一个学者，一定要努力实现自身主张的自恰性，同时又要对社会负责。至少我是这多看的。我没有田院长那么多的光环，平头百姓一个，当然没有田院长的话语权，特别根本没有通往中央的话语权。但是我希望拥有这样的话语权要为真理负责，要为子子孙孙的平民老百姓负责。既然田院长所提的主张是事关全体公民的前途与命运，这是让每个人都有话语权才好，谁也不要垄断话语权。我已年近七十，离马克思也不远了，本来不必管这些闲事，安养晚年。但是为了真理，特别是关系到我们子子孙孙、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还是夜不能寐，不说出来，心里闷得慌。言多冒犯，还望海涵。

　　鲁品越于深夜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