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在国际学术界进入衰退和分化时期，而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后现代思潮在今天的中国，犹如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的西方学术界，尚在发展中，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后现代主义毕竟是从西方传来，要让它沉淀下来，使人们认清其本质，总需要时间。尽管后现代主义已是强弩之末，但其影响却不可轻视。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认真剖析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

　　一

　　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主义出现几十年了，其概念至今仍然模糊不清。但有一点基本上已形成共识，那就是“后现代”今天已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是对19世纪后期出现的反理性主义哲学潮流的继承，又在不少方面有所超越。后现代主义不仅在哲学，而且在艺术、影视、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人类学、地理学，以及建筑设计和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都产生广泛影响，在欧美和东方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风靡一时。正是在这个“广泛的全球性文化变迁”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思潮也被一些人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新的文化扩张。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所信奉的“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共识。他晚期的作品主要是关于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使世界特别是人类生存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没有可以理解的真相和本质价值，并认为这是19世纪的主要问题。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概念、范畴和历史叙述等方面，但首先表现在历史观上。

　　具有虚无主义性质的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内核，也是后现代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解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他认为符号、单独的个体更能够反映真实，“解构”在理论层面上可以用于任何学科，历史学自然也包括在内。除尼采哲学外，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也 是德里达解构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海德格尔在述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时，曾提出“拆解”这个概念。他认为，现今存在的一系列概念应在“摧毁”式的拆解之后“重新定位”。德里达的指向较之海德格尔更为宽泛，他反对一切固有的确定性，力主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确信无疑的“真理”、“理性”、“意 义”等，都在“解构”之内。

　　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的导论中，曾谈及“历史著述理论”，这有助于具体理解什么是对传统历史学的“解构”。他说：“我是通过区分以下历史著述中的概念化诸种层面来开始我的论述。它们是：（l）编年史；（2）故事； （3）。情节化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与之相联系，他确立了历史叙述的三种解释模式，这就是“（l）情节化解释，（2）论证式解释，（3）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这三种历史叙述模式在“解构”的使命下，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情节化解释”是指通过鉴别所讲故事的类别，来确定故事的“意义”。如果史学家赋予它悲剧的情节结构，就按照悲剧的方式去解构故事，反之，喜剧亦然。所谓“论证式解释”，是指“形式的、外在的或推理的”论证式解释，“论证”是对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一种解释。至于“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指史学家为“理解现实”所假设的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2004年《元史学》中文版出版时，海登·怀特在《中译本前言》中写道：“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 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象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近年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 体的历史学处理”。不难看出，‘怀特从历史学的视阈下，再次强调了后现代思潮“彻底消解传统”的基本特征。理性主义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统统都不存在 了。

　　否定“宏大叙事”，是后现代史观的又一重要内容。法国哲学家J．F．利奥塔在批判近代以来文化特别是认识论和历史哲学时，通过对“宏大叙事”的批判，而提倡“小型叙事”。他认为，“宏大叙事”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宏大叙事”和总体性、整体化的历史思维联系在一起，又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密切的联系，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特质”。例如历史哲学和历史真理，正是在“宏大叙事”中获得其合法性的。基于此，利奥塔“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于宏大叙事的怀疑”，“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形成的。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它的可靠性，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统一方式，无论它是思辨的叙述还是解放的叙述”。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是一种宏大叙事；正是宏大叙事为所谓“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集权化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我们不再求助于宏大叙事，即我们不再求助于精神的辩证法，甚至也不能求助于人类的解放，以使后现代科学的话语合法化”。任何一种历史观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也是如此，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反映了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诉求。但应同时指出的是，否定“宏大叙事”，对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史学发展无疑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理性主义史学强调的历史叙述中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开阔的历史认识视野、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以及物质生活、财产分配、贸易往来等，都被否定。

　　二

　　当今，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和学界泛起，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有了共同的语言。它们都否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否定人类从蒙昧、野蛮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矛盾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时，强调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深刻的批判，对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说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历史唯心主义更多地从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中表现出来，那么历史虚无主义秉承后现代主义历史观，联系到具体的历史进程所表现出的历史唯心主义，则更荒谬、更极端。1845年，施蒂纳曾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风靡一时，他的名言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我；“我”是万物的主宰和尺度，一件事的对或不对，由“我”决定。这种主观臆造的、虚幻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在我国学术思想界，历史虚无主义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有人提出在中国“全盘西化”时，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曾喧嚣一时，一些人宣扬“中国的道德，不及西洋”，“中国人无论私德公德都不好”；“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 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30年代，这些论调虽遭到批判，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停顿下来了，历史虚无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在热烈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等问题时，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六集电视片《河殇》成为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作。

　　诋毁、丑化、篡改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是西方大国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表现，我们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法国前驻美国外交官弗雷德里克·马特尔2010年曾著《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这是一部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著作，作者用事实揭示了美国的文化战略以及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背后所隐藏的政治。作者认为，“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这“是通过文化与信息的传播来赢取新的地区影响力而展开的战争”。有论者据此提出：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制定并实施以确立自身全球霸权地位为目标的国际文化战略的几个国家之一。今天，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文化，这是美国精心策划并在不断调整其国际文化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而形成的。在此期间，美国同时发动了针对苏联的“文化冷战”、针对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冷战”，并大获全胜。基于上述事实，我们在充分认识美国文化已经覆盖了国际文化版图大片疆域这一现实的情况下，来认识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历史观及其影响的本质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今天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近代以来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相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一区别主要是时代的特征决定的，即冷战结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面临严峻挑战；在所谓“国际意识形态终结”的谎言下，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扩张政策有越来越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当今中国的社会思潮多元并存、相互激荡，广大群众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社会思潮的影响，如后现代思潮即是其中之一。

　　三

　　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以及对历史过程“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代之以形形色色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碎片化，就产生了许多奇谈怪论，诸如中国文化先天不足，需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缺损”；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理，甚至有功；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如改良；中国当务之急是“补资本主义的课”；以“重新评价”、“理性思考”为名，对历史人物进行是非颠倒的 翻案等。中华民族有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致力于 推翻“三座大山”，有9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有6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接近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模式，有3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漫长的5000年，还是短暂的30多年，中华民族创造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它们已经融人中华文明的血脉中。这是历史的主流、历史的本质，任何偏见和谎言都篡改不了。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宗教神学相联系，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犹如教义，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物。联系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观点其实没有什么新意。

　　冷战期间，被西方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57）、《历史主义的贫困》（1961）等著作中，就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教条或宗教式的信念”，是一种“古老迷信的残余”，是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中世纪的神学史观一样，只不过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寄希望于上帝的选民，法西斯代之以特选的种族，马克思代之以特选的阶级而已。波普尔的这种攻击有着十分鲜明的政治指向，他对此没有任何隐瞒，正如他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题词中所言：本书为“纪念各种信仰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波普尔的旧调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重弹，使人们更加警醒，进一步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